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对达尔文学说的回应

教会对达尔文学说的回应

罗马天主教神学大多把进化论视为上帝的运作方法(modus operandi)，至少低于人类的层次。在19世纪末叶，新教神学家对达尔文的学说主要有三类反应。他们的兴趣集中于进化论本身，该理论与创世记内描述创造的关系，以及进化论对人类本质的含义。神学上的反应并非划一，主要根据他们对自然选择论的接触程度而定。达尔文固然并没有强调自然选择是进化论的唯一机制，只是这理论显示了一套严密的自然主义，当中没有构想到外在有一种神圣力量，正依照一个计划和目的来指导进化发展的过程。^[11]

1.保守的反达尔文派

这是一派传统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然中可观察到的设计性，就是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如今他们正面对一种主张，认为自然选择可以解释有机世界中的设计性，而不必求助于上帝的作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处于险境，但仍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与自然界的关系、圣经的完整性，以及宗教真理的权威性。这里我们试以两位科学家和一位神学家为例。

道森(William Dawson)是加拿大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倾大半生的时间来发展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在那里他以科学作为教育哲学的屏藩。对于两大神学传统——自然性和启示性，他是其中一个伟大的代言人。道森对其观点的固守，使他坚持那毫不妥协的反达尔文立场。阿加西(Louis Agassiz)进入哈佛大学任教时，在地质学和动物学方面已颇负盛名。他从欧洲带回自然史里已充分发展的哲学，该哲学是以跟灾变说分开的独立创造为基础。他是以科学理由来反对达尔文立场的。阿加西以作者和讲师身份作为一种力量，对达尔文思想进行一场广泛公开而又持久的对抗运动。^[12]

另一位反达尔文主义的主将，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智(Charles Hodge)，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长老会神学家。他著有《何为达尔文主义?》(What is Darwinism?)一书。他指出，《物种起源》有三个主要部分:进化论、自然选择、未经设计的自然选择;他断言前两者是早已有之的学说，唯独最后的部分是达尔文理论的特色，同时亦是最重要的部分。^[13]贺智旁征博引，证明进化论是主张所有动植物的器官连同其本能和智能，皆可加以解释而毋需求助于上帝的目的和指引。有关上帝是透过次要原因(如自然选择下的进化论)来做工，贺智对这意念却不接纳。在争论有关上帝的计划时，贺智的绝对真理立场正与他的信念相合:“如果说眼睛并非一件经过设计而成的工作，恐怕任何具有一般头脑的人都会认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上帝)赐人脑袋里的直觉是充分可靠的，人不应因自然的规律，而漠视上帝所赐的信仰法则。”^[14]

贺智对达尔文主义的抨击极有力和具破坏性，影响也甚广泛。他的立论清楚表明，若不是达尔文有错，便是上帝不存在，绝无中间地带可供辩护。这一派的反达尔文主义立场，还有两个隐藏在神学背后的哲学观念——物种不变和科学确定性。^[15]在许多争论中，这两个哲学假设往往是反对进化论中最主要的观点，远较圣经论点为强。

2.保守的达尔文派

另一派保守的学者，他们划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作为他们既相信圣经神学，又相信进化论的立足点。麦科什(James McCosh)是一位神学家，亦是一所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提议将圣经和科学的自然观互相协调，成为平行的启示。他相信自然选择只是产生进化论众多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且这个机制与上帝的计划一致。由于“自然选择是出自超自然的计划”，^[16]所以麦科什认为，达尔文是错误地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了。从这方面来理解的话，进化论作为上帝的方法，“与圣经绝无矛盾之处”。^[17]麦科什指出，圣经并不关心物种绝对不变的问题，这只是林尼厄斯所提的科学概念。

格雷(Asa Gray)是哈佛大学的博物学教授，是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他在美国可称是生物进化论最有力的倡导者，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如何把理论与极其重要的基督教信仰协调起来。在耶鲁神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反对以圣经来教自然科学的观点，该讲稿于1880年出版。他指出，那些想证明圣经与科学是论述一致的尝试，必须靠“外来的推测和生硬的语言结构”;他断言:“如果理解得法，则两种教导并非不能共存。不过我们亦要理解这个公认的观点，就是摩西的书卷传至我们，绝不是为了指导我们科学的知识;然而，我们的责任却是把科学信仰建基在观察和推理之上，而不以掺杂其他不同秩序为考虑。”^[18]

格雷及其他基督教达尔文主义者，把进化过程植根于上帝的权柄中。对他们来说，达尔文主义并没有给新教神学提出什么新的难题。上帝的旨意与偶然性，第一因与第二因，看似难以协调，但也不过是命定论与自由意志间的事。格雷指出，关于设计说的真正问题，并不在创造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而是在计划与偶然之间，目的与无意之间。同时，他又排斥那盛极一时“间隙之上帝”的探讨，他说:“无论是出自神学还是科学，我绝不赞成动辄归咎于超自然现象，好掩盖我们对自然原因的无知，就算自然原因是充足的，也会将之摒弃。”^[19]

二十年来，格雷与达尔文一直以书信交流，讨论基督教的有神论与自然选择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的看法不同，但都一致认为进化理论本身只处理动力因问题，以及自然界中可见的事件和其机制等问题。作为一个信奉圣经的基督徒，格雷则相信，目的因亦即上帝的终极目的，乃是进化论未曾触及的问题。

莱特(George Wright)是格雷的朋友，亦跟他共事了十四年。莱特发表了很多阐释进化论的文章，他反对培根的自然哲学，而当时基督教反达尔文主义者，则把他们的神学跟这个哲学结合起来。莱特表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现代科学只能提供近似值而不能提供确定值。基督教达尔文主义者断言进化理论及其关于或然性和发展的含义，不仅是一门较好的科学，而且跟圣经神学的协调是远超过物种不变的哲学概念。他们更肯定了古老的圣经信念，就是上帝对其所造之万物的看顾与管理是直接及持续不断的，绝不仅限于那些特别的创作和神迹。

3.自由派达尔文主义者

这一派人早已参与到将基督教教义作再次陈述，并使其与时代协调这件事中。在圣经(包括《创世记》)的历史准确性上，自由派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赋予宗教的重要性在内。自由主义视耶稣为许多宗教教师中的一员，基本上视人性为良善，视进步为必然趋势，视道德为宗教的核心。有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宣称进化论是他们神学观点的基石。

圣公会的神学家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是一位温和的人，他把上帝对自然的管治只限于最初的一道教令，却不认为上帝的活动是随后还有的。他断言进化论的争论有待一位更聪慧，甚至更强大的创造主及管治者来处理，然而，目标的实践已经在原本的创造中所具有。^[20]坦普尔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与道德的起源。不过，他较麦科什激进，将进化论视为在新的神学基础上能给予确实的见识，包括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

另外一些学者则更激进，他们满腔热情，期待进化论会把新的生命注入基督教教义中去。当时，美国正处于19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这使神学家们将进化论与流行一时的进步和乐观氛围联系起来;于是便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21]20世纪初期，这一辈的“达尔文主义者”按着进化思想来重新解释福音书。一些人更尝试将基督教与进化论调和起来，并表明基督教本身，包括道成肉身在内，都只不过是进化规律中的一个阶段。^[22]一时之间，进化主义发展蓬勃，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能力范围及圣经教导的内容。但这种哲学梦幻不久便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厮杀彻底否定，那和平与进步的美梦也随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