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

本书作者同意国内外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传统东亚文化的主流，是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以朝贡贸易体系为纽带的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它的特点包括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曾经长期领先前现代世界、世俗性、内陆型的农业经济与社会、社会政治组织的构造是由家而国，等等。东亚朝贡贸易网曾经涵盖了广袤的东亚大陆和海上区域，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占城（今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今日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菲律宾的苏禄国，甚至远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曾经空前繁荣，加上地区间贸易和不断扩大的移民浪潮，形成一种内外共同发展的现象。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各自认为自身是保持中华正统的国家”。20世纪80-90年代主要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倡、建立在东亚“奇迹”基础上的“亚洲价值观”，其基本内容无论是在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还是在华人仅占1/4、马来人居多且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马来西亚，都打有儒家文化的印记。儒家思想甚至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以儒学为代表、兼容和吸收其他而形成的“东亚文化”，成为连接东亚广大地区和人民共同心理的强有力纽带。它是东亚区域文明和区域一体性的重要象征，也是我们在研究东亚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考虑的区域性共同文化背景。环顾全球各个角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世界，传统的影响均无时无处不在而且生动鲜明。近现代世界历史一再证明，“现代化”不是割裂或抛弃传统，而是传统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再生和延续。东亚探索复兴之路需要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而东亚传统文化离不开以儒学为标志、“一元多体”的中华文明。正是东亚独特历史传统与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有机结合，构成了“东亚现代化模式”。

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等主要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都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叫做“和魂洋才”、“东道西器”，都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保守”，也是传统文化自身革故鼎新的开端。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许多国家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激烈反传统，想要“彻底”抛弃传统，但都没有成功。这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反复思考，认真总结记取。本书第一部分的前四章均为这方面的探索。

作为“外发”后起型现代化的典型，东亚现代化进程不仅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国际背景、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东亚面对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形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得不变且不断求变，无论是办夷务求自强、维新改良，还是革命，都是在反洋人的同时学洋人——学了西洋学东洋，学了欧美学苏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结果似乎都不理想，失败的多而成功的少，一度成就骄人、企图变夷为华、用武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最后失败也最惨。这里面的教训，既有“先生欺负学生”和学不得法、学坏不学好，也有时代局限、形格势禁的原因。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多数地方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难有现代发展的“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世界现代史的分水岭，也是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战后初期东亚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整体看上去毫无希望。是冷战的新格局带来了最初的变化。日本的重新崛起、“四小龙”的成功、东盟的迅速发展，乃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从相对封闭的反苏反霸走向最初的改革开放和追求“四个现代化”，都跟美苏冷战有剪不断的关系。过去人们谈论东亚经验或东亚奇迹，或多或少、或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冷战格局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离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在美苏对抗和两个阵营对峙中“前沿阵地”般的战略地位，离开冷战中的两次热战——“韩战”和“越战”，离开美国的巨额“军援”和“经援”，离开美国的东亚战略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与方略，离开美国占领军当局、“国际开发署”（AID）及其派出使团、“康奈尔小组”与“康奈尔战略”（Cornell Strategy）、“晏阳初项目”（James Yan Program）与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以及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雷正琪（W.L.Ladejinsky）、罗斯托（Walt.W.Rostow）等等一大批美国专家、官员、名流学者，对战败国日本的迅速复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公平增长”、“开发独裁”体制的维护和长期延续、经济成长“奇迹”的动因，等等，你怎么讲得清楚？本书第一部分后面两章以及第二部分的一些章节，正是想要在这方面做些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