经济社会秩序的延续与变动
在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农业构成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乡村农业人口超过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地主土地所有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租佃制广泛流行。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普遍租种地主的土地，采用分成租佃制，缴纳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自19世纪初以来，埃及的农业经历剧烈的变化，棉花取代谷物成为埃及农业的典型作物，埃及随之由“地中海谷仓”演变为欧洲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地，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模式逐渐衰落，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依然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耕作技术，农业生产呈缓慢增长的趋势。30年代，埃及政府增加农业投资，兴修水利，1930—1938年累计进口化肥380万吨，主要农作物棉花、小麦、玉米、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农业生产首次超过1900年的水平。[86]30年代中期，主要农作物棉花的播种面积达到170万费丹，年产量达到50万吨。[87]进入40年代，埃及的农业生产再次处于停滞的状态，直至1952年未能恢复到30年代的水平。1939年，主要农作物棉花播种面积162.5万费丹，产量869.2万坎塔尔，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5.35坎塔尔；小麦播种面积144.6万费丹，产量889.2万伊尔达卜，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6.15伊尔达卜；玉米播种面积154.8万费丹，产量1088.8万伊尔达卜，单位面积产量7.03伊尔达卜；水稻播种面积54.7万费丹，产量95万达里巴（1达里巴折合2伊尔达卜），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1.74达里巴。相比之下，1952年，主要农作物棉花播种面积197万费丹，产量992.2万坎塔尔，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5.04坎塔尔；小麦播种面积140.2万费丹，产量726万伊尔达卜，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5.18伊尔达卜；玉米播种面积170.4万费丹，产量1057.1万伊尔达卜，单位面积产量6.3伊尔达卜；水稻播种面积37.4万费丹，产量53.6万达里巴，单位面积产量每费丹1.48达里巴。[88]农业的落后状态，明显制约着埃及经济的发展。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权的剧烈变动，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与地权的变动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土地所有制无疑是遏制乡村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重要手段，土地所有制的非国有化倾向则是导致地权转移、土地兼并和加剧乡村贫富分化的深层背景。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国家控制土地和农民，地权的分布状况相对稳定。自19世纪中叶开始，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衰落。1882—1922年英国统治的重要历史遗产在于私人土地支配权的强化，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现象随之不断加剧。1936年，埃及的耕地面积584万费丹，地产所有者240万人。其中，不足5费丹的小地产总面积184万费丹，5—50费丹的中等地产总面积175万费丹，50费丹以上的大地产总面积225万费丹。与此同时，面积不足5费丹的小土地所有者224万人，面积5—50费丹的中等地产主15万人，面积超过50费丹的大地产主12420人。[89]1939年，1.2万户土地超过50费丹的贵族拥有全部耕地的40%，地产不足5费丹的贫困农民264万户，超过90%的农户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3费丹。[90]1950年，埃及全部耕地约600万费丹，拥有耕地者为276万户，其中地产超过1千费丹者约190户，占有耕地近50万费丹，地产超过2千费丹者61户，占有耕地近28万费丹。另一方面，地产1—5费丹者60万户，平均每户占有耕地2.14费丹，而地产不足1费丹者近200万户，平均每户占有耕地0.39费丹。[91]另外，约有100万户无地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1952年，占地产所有者总数2%的大地产主拥有全国耕地的50%。[92]6%的大地产主拥有65%的耕地，其中王室家族成员拥有土地约60万费丹。[93]1917年福阿德国王即位时，王室地产只有800费丹，1936年去世时增加2万费丹；1952年法鲁克国王（1936—1952年在位）退位时，王室地产超过10万费丹。[94]另据资料统计，1952年革命前夕，王室地产占全部私人地产的2.4%，面积超过200费丹的私人地产占全部私人地产的21.0%，面积超过500费丹的私人地产占全部私人地产的12.0%，面积超过2000费丹的私人地产占全部私人地产的3.6%。[95]埃及的大地产主要是面向市场的棉田，尼罗河三角洲是埃及大地产的主要分布区域，地产集中的程度明显高于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上埃及。[96]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和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决定了地主阶级在埃及乡村的统治地位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影响。
自由主义时代，传统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新兴经济成分和社会势力相对软弱，在外地主构成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即使新兴的资产阶级亦大都出自地主阶层，往往兼有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双重身份以及明显的保守倾向，而法鲁克国王则是埃及最大的地主。1924—1950年，地产超过100费丹的议员约占议员总数的45%～50%[97]；此间，地主长期操纵议会和内阁，左右国家的政治生活。所谓的宪政制度和议会君主制，其实质在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农民作为依附于地主的弱势群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无缘分享国家权力。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对抗日趋尖锐，农民反抗地主和国家的暴力活动频繁发生。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人口继续呈迅速增长的趋势，而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1900年，埃及人口970万，耕地面积687万费丹，人均耕地0.69费丹。1915年，埃及人口1200万，耕地面积765万费丹，人均耕地0.62费丹。1935年，埃及人口1500万，耕地面积854万费丹，人均0.54费丹。1949年，埃及人口1900万，耕地面积913万费丹，人均耕地0.48费丹。[98]换言之，1900—1949年，埃及人口增长100%，而耕地面积增长50%，耕地的增长明显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主要农作物的人均产量下降40%。[99]人口的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扩大的相对滞后两者之间矛盾凸显，工业化成为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摆脱贫困状态的必要途径。
埃及的现代工业缘起于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的新政举措。然而，19世纪埃及的现代工业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传统手工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73年埃及的传统手工业从业人员约10万人，占当时埃及劳动力总数的6%，主要从事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其中三分之一的手工业者分布于开罗和亚历山大。相比之下，现代工业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数量微乎其微。西方的冲击尚未明显改变埃及的工业生产结构，西方工业品的消费对象局限于社会上层，传统手工业依然具有广阔的市场。1907年，埃及的劳动力总数约为580万，其中非农业劳动力50万，绝大多数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现代工业企业不超过40家。[100]另据统计，1907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68.3%，工业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8%。[101]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经历艰难曲折的工业化进程。米绥尔银行创建于1920年，旨在发展埃及的现代民族工业。米绥尔银行最初创办的企业，包括1921年和1927年投资兴办的两家纺织厂、1922年投资兴办的印刷厂、1925年投资兴办的灌溉公司和电影公司。30—40年代，米绥尔银行投资兴办的企业包括航空公司、航运公司、保险公司、旅游公司以及数家纺织厂。[102]1930年，埃及政府取得关税自主权，颁布关税法，将进口工业品的关税由8%提高为15%～25%。[103]此后数年，西方诸国强加于埃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亦相继废除。埃及现代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现代民族工业企业的数量，1927年7万家，1937年增至9万家，1945年达到13万家；现代民族工业企业雇佣的劳动力，1927年22万人，1945年达到46万人。[104]1919—1939年，埃及国内的工业投资增长3倍，商业投资增长10倍，进口工业品则呈下降趋势。[105]1937—1947年，埃及的产业工人总数从24.7万增至75.6万。[106]1938—1951年，埃及工业产值增长138%，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107]尽管如此，埃及的现代民族工业毕竟起步较晚，生产规模有限，且主要局限于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投资基础工业者寥寥无几。据资料统计，1947年，埃及共有工业企业31.5万家，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雇用劳动力不足10人；在雇用劳动力10人以上的3346家企业中，2773家企业雇用劳动力10—49人，占全部企业的83%，512家企业雇用劳动力50—500人，占全部企业的15%，61家企业雇用劳动力超过500人，占全部企业的2%。[108]1950年，埃及的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工业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0%。[109]直至1952年，埃及国内资本的主要投向依然是购置土地，工业投资明显落后于农业投资。充足的乡村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和工业的不成熟状态，是影响埃及国内资本投向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无疑导致埃及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然而，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现代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包括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势单力薄，尚无力与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分庭抗礼。
宪政制度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
20世纪初，民主、科学和工业化成为民众追逐的时尚和潮流，埃及社会呼唤着政治的变革。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取代埃及传统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以代议制政府取代君主独裁，被视作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选择。宪政、民主、人权的政治理念从西方传入埃及，由此开始了埃及政治发展的崭新阶段，埃及的政治现代化随之进入现代政治模式与传统政治模式激烈抗争的历史时代。
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在于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政治原则，自由和人权构成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议会制和普选制则是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经典模式。自由主义时代，宪法、议会和政党政治在埃及初露端倪，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移植成为自由主义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然而，西方现代的国家制度根源于西方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是西方经济社会变革的逻辑结果，与资产阶级之登上历史舞台和问鼎政坛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其实质在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传统社会势力操纵政治舞台和垄断国家权力的否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工业化进程步履艰难，现代经济成分初具规模，新兴的资产阶级羽翼未丰，不足以与传统势力角逐政坛和分庭抗礼，在外地主构成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埃及民众的权利源于君主的恩赐，所谓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尚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徒具虚名。宪政运动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历史缺陷。英国的长期占领，亦对埃及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加之殖民统治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了现代政治模式在埃及的扭曲状态。宪法的制定以及多党制、普选制和议会制的政治形式，并未给埃及带来真正的政治民主。
尽管如此，宪政运动的历史实践和宪政制度的初步建立毕竟标志着埃及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自由主义时代宪政运动与宪政制度的政治模式，无疑是埃及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构成埃及政治从君主独裁向共和政体过渡的中间环节，其突出特点在于现代政治的形式与传统政治的内容两种因素并存。政治形式与政治内容的明显差异抑或宪政制度与君主独裁之间的激烈抗争，构成自由主义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封建地主和君主政治依然是埃及政治舞台的主导因素，宪法以及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外在形式毕竟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国家权力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因此，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政治模式，尽管具有十分浓厚的封建色彩和相当明显的非民主倾向，无法与成熟的现代政治和发达的民主政治相提并论，却无疑包含现代政治的外在要素，进而形成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长期并存的崭新局面，初露端倪的现代政治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之间的抗争贯穿自由主义时代的历史进程。宪法和议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众参与的现代政治模式，国王随意践踏宪法和解散议会则是极权政治排斥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宪政制度的历史实践。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召开构成宪政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而诸多政党之间的权力角逐则是宪政制度的政治基础。自1907年起，诸多政党相继组建，现代政党政治随之在埃及始露端倪。埃及现代政党政治兴起于埃及民众与英国殖民当局尖锐对立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决定了埃及初兴的现代政党之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丁沙微事件之后日趋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构成诸多现代政党相继登上埃及政治舞台的直接原因，而争取埃及的民族解放和建立具有完整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则是诸多现代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
1907年9月成立的民族党是埃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创建者是马哈茂德·苏莱曼和哈桑·阿卜杜勒·拉泽克，政治领袖是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10]民族党强调埃及人的民族性和民族意识，强调埃及民族是超越宗教界限的统一社会群体，强调埃及民族利益至上的政治原则。在此基础之上，民族党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和土耳其贵族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反对英国的占领，主张依靠埃及民众的力量实现埃及的独立，主张实行宪政以限制赫迪威的专制，进而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民族党反对民众的暴力运动，倡导自上而下的和渐进的改良运动，主张与英国合作以及通过谈判实现独立，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另一方面，民族党主张淡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信仰的差异，崇尚欧洲方式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主张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教俗分离和妇女解放，将伊斯兰教的统治视作保守的象征和落后的根源，表现为浓厚的世俗色彩。民族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埃及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地主、商人和官吏，并未吸引下层民众。克罗默尔称民族党是“埃及的吉伦特派”，下层民众则将民族党视作英国的御用工具。[111]
1907年10月创建于亚历山大的祖国党是具有激进倾向的世俗民族主义政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市民阶层，领导人是穆斯塔法·卡米勒。[112]祖国党支持民族党之强调埃及民族性的世俗主义思想和反对英国占领的民族主义立场，倡导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的广泛政治联合，强调建立包括苏丹在内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独立国家，同时主张实现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和诉诸暴力手段。[113]1908年穆斯塔法·卡迈勒死后，穆罕默德·法里德继任祖国党领导人，祖国党出现分裂，形成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明显对立。祖国党中的温和派成员倾向于支持赫迪威，寄希望于温和的斗争方式，主张通过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谈判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持激进立场的祖国党成员则认为赫迪威只是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工具，主张依靠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和穆斯林民众的广泛政治联合，诉诸暴力手段，实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1910年，祖国党解体，温和派成员退出祖国党。此后，祖国党演变为泛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政治组织。[114]
立宪改革党成立于1907年12月，领导人是阿里·尤素夫。立宪改革党的政治立场介于民族党与祖国党之间，强调赫迪威与埃及民族的共性，主张强化赫迪威的统治地位和在赫迪威的领导下实现社会变革和争取国家的独立。与民族党和祖国党相比，立宪改革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追随者局限于宫廷，人数寥寥无几。1913年阿里·尤素夫死后，立宪改革党退出埃及政坛。[115]
华夫托党始建于1918年，是埃及自由主义时代议会框架内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华夫托党的社会基础是包括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在内的埃及土著乡绅和市民阶层，明显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突厥—塞加西亚贵族，持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华夫托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合法的和非暴力的斗争方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共计举行8次议会选举，华夫托党6次获胜。[116]在自由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人口主体的农民普遍表现为依附于地主的社会状态，乡村地主的支持则是华夫托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胜利的关键因素。然而，华夫托党主要代表中上层社会的利益，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缺乏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剧烈的社会分化以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决定了华夫托党之排斥下层民众的保守倾向。因此，华夫托党尽管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出拒绝与英国殖民当局妥协的明确态度，却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持温和的立场，其内部结构具有明显的非民主性，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举步不前，无意推行激进的改革举措，强调渐进的改良原则，主张通过议会模式的政治运动实现埃及的民族独立和推动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华夫托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代表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华夫托党之所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并非由于其倡导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而是由于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立场。”[117]
华夫托党可谓埃及自由主义时代议会政党的原型；其他诸多政党大都脱胎于华夫托党的分裂，是为议会框架内的少数派政党。自由宪政党始建于1922年，代表大地主以及贵族和知识界精英的政治立场，具有浓厚的世俗民族主义色彩，主张通过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谈判而逐渐实现埃及的独立，反英立场颇显温和，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由宪政党最初支持1923年宪法，曾经与华夫托党建立竞选联盟，反对国王的独裁专制，主张限制君主权力，20年代末期逐渐转向与宫廷合作，成为华夫托党的竞争对手。联盟党始建于1925年1月，是福阿德国王发起创建的御用政党，代表贵族、官吏和高级将领的既得利益，其主要成员大都出任军政要职，时人称之为“国王党”[118]。人民党始建于1930年，是伊斯马仪·西德基与华夫托党角逐议会的政治工具，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萨阿德党始建于1937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业基金会、米绥尔银行具有密切联系，主张埃及的经济独立和工业保护政策，倡导宪政、民主、公民权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正。[119]
工业的初步发展促使工人阶级走上埃及的政治舞台。1899—1910年，烟草、铁路和印刷行业出现最早的工人运动。1919年革命期间，新兴工人阶级构成埃及政坛的左翼群体。工会的建立以及工会领导的罢工，则是工人阶级之力量崛起的集中体现。埃及的工会组织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员主要是非埃及血统的希腊人、意大利人和亚美尼亚人。在1919年革命中，工人开始登上埃及的政治舞台，罢工和示威成为工人表达政治立场的主要方式。1919—1921年，埃及发生罢工81次。至1922年，埃及的工会达到102个，其中开罗38个，亚历山大40个，运河区18个，其他地区6个。[120]1921年，埃及工人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埃及社会主义党，传播费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埃及社会主义党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的诸多世俗民族主义政党，着力攻击资本主义，倡导阶级斗争，支持者来自开罗和亚历山大，其中亚历山大的支持者主要是外籍工人，开罗的支持者主要是埃及人。1922年，埃及社会主义党改称埃及共产党，其基本纲领包括争取埃及的独立、英军撤出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自由结社、制定劳动保护法、土地改革和解放妇女。然而，埃及工业化的缓慢进程，特别是工人的多元构成，制约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会组织大都处于宫廷和政党的操纵之下，成为精英阶层角逐权力的政治工具，或者受到立宪政府的压制，缺乏必要的活动自由。外籍工人与土著工人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难以形成共同的目标和要求。1923年，议会通过法案，严格限制工会活动。1924年，埃及共产党遭到取缔，逐渐销声匿迹。[121]
1924年1月，埃及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华夫托党、宪政自由党、祖国党和独立候选人参与议会席位的竞选，华夫托党获得议会211个席位中的179个席位，扎格鲁勒出任首相，组成第一届华夫托党政府。[122]同年11月，驻埃及英军司令兼苏丹总督李·斯塔克在开罗遇刺身亡，英国高级专员爱伦比要求埃及政府惩处凶手，支付50万英镑的赔款，从苏丹撤出埃及军队。扎格鲁勒拒绝接受英国殖民当局的要求，被迫辞职。[123]福阿德国王随后解散议会，承诺从苏丹撤军，任命持亲英立场的齐瓦尔帕夏作为首相。与扎格鲁勒领导的华夫托党内阁相比，“齐瓦尔的内阁俨然是英国和宫廷手中的橡皮图章”。1925年3月，议会再次举行选举，华夫托党获得46%的选票，自由宪政党获得20%的选票，联盟党获得17%的选票；在宫廷和国王的操纵下，自由宪政党、联盟党以及无党派政界人士组成联合政府，齐瓦尔出任内阁首相，扎格鲁勒当选议长。随后，国王再次宣布解散议会。[124]新政府在福阿德国王的支持下，修改选举程序，实行间接选举，提高选民的资格限制，旨在排斥华夫托党的政治影响，削弱宪政，强化君主地位。[125]1926年5月，议会举行第三次选举，华夫脱党获得171个议会席位，自由宪政党和祖国党分别获得29个议会席位，联盟党获得1个议会席位，华夫托党与自由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自由宪政党领袖阿德里·亚昆出任首相，扎格鲁勒出任议长。1927年8月，扎格鲁勒去世，穆斯塔法·纳哈斯继任华夫托党领袖和议长职位。[126]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历史的突出现象，在于政党政治的形式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宪法的制定和议会选举的实践初步体现着现代模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国王随意践踏宪法和解散议会则是极权政治排斥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政党政治既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亦是君主专制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政治局势长期处于动荡状态，议会屡遭解散，内阁更替频繁，表明宪政制度的脆弱性。自20年代末开始，政党政治基础上的多元政治趋于衰落，宪法名存实亡，宫廷政治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式。1928 年6月，福阿德国王解散议会，任命自由派人士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组成内阁，极力排斥反对派政治势力，取缔宪法曾经赋予民众的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时人称之为宫廷政变。[127]1929年12月，埃及恢复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议会235个席位中的212个席位，纳哈斯出任首相，组成第二届华夫托党内阁。[128]
1930年6月，福阿德国王罢免纳哈斯，解散华夫托党内阁，人民党领袖西德基出任首相，组成新的内阁，宣布废止1923年宪法，解散议会，旨在根除华夫托党东山再起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西德基授意起草新宪法和新的选举法，试图强化君主政治。根据新的1930年宪法，内阁不再对议会负责，改为对国王负责；国王有权决定首相的人选，有权解散内阁和议会；议会法案须由国王批准方可生效，国王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新的选举法实行两级选举制，提高选民的财产资格标准，选民由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改为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议员人数由235人改为150人。[129]“西德基俨然是反宪政主义的象征，西德基内阁成为独裁的政府。”[130]西德基内阁的建立，标志着自由主义时代的宪政实践开始出现重大的转折。宪政制和代议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独裁君主的统治权力急剧膨胀，民众政治与政府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削弱，进而导致国内政治的暴力化和极端化倾向。
1933年9月，福阿德国王罢免西德基，解散1931年选举的议会。1935年12月，国王迫于压力，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和1924年规定的选举程序。[131]1936 年4月，国王福阿德死，法鲁克即位。1936年5月，埃及恢复议会选举，华夫托党获得89%的选票和157个议会席位，自由宪政党获得17个议会席位，人民党获得8个议会席位，联盟党获得5个议会席位，祖国党获得4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16个议会席位；纳哈斯出任首相，组成第三届华夫托党内阁。[132]1936年8月，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政府与英国殖民当局签署协议。根据1936年英埃协议，埃及获得进一步的独立，享有自主的外交权利；英国高级专员改称英国驻埃及大使，英国在埃及的防务改为英埃军事联盟的形式，英国在埃及的驻军局限于开罗、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驻军规模不得超过1万人；埃及军队隶属埃及政府，埃及军队的英籍总监改由埃及人担任，埃及的军事学院招收埃及学员；埃及军队进驻苏丹，埃及政府获准向苏丹移民，苏丹问题留待苏丹人在建立主权国家与沿袭英埃共管两者之间自主选择；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侨民在埃及享有的特殊保护，混合法庭将于12年后即1949年取消，废除以往强加于埃及的不平等条约；英国承诺支持埃及成为国联的成员。[133]此后，埃及政府迫使苏伊士运河公司作出让步，有权任命至少两名埃及人作为运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运河公司每年需向埃方支付30万埃镑的酬金，运河公司的埃及雇员不得少于35%，运河公司有义务修筑苏伊士至塞得港之间的公路。1937年，蒙特罗斯会议宣布废除西方列强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在未来13年中逐步废除混合法庭，即至1949年外国人在埃及享有的法律特权将不复存在。[134]
随着1936年英埃协议的签署和英埃矛盾的缓解，宫廷与华夫托党之间的权力争夺趋于加剧。与此同时，华夫脱党内部出现分裂，纳哈斯将华夫脱党主要成员马哈茂德·努克拉什和艾哈迈德·马希尔驱逐出党；两人遂组建萨阿德党。[135]1937年12月，国王解散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内阁。二战前夕，华夫托党与宫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继纳哈斯内阁之后的马希尔内阁、萨布里内阁和西里内阁均为非华夫托党政府。1939年二战爆发后，法鲁克国王以及非华夫托党领导的内阁均持倾向德国的立场，试图依靠轴心国的势力摆脱英国的控制。“国王任命着一个接一个的首相。这些首相或者同情轴心国，或者表示中立，却无人持亲英的立场”。1941年，首相侯赛因·西里试图中止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旋即遭到国王的罢免。1942年2月，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强迫法鲁克国王委派纳哈斯出任首相，组建新一届华夫托党内阁。[136]此后，华夫托党与宫廷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国王支持的诸多政党由于长期排斥华夫托党而成为纳哈斯政府迫害的对象。华夫托党在野期间极力主张取消军事管制法，重新执政后却利用军事管制法作为排斥政治异己和垄断权力的首要工具，“政治演变为报复的游戏”[137]。与此同时，华夫托党成为英国的战时盟友，其作为埃及反英民族运动领袖的形象不复存在，其在民众中享有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所有的开罗人和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华夫托党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共同反对宫廷，华夫托党的领导人纳哈斯成为帝国主义的政治盟友。”[138]
扎格鲁勒领导的华夫托党诞生于埃及民众与英国殖民统治激烈对抗的特定历史环境，曾经是一战结束后埃及独立运动的核心和埃及民族的象征，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妥协的政治立场博得埃及民众的广泛支持。相比之下，二战期间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依靠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回归政坛，民族主义的立场趋于温和，不再被民众视作埃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政治威望丧失殆尽，驾驭民众的政治能力不断削弱，逐渐蜕变为腐败、专制和特权的象征，进而丧失原有的社会基础，呈衰落的趋势。自1943年起，法鲁克国王与遭到华夫托党排斥的诸多议会政党在立场上趋于一致，华夫托党成为埃及政坛的众矢之的。反对华夫托党的诸多政党组成民族阵线，公开抨击华夫托党的统治导致埃及重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43年2月，华夫托党内部的反对派麦克拉姆·欧拜德发表《黑书》，揭露纳哈斯和华夫托党的腐败行为，指责纳哈斯和华夫托党勾结英国和出卖埃及国家利益，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139]
二战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埃及的政治走向。轴心国军队在北非战役的失败，结束了英国对于华夫托党政府的支持。1944年10月，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政府垮台，萨阿德党领袖马希尔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945年2月，马希尔被暗杀，萨阿德党的新领袖努克拉什继任首相。努克拉什执政期间，以工人和学生作为主体的民众抗议和请愿活动日渐频繁。1946年2月9日，示威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数人伤亡，努克拉什辞职，国王任命人民党领袖西德基为内阁首相。[140]此后，示威活动由开罗扩大到亚历山大和其他城市，示威者与英军发生冲突，工人罢工，市民罢市，学生罢课，英军驻地和西方商号成为攻击的目标。[141]1946年5月，西德基政府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后者坚持以保留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作为条件撤出开罗和亚历山大的驻军，谈判破裂。与此同时，西德基政府实行高压政策，解散政治组织，镇压政治运动，囚禁政治反对派。随后，西德基与英国殖民当局再次举行谈判，双方同意英军在未来三年撤离埃及，英国与埃及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苏丹在名义上隶属埃及国王直至建立自治政府。[142]此后数月，埃及民众强烈要求结束殖民统治、撤走英军和实现埃及与苏丹的统一，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地区举行示威，反英运动愈演愈烈，冲突迭起。1946年12月，努克拉什取代西德基出任首相，开始与英国政府就埃及的主权和国际地位进行谈判，并将相关问题交联合国讨论，无果而终。1947年1月19日即1899年英埃共管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成为埃及的国家哀悼日，民众反英情绪日趋高涨。努克拉什政府在国内实行自由化政策，取消新闻审查，允许政治结社，废除军事管制。然而，在与英国交涉方面，努克拉什政府尚显无力。[143]
1945—1952年的埃及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困扰埃及的突出问题是国王的专制、政党的腐败和议会政治的徒具虚名。华夫托党作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议会政党，一方面致力于驾驭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与英国殖民当局角逐政坛，排斥英国殖民当局的势力和影响，争夺埃及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社会基础而无力弥合埃及国内日渐加深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无意推行有助于缓解国内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因而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华夫托党内部出现新的裂变。华夫托党先锋队是华夫托党内部的政治组织，兴起于二战结束初期，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领导人是穆罕默德·曼祖尔和阿齐茨·法赫米。该组织尽管隶属于华夫托党，却受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倡导较为激进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时称左翼华夫托党。在国际方面，该组织倾向于共产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方面，该组织主张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限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该组织与埃及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1947年，该组织与激进的工会组织、左翼的妇女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组织联合成立全国民众阵线，要求英军撤出尼罗河地区，要求英国给予埃及充分的国家主权，同时反对埃及加入敌视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军事同盟，主张改善埃及民众的生活境况。1947年8月22日，全国民众阵线组织开罗民众数千人举行示威，要求英军撤出埃及领土，导致激烈的冲突，45名军警和38名示威者丧生。[144]
1949年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后，埃及财政陷于危机。法鲁克国王试图组建新政府，华夫托党则因恐惧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活动而被迫让步。1949年6月，无党派人士西里受命组阁，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所有主要政党加入新政府。新政府放弃高压政策，释放政治犯，承诺结束军事管制。[145]1950年1月，举行大选，华夫托党取胜，赢得议会319个席位中的228席，纳哈斯出任首相。[146]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政府致力于埃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兴办医院，改善饮水条件和工人居住环境，启动阿斯旺水电计划，创办工业银行，规定埃及人拥有埃及所有公司51%的股份，组建国有的开罗电力公司，包含工业化、国有化和民族化的初步倾向。与此同时，华夫托党政府开始关注下层民众即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境况，制定劳动契约法、疾病补偿法和物价补贴法，颁布向无地农民分配100万费丹土地的法案。然而，华夫托党面临的最大困难，依旧是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和解决英埃关系。1950年3月到1951年10月长达19个月的谈判结果是，埃及政府于1951年10月单方面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和1899年关于苏丹的英埃共管条约，宣布法鲁克是埃及和苏丹的国王。此后，埃及工人拒绝为英军做工，铁路部门拒绝运送英军物资和人员，海关拒绝清理运往英军基地的货物，商人取消与英军签订的合同。在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示威者与英军发生冲突。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由学生、工人、运河区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与英军之间屡有冲突，民众运动趋于失控，英军则开始向开罗逼近。华夫托党政府束手无策，陷于危机。1952年1月25日，英军进攻伊斯梅利亚的埃及警察驻地，多人伤亡。次日，民众反英运动在开罗达到高潮，进而掀起全国范围的总罢工。1月27日，法鲁克国王解散纳哈斯政府，委派马希尔出任首相。3月1日，希拉里政府取代马希尔政府。6月28日，希拉里政府辞职，西里组成新政府。[147]1952年革命前夕，法鲁克国王无意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亦无力结束英国的占领和捍卫民族尊严。埃及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态，政治革命成为埃及社会的迫切需要。
政治生活的激进化与极端主义的泛滥
自由主义时代，宪政制度的建立与议会框架内政党政治的活跃，无疑标志着埃及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初步实践。然而，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在20世纪初的埃及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原则只是一纸空文。埃及宪政制度的基础局限于社会上层，国王与诸多议会政党的权力分享构成自由主义时代埃及政治的核心内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与精英政治具有三位一体的明显倾向。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诸多政党作为埃及政坛的主导势力，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商人、企业家、官吏、知识分子，只是社会上层操纵议会选举和角逐权力的政治工具，无意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和推动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狭隘倾向和非民众性，无力完成实现民族独立进而为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自由主义时代的前期阶段，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诸多政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角逐无疑是埃及政坛的突出现象。然而，即使华夫托党亦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非民主倾向和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一方面，华夫托党所倡导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仅仅将民众的支持作为角逐政坛的工具，其实质在于凌驾于民众之上和操纵民众运动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华夫托党的内部机制并不具有民主的性质，只是介于君主独裁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寡头政治，华夫托党的一般成员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被排斥于决策程序之外，扎格鲁勒和纳哈斯在党内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换言之，扎格鲁勒和纳哈斯控制华夫托党，华夫托党控制民众，所谓的政党政治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明显倾向，与遵循自下而上之选举原则的政党政治和成熟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和社会裂变的加剧，下层民众渴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以求保障自身的经济地位。进入40年代以后，埃及的政治生活经历精英政治与民众政治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议会框架内的诸多政党对于下层民众之政治参与的排斥，导致下层民众对于精英阶层主导的宪政制度丧失信心。随着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民众政治悄然崛起，进而形成与精英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对抗。超越议会框架的政治参与，构成新兴民众政治的突出特征。议会政治的非民众性，导致新兴民众政治的非议会性。区别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秩序而与新兴民众政治的崛起密切相关的崭新政治倾向日益明显，旨在否定现存政治秩序的革命条件日渐成熟，新旧政治秩序的更替成为埃及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诸多政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逐渐缓解，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趋于保守。
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突出表现，在于政治生活的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泛滥。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无疑是极端主义在埃及兴起的物质根源。自由主义的软弱、西德基政府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独裁倾向、宫廷势力的膨胀和华夫托党的妥协，是导致极端主义政治倾向的直接原因。极端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于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诉诸暴力的激进倾向构成极端主义的明显特征。
自由主义时代初期，世俗宪政思想一度成为在埃及政坛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世俗政治和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构成精英政治的外在形式。自30年代开始，埃及民众与英国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埃及的意识形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价值取向逐渐由崇尚西方的世俗理念转变为回归传统的宗教倾向，宗教政治和议会框架外的政党政治构成民众政治的表现形式。源于西方的世俗民族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现代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社会的政治影响明显扩大，进而成为埃及民众政治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成为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主要政治力量。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相比，穆斯林兄弟会的特点在于借助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强调神权政治性、广泛群众性和圣战暴力性，以下层民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和发展，构成宗教政治的外在形式。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以及议会框架外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之间的激烈角逐，根源于埃及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构成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之间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穆斯林兄弟会的滥觞，集中体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广泛政治影响，进而构成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埃及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历史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泛滥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影响以及极端势力的兴起，预示着政治革命的即将到来。
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年出生于下埃及布海拉省小城马赫穆迪叶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幼熟读经训。[148]20年代中期，哈桑·班纳前往开罗学习，研究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哈桑·班纳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思想体系，是指导人生各个领域的终极道路；伊斯兰教有两个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是一种总体的意识形态，为信仰者的个体和群体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万能的制度，制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伊斯兰教是永恒的真理，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哈桑·班纳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即伊斯兰教并非个人的信仰，亦非局限于内心世界，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框架，是规范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最高准则，因此需要在各个方面加以实践，进而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149]另一方面，哈桑·班纳继承贾马伦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传统，反对盲从和守旧，强调创制的信仰原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150]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桑·班纳的思想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伊斯兰现代主义着眼于智力的觉醒，而哈桑·班纳则着眼于政治的实践。哈桑·班纳援引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原则，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实现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在哈桑·班纳看来，早期伊斯兰时代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理想时代。然而，哈桑·班纳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追求早期伊斯兰时代社会模式的重新构建，而是强调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理念与现代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151]
1928年，哈桑·班纳在苏伊士运河区的伊斯梅利亚创建穆斯林兄弟会。193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中心从伊斯梅利亚移至开罗。1935年，穆斯林兄弟会第三次大会确定哈桑·班纳作为总训导师和最高权威。[152]哈桑·班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继承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美德和各种不同成分，是萨拉菲叶的信息、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和社会理想的体现”。在哈桑·班纳看来，穆斯林兄弟会不是慈善协会，也不是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族的精神和灵魂。[153]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含现代政党的诸多要素。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民族和解，巩固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坚持伊斯兰教的立法原则，复兴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文化，结束党派斗争，强化武装力量，消除腐败，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的主权独立，保障民众的权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环境。[154]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解放外国政权统治下的伊斯兰土地，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自由的伊斯兰国家。”[155]“信仰兴则民族兴”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纲领，包含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无疑突破了自由主义时代议会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框架，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政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诉诸神权的政治形式构成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新兴政党的明显特征。
穆斯林兄弟会在初建阶段具有苏菲主义的浓厚色彩，致力于传播信仰、普及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和慈善事业，旨在培养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新一代穆斯林。[156]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尚未涉足政坛，政治立场亦颇显温和。自30年代后期开始，精英政治日趋保守，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之间的矛盾对立明显加剧，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危机四伏，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主要载体随之逐渐转变为崇尚暴力的激进政治组织。哈桑·班纳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圣战是穆斯林不可推卸的宗教义务。“夜晚做信士，白日做战士”，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口号。[157]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人数迅速增加。1934年，哈桑·班纳宣称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分布在超过50个村镇。1936年，据英国殖民当局估计，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超过100个，成员总数约为800人。193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达到20000人。“3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遍布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1941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开罗举行第六次大会，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约5000人。二战后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多达数十万人。[158]特定的社会环境，即下层民众的政治觉醒以及世俗政治的衰落和议会框架内政党政治的危机，构成穆斯林兄弟会长足发展的深层背景。农民、士兵和包括工人、学生、职员在内的城市下层的支持，提供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社会基础。
1933年，艾哈麦德·侯赛因创建青年埃及党。青年埃及党最初只是准军事性质的社会组织，参加者主要是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城市的青年学生，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强调古代埃及的辉煌成就和尼罗河文明的历史传统，谴责富有者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反对华夫托党鼓吹的西方式民主政治，抨击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主张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和诉诸暴力手段，改造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159]30年代末期，青年埃及党形成鲜明的思想纲领，致力于重建包括埃及和苏丹在内的埃及帝国，宣称埃及是伊斯兰世界的心脏而苏丹是埃及不可分割的国土，取缔外国人在埃及的特权，实行外国公司的国有化，倡导工业化改革和农业改革，主张增加乡村耕地面积、推广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力、建立乡村合作社和扩大农业信贷，主张建立工业银行和保护关税，发展民族工业，由埃及人垄断国内贸易，兴办国内交通，主张抵制非阿拉伯语和抵制非埃及的商品，普及教育和弘扬埃及文化，突出爱资哈尔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青年埃及党的口号是：“安拉、祖国、国王”，“安拉伟大，光荣属于伊斯兰”[160]。
1945—1952年的埃及面临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严峻局面，失业率上升，物资匮乏，物价指数由1939年的100%升至1952年的331%。[161]另一方面，王室和精英阶层垄断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诸多议会政党无视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埃及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导致激进政治的空前高涨，下层民众的世俗激进政治组织纷纷出现，左翼共产主义在下层民众中的政治影响亦逐渐扩大，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呈上升趋势，诸如反对资产阶级和保障工人利益以及改善农民境况的激进政治思想广泛流行，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成为下层民众的共同愿望。二战期间，埃及的工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华夫托党政府于1942年通过法案，承认允许工人享有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同时规定政府雇员和乡村劳动力组建工会和加入工会，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1942年，埃及的工会数量约200个，参加工会的工人约8万人。1946年，工会接近500个，参加工会的工人接近10万人。1950年，参加工会的工人约15万人。此间，工人的政治作用日渐凸显，进而成为崭新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对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随之扩大。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全国解放工人委员会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工人政治组织，亦有大量的工人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列。然而，40年代出现的诸多世俗激进政治组织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对立，并未形成统一的群体，加之其意识形态与埃及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颇显孤立，往往局限于外籍工人和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政治组织，拥有2000个分支机构和50万成员。[162]1945—1948年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鼎盛时期，由穆斯林兄弟会发起和组织的民众示威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行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达到顶峰。穆斯林兄弟会势力的急剧膨胀，严重威胁着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巴勒斯坦战争之后，法鲁克国王将打击目标由华夫托党转向穆斯林兄弟会。努克拉什政府在埃及实行军事管制，宣布取缔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没收穆斯林兄弟会的财产，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拥有的学校、医院、商店、工厂、保险公司、出版机构以及军事装备。努克拉什随后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激进分子的暗杀，哈桑·班纳亦在不久之后遭暗杀身亡。哈桑·班纳死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逐渐削弱。1950年1月华夫托党重新执政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活动逐渐恢复。1951年10月，哈桑·侯戴比当选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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