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

教育与一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无不重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新加坡无疑是这方面最好的成功先例。

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有639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为匮乏。当初新、马分家，英国人留下的是律政荒废、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烂摊子，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新加坡经济迅速走过了工业化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之路，成为了“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仍连续六年保持了世界竞争力第二的排名。如果说，80年代以前，新加坡主要是依赖其所处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以后，则主要发挥了“高度技术和知识化的头脑”的作用取得持续的发展。新加坡的发展依赖于人才，人才的产生则依赖于新加坡成功的教育。新加坡的教育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适合本国实际状况的实用主义。本章选取新加坡教育战略中最有特色的制度之一——教育分流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明新加坡的成功与这种实用主义教育制度的关系。总之，在智缘政治时代，决定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因素是知识，知识的载体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要发挥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就要实行适合本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改革也正在不断深入进行，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或许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某些启发。

在分析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影响时通常有“一硬一软”两种流行的解释方法。第一种“硬性”的方法将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作为分析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自由的经济市场或者受控制的市场，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强有力且目标明确的政府和高效廉洁的行政机构，以及对物力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近年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的观点越来越多地被采用（Harbison＆Myers,1964），这里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强调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对教育变革的压力和要求以及对高层次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特别强调，这就产生了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性建议；另一种是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它认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更高，初等教育的适应性变革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主张发展普通教育。

第二种“软性”的方法是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解释教育变革的原因和影响。因此它更多关注那些被视为发展之先决条件的态度和价值观，如北欧的新教伦理（Weber,1952）、东亚地区的儒教伦理（Hung,1989）和新儒教伦理（Vogel,1991）、成就动机（Mc Clelland,1961）以及守时和竞争的规范价值观（Dreeben,1968）。这种分析方法将教育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予以提供；反过来，教育能够传递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态度和价值观。

实质上这些分析方法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的学科背景认识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而已，前者侧重于经济学，后者植根于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虽然目前占主流地位并且被广泛采用的是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载体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分析方法是各有所长的。因此本章有关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社会影响的分析兼采这一硬一软两种方法，即既有制度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又有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分析。

此外，鉴于上文提及的对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的情况，本章尝试以更多的历史学的眼光来重新考查这一制度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同时借鉴和引入一些社会学、教育学的相关概念来辅助分析。

新加坡历史上至今曾有过多次教育分流制度改革，最主要的有1979年、1980-1981年和1990年改革。教育分流制度在多次改革的不断修正完善中逐渐得以稳固确立。

1978年，李光耀任命了一个教育研究小组，并且任命当时的副总统、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为组长。该小组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新加坡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系统解决的方法。“现行统一的6-4-2体制要求所有的学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课程，并且参加统一考试。这就忽视了学生在接受能力和学习速度方面的差异。这种体制导致大量学生中途辍学或者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从而造成教育的巨大浪费。”（《教育报告书》）因此吴庆瑞建议实行“分流制”，即在小学和中学根据学生能力和考试成绩，把他们编入不同的班次。在实施“分流制”的同时，教育部进一步扩大职业和工业训练局、工艺学院及其他培训机构的招生范围，那些通不过学术课程的学生仍有机会在技术与商业课程中接受教育获得知识。

小学教育从6周岁开始，学制为6-8年，学生在前三年都学习同样的课程，着重打好英语、母语和数学基础。三年后进行统一的分流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前三年的期中和期末成绩以及平时成绩，把学生依次分流进入三种不同程度的班级。

（1）普通双语流（Normal Bilingual）。这部分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0%，他们再经过3年学习后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性小学毕业考试（PSLE），考试科目有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

（2）延长双语流（Extened Bilingual）。约有5%-6%的学生进入该流别，主要是分流考试不及格、但前三年成绩尚佳者。他们的学习内容和范围与普通双语流基本相同，只是把学习年限延长到5年，然后再参加PSLE考试。

（3）单语流（Monolingual）。这部分学生约占4%-5%，主要是分流考试不及格、前三年学习成绩又较差、被视为将来难以通过PSLE者。他们只选读一门语文，第二语言会讲即可，同时课程安排放松，同E流学生一样再经过5年学习后参加全国性的小学水平考试（PSPE），考试科目有英语、母语口头测试和数学。

普通双语流和延长双语流学生中考试合格者将继续接受中学教育，未通过者与单语流学生一同进入职业工业训练局（VITB）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接受初级技能培训。

小学毕业考试合格者在进入中学时将按成绩优劣被分流进入三种不同类型的班级。

（1）特选课程班（Special course）。新加坡的9所特选学校共接纳10%左右的PSLE通过者。该课程班在中一和中二期间设置的课程有英语、母语、数学、科学、文学、历史、地理、工艺、美术与家政，还有非考试科目：道德教育、音乐和体育。中三和中四必须修读强制性科目：英语、母语、一科数学、一科理科与一科文科科目。此外，学生还要从许多科目中任选不超过四个考试科目，其中包括文学、历史、地理、高数、物理、化学、生物和第三语文（日语或法语、德语）。同时，该班学生还必须学习大量的课外补充教材。他们的学制为四年，期满后参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O”级水平考试（GCE“O”Level）。

（2）快捷课程班（Express course）。这部分学生约占40%，所学课程与特选课程班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同时只学习两种语言，四年后也参加GCE"O"Level考试。

（3）普通课程班（Normal course）。这部分学生约占50%，四年后参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N”级水平考试（GCE“N”Level），成绩优良者可留校学习一年，然后参加GCE"O"Level考试。

特选课程班、快捷课程班和普通课程班的五年级学生都可以参加GCE"O"Level考试，成绩佳者可进入初级学院、大学预科中心或工艺学院学习，差者和那些不能上完普通课程班或者只获得GCE"N"Level考试证书的学生，可接受职业训练，或就读私立学校，或就业。

初级学院是进入大学学习的准备阶段，只有那些学术性强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学习，接受两年完整的大学预科教育，再通过“A”级水平考试决定是否进入新加坡大学或者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大学学习结束后一少部分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初级学院的课程有理工科、商科和艺术科等各种课程。一些获得“O”成绩的学生可以进入三年制理工学院学习，课程的设置偏重于理工和商贸类科目。

1980-1981年的分流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做法，只是将原来的标准课程、基础课程取消，新的教育制度以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为目标，小学前三年学习主要是为以后打下进一步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课程的基础，所以这一阶段的学习重在学习语言而不是获得实际知识。

1990年的改革的主要变动是：首先，将正式的分流改在四年级末进行，根据学校组织的分流考试的成绩，把学生分流进三种语言学习课程班就读五、六年级：一级语言流，英语和母语为第一语言；二级语言流，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三级语言流，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要求达到会话水平。其次，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接受中等教育，特别是照顾到20%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回顾委员会建议修改小学离校考试以使之标准多样化和富有弹性，从而把后者也“过滤”进入中学继续学习。修改的PSLE考试中，这大约20%的较低能力水平的学生仅仅参加把英语、数学和侧重口语检测作为第二语言的母语的考试。对于另外80%中等及以上学习能力者，修改的PSLE考试与以前标准保持不变，他们仍然参加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四门学科的考试。最后，特别课程流为有学术能力和语言才能的学生提供具有高级水平的英语和母语的教育，同时补充大量的课外阅读材料以拓宽知识面和加强阅读理解能力。快速课程流为具有学术倾向的学生提供中级英语和母语的教育，其中英语为第二语言。为了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志趣特长对课程有更大的选择范围，普通课程流中再细分为学术性课程流和工艺性课程流，二者学生比例为约20%-25%和15%-20%。前者学习4年后参加中学普通教育证书的“N”级水平考试（初级水准），合格者再学一年参加普通教育证书“O”级水平考试（普通水准）。后者在原PSLE考试中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现在在普通工艺性课程中接受英语和数学的学习，并同时接受职业技术训练和职业工业局的培训，少数优秀者仍有机会参加和学术流的学生一样的“N”和“O”级考试。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是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它对整个经济社会所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它的设计者们最初的用意。正如Foster所说“教育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必须从更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考察，以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教育与发展的关系”。

社会分层和社会系统的有效性

一般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有两大类：一大类是以外显地位为标准，一类是以潜在地位为标准。前者以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为代表，后者则集中反映在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和智力等方面。而最为理想的、合理的、公平的社会分层应该是人们的潜在的分层，即知识、能力与外显的分层最大可能地接近。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很好地实现了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之间的对接。整个分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本身就是一次次不断对潜在分层的实施与认同，具有不同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被分流进不同的课堂，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教育内容有极强的针对性，它客观上又是在不断强化着每一次潜在分层的结果并为下一次分层提供依据。通过这多次的分流——强化分层——再分流的过程，分流教育造就了公正合理的潜在分层。同时，每一次分流后的不同的层次将学习不同的内容，而由于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因此分流制下不同层次的学生便拥有了不一样的技能和能力，具有不一样的职业取向，一个最终只通过“N”考试的人是很难胜任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的。也就是说，教育分流实践强化了潜在分层，同时也极大地操控和影响了外显分层的方向，并努力使得潜在分层与外显分层相一致。

在教育分流制度下，学生的潜在分层有四层：那些小学单语流的学生，未通过PSLE的其他流学生和在初中普通课程中只取得“N”级水平的学生，以及后来1990年改革后接受普通工艺性课程学习的学生将一同进入职业工业训练局（VITB）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接受初级技能培训；那些获得“O”成绩但未能进入初级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进入三年制理工学院和经济发展局下设的各类技术学院学习，课程的设置偏重于理工和商贸类科目；那些学术性强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学习，接受两年完整的大学预科教育，再通过“A”级水平考试进入新加坡大学或者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大学学习结束后一少部分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继续深造。

与此相对应的是严格的社会外显分层。以上每一个层次都对应着一定的职业和社会位置，因而大体上社会的职业体系也分为四个层次：那些经过职业技术训练的学生拥有一定的技术，学成后成为社会上大众普通劳动力；那些理工学院或者各类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他们大多从事技术员、监工、文秘等职业；那些拥有国内普通高校学位的学生成为了新加坡社会事务公务员的主力；最后，那些特别优异的出国留学归来的学生成为了这个社会最核心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是高级的技术人才，或者政府的技术官僚。

由于分流制度下的教育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使这种社会在功能意义上的分层获得了极大的高效性。例如，那些留学归来的人员在国内分流教育制度下一直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同龄人中一直拥有极大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养成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自信的处世态度。他们多年留学海外发达国家，从先进发达国家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专门的技能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代经济发展的管理涉及大量专业知识，更需要依赖大批专业人才的参与，这部分人要么成为高级技术人才，成为新加坡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力量，要么成为政府的技术官僚，使得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更加专业化和准确化，减少了决策的失误性。这些知识起家的人才注重实务、不注重搞关系的作风，有力地推动了政府机构的职能化、理性化，加快了由传统的“官”向现代政务官员的转化。而那些技术院校或者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能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他们是新加坡经济建设的基本单位，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这种专业化的劳动者在学校体系下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们一般对自身有着客观的认识，对职业也有着客观的定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安于本职，勤奋认真，再加上一定的专业知识，使得他们成为新加坡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真正竞争力所在。

竞争与宽容并存的社会价值观

教育分流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竞争与宽容并存。在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涯中要面临多次分流，因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获得接受更良好教育的机会，就必须在每一次分流时参与激烈的竞争。这使得新加坡人从小就生活在竞争的观念中，相信只有凭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有限的资源。

同时，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并不主张“一锤定音”式的分层，比如在小学的语言分流中，所有学生除参加分流考试外，还必须参加智力测验，作为分流参考的依据之一。而那些即将进入单语流的学生还得参加教育部的一般成就测试（AT），以证明他们的确不具有学习规定课程的能力。通过AT者，则可进入延长双语流。教育部还要通知学生家长，共同协商决定学生的入流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转流。如果普通双语流学生成绩不佳则转入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不佳者则转入单语流。反之，单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到延长双语流，延长双语流成绩佳者可转入普通双语流。这种分流上的宽容充分考虑到了一些发育较迟缓的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课程流之间相互转流的制度，使得一些勤奋的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也为一时在分流考试中没发挥好的学生提供了自我补救的机会，反过来由于表现不好可能降流，也督促学生不断努力向上，学无止境。

教育分流制度在承认个人禀赋不同的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教育分流是为了避免学生过多地流失，使那些在学术高峰上攀登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学生，也能去体验和享受从另一侧峰（其他流向）攀登成功的喜悦，这是一种‘人人皆可成功’的思想”。这就避免了大部分学生在分流制下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和沮丧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个人心态和自信心，树立了“每个人都可以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的社会观念。

新加坡的国民从小在这种既富有竞争精神又不乏宽容，且能给人自信激励的环境下成长，使得他们既懂得不断竞争进取，又懂得宽容与自我努力补救。新加坡地小物缺，要想生存发展就得不断竞争，保持旺盛的社会生命力，同时要有包容的心态，宽容别人，海纳百川。新加坡今天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可以说与这种既竞争又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分不开。

教育分流淡化种族隔阂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各个种族之间的团结是新加坡安定富强的前提和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种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矛盾依然不容忽视，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一贯也以促进种族融合为目标之一。除了新加坡很有特色的双语制度以外，教育分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消弭种族之间的隔阂，淡化不同种族之间心理上的界线，促进种族的融合。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容易按照种族将人们加以分类，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上有很深的界线感，而“教育的不断扩展使得社会各个部分相继合并于现代社会之中，并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尽管教育是竞争性的、英才性的，但它向社会所有部门提供了不断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的潜力。总之，教育很明确地被‘强有力的政府’用于培养强烈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

从小开始的教育分流打破了原来的与生俱来的种族分化，人们开始不太重视种族的身份标签，而将目光转向教育的流向，因为在各个课程流中有各个种族出身的人，大家是凭学习能力被分流，而不是根据种族被分流。只有通过竞争取胜，不可能凭借种族出身取胜。更进一步，由于教育的潜在分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后的社会外显分层，人们也就更在意教育分流所形成的社会分层，而淡化了种族界线感。因此虽然不能说教育分流制度彻底消除了种族的对立，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有助于促进各个种族在新的追求下的汇合以至融合。

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体系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切合本国国情、适应发展要求的教育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教育分流制度的实施在新加坡有着现实的需要。

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宗旨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十分匮乏。李光耀曾经多次指出，除了人，新加坡可谓一无所有。人是新加坡可以挖掘和开发的最重要的资源，如何利用好“人”这个要素就成了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事半功倍的关键。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成功也正在于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有效开发新加坡的人力资源。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新加坡之所以走精英与大众兼顾的道路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角逐场上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新加坡对于人才的定义是十分宽泛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批世界级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来导航、来创新，创造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无与伦比的优势，从而为新加坡的发展开拓出空间，“争当第一”和“追求卓越”。“第一”和“卓越”需要一流的人才来创造，“他们思维敏捷，判断准确，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够把周围的人组织起来去完成艰巨的任务，作风廉洁而富有牺牲精神，是治国和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栋梁之材，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一流的人才只有通过精英教育来培养，因此新加坡保留了宗主国英国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需要大量拥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承担起了经济建设的最基础的工作，他们虽不是全才，但是他们凭借他们的特殊技艺，同样在社会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新加坡的“小国寡民”和“除了土地和人口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特殊国情，使得新加坡不可能像其宗主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大范围地实行精英教育，1979年以前旧的教育制度不仅产生很高的辍学率，而且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弹丸之地经不起大面积的教育损失，更必须兼顾精英和大众进行全民培养，从而使每一个人都通过适当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而且更取决于全民的素质：不仅未来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未来社会的兴衰也愈来愈依赖于有多少人接受过教育。李光耀就曾经说过：“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跨入发达国家之列，必须进行全民教育，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教育体系，保证一个有文化劳动力队伍，可以在今后被培训以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

正是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做出的唯一的、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分流教育的目的很明确——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

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要

R.Murray Thomas和T.Neville Postlethwaite关于教育变革的动力提出三个“sufficient”：sufficient dissatisfaction（充分的不满），sufficient fear（充分的担忧），sufficient inducement（充分的激励）。“充分的不满”是指个人对现实状况不满足，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使他乐于付出努力；“充分的担忧”是指一个人乐于去变革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损失性的后果；“充分的激励”是指一个人之所以乐于变革，是因为他预期到变革后潜在的收益，并受到这种收益极大的诱惑。用这三个sufficient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对教育制度变革的需要。

1979年教育改革之际恰逢新加坡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逐渐转轨的时期。此前20年的工业化历程使得新加坡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多元经济结构。但在70年代末新加坡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外部环境上看，世界经济开始结束此前的繁荣局面而走向低迷。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使得新加坡的出口业受到极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候新加坡的邻国开始纷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利用自己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在世界初级品市场上与新加坡展开竞争。从内部经济环境上看，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趋于饱和，又难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工人缺乏。如果不改变现状，走经济发展的新路，新加坡将会被世界经济所淘汰，这使得新加坡人产生“充分的担忧”。而新加坡当时的教育制度下失学率居高不下，更不用说无法培养出适应经济转轨的人才，整个新加坡社会对现有的教育制度有着“充分的不满”。同时李光耀等领导人看到了日本由教育兴国的成功先例，“李光耀曾多次赞扬日本年轻一代很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在高等教育部门接受技术教育的普通民众的高比例，他认为新加坡应该学习日本”，这种教育的潜在收益使得李光耀政府对教育变革产生极大的热情，可以说这是一种“充分的激励”。为此李光耀政府发起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全面开展技术革新，淘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促进工业升级。这无疑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据1979年新加坡劳工部的预测，198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若要达到10%，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必须提高到7%-8%，按这个要求计算，新加坡每年仍将缺少工程师400名，其他大学生1050名，技术人员910名，熟练工人1980名。”现实的发展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劳工，就使得教育分流显得迫切而又实际。

教育分流制度之所以能在新加坡几经改革而最终保持下来，除了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外，新加坡社会自身也为这一制度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主要依赖于新加坡特有的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在结构制度方面主要是强有力的政府为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所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

东西合璧的社会文化认同

新加坡位于东西方交通的交会点上，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交会和融合点。殖民的历史造就了新加坡文化中的西方因素，东方的血统保留了深厚的母文化传统。新加坡的政治和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亦东亦西、东西合璧。

东方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的特征是皇权主义、等级观念和集团意识。这为教育分流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心理准备。首先，人们对于精英与权威有着特殊的心态。一方面人们渴望得到精英与权威建立的稳定秩序的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精英和权威。在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下，少数精英的主导被看做是理宜固然的，而他们自己也抱着救世型的心态理念，认为管理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广大下层民众对精英有着强烈的依赖，他们对精英只是敬而远之和安心服从的态度。

儒家政治文化创造的对精英和权威的认同保证了社会分层体系的稳定性，为教育分流的实施提供了民众心理上的认同。

其次，儒家文化强调一种集团意识。儒家的伦理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团体的，比如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承诺，它强调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有意识的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人们习惯于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表现利己的动机和欲望。人们大多是怀着纪律与约束的意识，遵循着社会认可的模式进行人际交往。“这种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模式，倒不如是一种和谐的模式。因为它重视舆论一致的达成，不是通过把一种特殊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各阶层，而是通过共同磋商的渐进过程，让团体中的大部分人参与其间，并诱发一种合作精神，这是一种‘信用社区的群体’”。“理想的儒家社会是每个人忠诚地履行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总是问，需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社会角色的自我积极定位保证了教育分流不至于引起学生心灵的失衡，保证了学生健康的心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和安排而非出于私利。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西方政治文化强调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人虽然也崇拜权威与精英，但是在他们心中没有天生的权威和精英，也没有永恒的权威和精英。他们相信并欣赏那些凭借个人努力也可以成为权威和精英的人（self-mademen），崇尚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这部分人理所应当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与权力。总之，西方政治文化鼓励机会均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这使得同样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加坡人将教育分流不是看做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自己的流向，在竞争中胜出的人自然有权利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总之，西方文化强调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为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提供了内在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分流的积极性；同时东方传统文化宣扬的精英服从和社会忠诚又为这一制度提供了稳定机制，它有利于善化不同流向学生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力。

强有力的政府的外围制度保障

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新加坡不可能遵循发达国家的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的道路，简单借用其发展策略。由于新加坡国内传统的力量很强大，不可能等待全体民众的觉悟，实行自发性的、渐进性的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的强行启动方式，再加上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能力有限，资金积累缓慢，因此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有目的、有计划、由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运动。并且政府不但要担当起推行的使命，更要用制度来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行。对于教育分流制度，新加坡政府为之提供的外围保障制度主要有：

（1）大力度的教育投入支持。新加坡教育部长Ong Pang Boon认为：“新加坡的国家财富在于它的人力资源，必须在最大潜力上开掘人这一资源。一个受教育的国民群体将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未来的保证。政府必须大量投入于教育以至于在这个技术时代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基础。”

为此，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1959-1970年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技术市场和人口增长的要求，其教育经费每年保持在13%-14%的中等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调整，进入高技能工业发展阶段，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迅速加大，1979-1982年每年增长23%-30%。1997-1998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即使处于金融风暴中，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仍激增在30%以上。而目前新加坡的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左右，占GDP的4%。

大力度的教育支出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和物质上的硬件保证。

（2）终身教育制度。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即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原有的知识不能适应新技术发展需要时，也必须重新接受训练，在信息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穷尽的财富。为此新加坡坡政府在实行教育分流制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终身教育。人力部长李文献呼吁将“终身雇佣”的观念转变为“终身可佣”，他说：“革新正在改变着市场并加剧了竞争的程度，即使古老的传统行业亦是如此。为了应付这种革新并充分发掘技术潜能，我们必须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为此，人力部、教育部和贸工部成立了“人力21世纪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全国性的终身学习体制。这使得新加坡人能够不断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既有弹性的创造力，又有柔韧性的工作能力。

终身教育制度使得教育分流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稳定中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使那些即使是在学校阶段的教育分流中流向职业教育接受专门的技术学习和训练，而后成为大众劳动者的人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获得新的知识。

（3）社会福利。新加坡是个福利社会，但是它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福利，新加坡领导人反对像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而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是一种既保持公平又兼顾效率的体制，也就是既有社会温情，又有社会激励。这使得教育分流所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层更加稳固，社会福利使得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特别的保证，他们能够安心从事本职工作，避免不恰当的社会分化（如“工人赔偿法”和“公共援助计划”）。同时，福利激励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享有一定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好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说，即使是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成员也能够通过勤奋工作，参与到更好的福利计划中（如“教育储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