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

起始于1918年中期实施了几乎三年的政策，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名称著称，它代表了一种形式简陋的指令经济。几乎所有的工业都被国有化了，资源通过行政机关而非市场进行配置，私人贸易受到压制，而货币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契卡（肃反委员会或安全警察）和红军将农产品从农民那儿夺走，自由分配给工业，并作为消费配额分配给指定的群体。苏维埃内部的民主受到了有力的压制，党内的纪律大大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实施“红色恐怖”，这些反革命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曾经支持十月革命但却抵制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社会革命团体。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对战时共产主义作出的最为成熟的理论表述。它最核心的论点就是独裁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普遍适用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范式。它既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是“翻过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布哈林认为它带来了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下将会被重组。由于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阶级专政，针对敌对群体不可避免地存在强迫和恐怖行为。根据布哈林的论点，无产阶级的民主组织同样是不适合的。集中虽然随着往后国家的消亡，最终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为了胜利地结束内战，集中是必要的。在布哈林看来，过渡时期的政治结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自愿的自律是其阶级统治最完美的表现。

布哈林重申了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以及《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中（参见以上第十三章）的立场，并创造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一词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国有化、军国主义和战争，使得扩大再生产朝向紧缩的方向发展。对资源的非生产性利用，达到了阻碍经济积极增长的程度，带来了革命并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崩溃。但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将使得消极的再生产延长到后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经济崩溃的产物，随着反革命力量被粉碎，革命会使其得到深化

布哈林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国家控制和强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摆脱了经济法则的宰制。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意义上理解，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商品生产体系。推翻资本主义之日，也是无产阶级经济学终结之时。布哈林这时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还没有实现。决定论而非唯意志论仍然居统治地位，但它代表了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自觉追求。这毕竟是由社会主义革命所代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过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制是最重要的。

布哈林设想，随着内战的成功结束，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但他没有看到根本性重建的需要。在党的先锋队的领导下，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国家会坚持一种行政性地组织在一起的城乡间的交易体系，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恢复，以替代强制性的征用。这是因为消极的再生产，必然集中于联系更为紧密的城市经济中，也因为农业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国有化，因此，最初对农民的剩余进行强制性的剥夺是必需的。最终农村经济被社会化，阶级差别逐渐消失，不平等减少，国家随着参与式民主和和谐的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消亡，虽然布哈林从未确切地详细说明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正如对其存在的必要性出色地加以合理化一样，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有其政治目标：它力求反驳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对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进行的批评，在反驳中，《过渡时期经济学》把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提升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都必然出现的现象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哈林的书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互补的。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从未完全否定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理论。随后的几年，在新经济政策建立起来后，他们仍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是权宜之举，而且将它们视为整个过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托洛茨基甚至声称，如果革命扩大到了国际范围，1921年的“退却”将是不必要的（虽然他并不总是坚持这一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为新经济政策的过渡途径提供了基础。至于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二次革命”，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较早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奠定了这个基础。此外，很多著作中的主要思想在继续提出20世纪20年代完全不同的过渡范式。至高无上的国家、各种不同形式经济结构的统一、党的主导作用、对工人阶级“自律”的需要，以及完全取代市场关系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布哈林随后的著作中。

在战时共产主义为什么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其他理论家都相当的坦率。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是破坏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的矛盾的反作用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屈从于阶级斗争的压力，而战时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因为它忽视了阶级合作的需要。内战期间，当恢复“旧体制”仍然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时，对农民的强制没有引起他们一致的抵抗，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意味着地主的回归。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对白军的胜利变得越来越稳固，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日益明显。然而，内战结束时，并没有立即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这表明领导阶层非常专注于这种过渡模式。直到1921年3月，列宁最后得出结论：要么是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要么是他的政府被暴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