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成功及其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苏联所创造的奇迹首先就是：它在一个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而且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预言有差别的。就像我们国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城市武装暴动”的差别一样，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因此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上，具有同层次的学理价值。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是两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斯大林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分析，他说：“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接着举出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真切见解：“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个联系地看问题，全方位看问题，也就是总体性思维模式的典型论述。

如果说，作为历史事件，十月革命的内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但是，与此衔接的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它们的性质，它们与“一国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现实的联系，我们还是应该反思的。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这一思想不但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考虑，它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可以逻辑地推断：如果是多个强大国家共同进入社会主义，那么对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全面过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虽然历史进程不能假设，但其中的制约关系会让我们对眼前的事态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看列宁是如何做出推论的：“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跟着现实走，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各项措施，以实际效果来判定工作方向。下面的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帮助我们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作斗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所以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实践和经验会来规定。既然无产阶级紧紧掌握着政权，紧紧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这里也就没有什么使无产阶级政权可怕的地方……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成绩，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安排基层党校对干部进行培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学习列宁的《论粮食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改革的性质、任务和措施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步子迈得还不坚定，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使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思一下列宁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根万变不离其宗的轴线贯通着，正是这个核心的东西会穿越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保持自己的本质。“人类解放学”这一抽象概括，包含了社会进步的无限内容，只有献身其中，又善于总结人民的智慧，才能抓住那条不变的轴线。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包含自我引申的弹性，不给后来人以发挥和培植的余地，那么，也就不会像他们自己所说的“自己的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行动的指南”了。这就是我们从纵向发展来看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