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回应

伯恩施坦的大部分批评只是尚待证实的断言，而不是严密推理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作为理论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修正主义争论的内在本质造成的。对于积聚、集中、社会两极分化或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程度，并不存在公认的评判指标；因而对于这些现象中存在何种程度的趋势来判断支持争论中的这一方还是那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修正主义相类似的缺陷，在《阶级斗争》中也可以找到，但有理由认为，经济事实是站在伯恩施坦一边的。伯恩施坦最终受到的抨击是围绕他的理论基础展开的，伯恩施坦的批评者通过对正式的危机和崩溃模型的详尽阐述，通过对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和战争之间的联系展开的不是很严密的分析，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评（参见以下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反应是论辩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毫无疑问，先行者应当是卡尔·考茨基，但他却被年轻、积极、雄心勃勃的罗莎·卢森堡抢了先。

罗莎·卢森堡小传

罗莎·卢森堡1871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波兰扎莫什奇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华沙长大，1890年被迫流亡到苏黎世。她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帮助创建了反对民族主义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1898年移居德国，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和教师，1908- 1914年，她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柏林的中央党校聘为讲师。卢森堡一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保持联系，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少数派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通过革命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卢森堡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1918年出狱后成为德国共产党（KPD）的创建者之一。卢森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热情而又充满批判精神的支持者，1919年，在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默许下，她和李卜克内西被右翼准军事部队杀害。

鉴于和伯恩施坦的私人友谊，考茨基在很长一段时间引而不发。卢森堡第一个参与了争论。在1898年的一系列报刊文章中，卢森堡用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博纳相同的评价，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博纳在评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对修正主义作的政治上的评价是：“事实上，伯恩施坦先生的原理，给我们带来的似乎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只有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到目前为止在德国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一直变化无常）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伯恩施坦先生不过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39卢森堡公开了她打算捍卫“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完全不可能存在。”这是解读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看法，卢森堡同库诺·亨利希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等一些次要人物，而不是同考茨基分享了这种看法。

卢森堡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有三大支柱构成：第一，“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增长，孕育了未来社会主义秩序的萌芽；第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在不断增长。伯恩施坦否定了第一个论点，但却拒绝回答一个明显的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伯恩施坦把第二个和第三个论点看成是阻止危机发生和促进和平进步的因素，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卢森堡认为，信用和卡特尔的增长加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信用的扩张往往通过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投机活动引起生产的扩张，然后，当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它迅速地减少了消费，因为“危机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卡特尔远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在卢森堡看来，它只是“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卡特尔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但它无法阻止整个经济“利润率的致命下降”。

重要的是，卢森堡（追随考茨基）把利润率的下降看作是资本集中的手段，而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以上引述的内容，似乎是她唯一一次对利润率趋势问题非常认真的分析。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小册子的后面部分，卢森堡认为，军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它为资本家的“金融和产业资本提供最重要的投资形式”。国内利润率下降导致的资本输出，推动了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如果卢森堡的上述分析算得上是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胚胎中所包含的东西，那么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卢森堡这里算得上是胎死腹中了。卢森堡自己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差不多酝酿了整整15年，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和列宁）的形式（参见以下第六章）。41在早期的争论中，不存在任何有资格被称作危机理论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种口号式的东西，只能算是危机理论肤浅的表达。伯恩施坦在反对卢森堡的信用和卡特尔的功能的观点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此同时，他对卢森堡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最终目标”如何实现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修正主义的著名的格言：

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所理解的运动就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卡尔·考茨基的《反批评》一书作了更具实质性的努力。同卢森堡的批判一样，政治是这本书的核心。考茨基的政治基石是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独立于其它阶级，社会民主党必须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党派。这种视角影响了他对修正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基础的反应。他反对伯恩施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要素，因为它是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基础。他坚持资本集中日趋增加和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趋势，未来的前景就可能是他强烈反对的阶级调和和政治结盟。

《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以方法论问题作为开篇。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的方法，但却未能找到任何替代的方法，而且仍在（不一致地）继续使用它。修正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反对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机械的必然性。紧接着是简短但难以令人满意的论述价值理论的一章。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作出的唯一让步，涉及熟练劳动化简为非熟练劳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承认——马克思本来可以讲得更加明确。但从理论上看，价值是先于工资的，用后者去决定前者是不合理的。价值不只是像伯恩施坦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价值是原则上可观察到的价格的长期趋势或价格波动的中心。考茨基谴责了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并指责伯恩施坦在详细说明边际效用分析在何种用途上优于劳动价值论问题时含糊不清和故意回避。然而，考茨基自己既没有提供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没有对他自己承认的确实需要的工资决定理论进行详细分析，也没有充分提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分析。这一章最后以一个教条式的断言结束，即对劳动价值论的拒绝导致的不仅仅是对任何一种剥削理论的放弃，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的放弃。考茨基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些包罗万象的判断，他对整个问题的处理远不及5年后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参见以上第三章）。

《反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对《爱尔福特纲领》所勾划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详尽图景的辩护，《爱尔福特纲领》表面上是制定SPD战略的基础。这部分占据《反批判》其余部分五分之四的篇幅。首先，考茨基公开指责说，所谓的崩溃理论是伯恩施坦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无论是考茨基本人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提出过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理论，而且“崩溃”一词也不是（如伯恩施坦声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的日常用语。正如考茨基推断的那样，真正提出“崩溃论”的是《共产党宣言》，即使是《宣言》也只是提及无产阶级不断增加的力量、团结和阶级意识，而且和伯恩施坦批评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宿命论完全不相符。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真理的成分，考茨基也十分合时宜地略去了他自己的一

些早期著作中末日论的论调和罗莎·卢森堡对崩溃理论所作的非常明确的说明。

考茨基以更为坚定的态度，反驳了伯恩施坦对资本集中的批判。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再一次缺乏准确性，很难知道伯恩施坦是不是否认任何资本集中程度提高趋势的存在。考茨基指出，所有的理论都必然是抽象和“不现实的”，如果伯恩施坦说的仅仅是这件事，那么他没必要如此紧张。事实上，经济中所有部门的资本集中程度都在提高，只是有时候比较快，有时候比较慢而已。在零售贸易领域这点表现的最不明显。伯恩施坦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和小酒馆”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制造业中的重要部门。在任何情况下，小资本家都越来越依赖于大资本，在农业领域尤其如此，在这个领域土地使用状况的数据掩盖了经济力量有效集中的增长。工业卡特尔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资本集中度的提高，令人惊讶的是伯恩施坦忽视了这一点。

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有关财产所有者数量在持续增加的观点，在英国之外的地方，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而作为全球性帝国中心的英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至于股份公司，它们代表的本来就是一种扩大资本集中的手段。完全有闲资本家数量的上升，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寄生性和历史多余性。最后，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对有产阶级规模扩大理论的分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剩余价值的急剧扩大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家的肚子去消费它。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被非常富有的人或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吸收了，其中包括军事设施建设和对时尚、豪华商品的炫耀性消费。特别是资本积累成了剩余价值最重要的出路。

在工资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把物质方面的贫困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最近才确立的领域。然而，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在增加，因为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如资本家快，无产阶级长期不安全的境况已威胁到甚至是英格兰和德国工人阶级中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适度舒适的生活。这里不存在任何伯恩施坦不赞同的东西。

考茨基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则是另一种情况。考茨基以一个揭示事实式的声明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与资本集中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相比，危机只是次等重要的事情。它们只是加强了这些趋势，即使危机不存在这些趋势也会继续。考茨基争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断言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伯恩施坦再次竖起了一个稻草人。没有任何人否认马克思那个时代体验到的十年期的波动已经停止。真正的问题是，危机——无论它的周期有多长——是否会一再地发生，如果发生了，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危机不可避免，因为它产生了生产过剩。随着产出增长率的提高，整个体制对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增加。工人阶级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市场，因为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任何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都是由自给自足生产下降造成的，类似的压力使得国外市场的扩张成为可能。但这从来都是不够的。“每一次市场的进一步扩张都刺激了生产，把它推向生产过剩和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对扩展市场产生了更紧迫的刺激”。这不仅促进了资本集中，增加了工人阶级生存的无保障，使我们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一旦生产过剩变为长期的，市场的扩张就不再能跟上生产的脚步，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趋于不可能”。考茨基否认了在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涅时大规模的、世界性危机的必要性。生产过剩的形成可能会十分缓慢，而且不可能存在任何关于“为何”和“何时”这类问题的准确知识。阶级斗争很可能会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达到它的极限状态之前就废除了资本主义，但这种极限状态的存在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最终目标的实现可以被预见。

除了对信用和卡特尔的一个简短讨论之外，《反批判》对危机问题没有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而且这个简短的讨论也未能给卢森堡的看法增添什么新内容。考茨基对自己观点更详细的说明，发表在1901年的《新时代》杂志上，这是一篇评论俄国修正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论述危机问题著作的文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他从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分析的辩护开始，批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张的利润率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再一次把这看作是一个和危机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孤立的技术问题。55 55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考茨基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消费不足论。“然而，在无产阶级中存在着一个阶级，他们的消费不足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无论如何不能在物质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有点像营养不良，而应当在社会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消费落后于他们的生产”。

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继续指出，消费不足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危机的存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从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费不足才会导致危机。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剥削的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有产阶级奢侈消费的需要，从而生产过剩的危险不是太大。资本主义既限制了富人的消费，也持续、迅速地增加了消费品的产出。因此，资本家“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外和还没有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寻找更多的市场”。但是，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考茨基断言，因为这些市场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显著的弹性。“总而言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普遍接受的由马克思所确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早在1884年，考茨基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并预见到罗莎·卢森堡后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帝国主义理论将在以下第六章详细考察。考茨基接着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的角度，继续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比例失调是危机的唯一原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证明，只要所有部门以适当的比率增长，生产过剩是可以避免的。他推论道，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特征，使得成比例增长变得不可能并导致危机。考茨基赞同比例失调，“是一个能够不时……自行产生危机或使”已经存在的“一般性的危机变得更严尖锐的因素”。但消费不足才是所有危机“最终的原因”。如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和人类需求无关的自我维持机制。“生产是并仍然是为了人类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考茨基坚持认为，持续的摆脱了危机的、并伴随着消费增加的生产扩大是不可能的。

在积极的意义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试图把卡特尔看作是避免危机的方式是徒劳无益的。60 55他记载的全球范围内失业增加的资料，被考茨基看作是危机变得更加尖锐、持续时间更长的证据。伯恩施坦几年前持有的“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将不再能够继续。61 55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数据和帕尔乌斯有关经济活动长周期的假说相吻合，第一次长周期开始于1815年，结束于1849年，第二次发生在1849年至1887年，第三次（开始于1887年）还处在它的上升期。这个理论既解释了19世纪90年代的相对繁荣，也对它的必然消亡作了解释。考茨基的结论认为，先前狂飙突进时期的迅速扩张，只持续了20年或最多25年。长期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甚至可能会迅速形成。在它来临之前，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险，因为停滞阶段是最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

考茨基对危机的讨论表明，1914年之前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随的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被边缘化、比例失调的危机模型也广受怀疑。然而，在对问题的分析上，考茨基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通过证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消费下降的同时避免了危机的增长的例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就很容易驳倒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或者用伯恩施坦自己的炸药把他炸飞（因为这位修正主义的先驱者接受了相对贫困的现实）。构建一个消费不足的正式模型，并把它和周期性危机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伯恩施坦在这方面做得更少。事实上，故事中的两个主角，都没有显露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