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两汉儒学发展危机的回应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两汉儒学发展危机的回应。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时常入侵中原，政局不稳，人民苦不堪言，于是社会上许多学者、名士厌恶政治，他们游走于山水之间，专心于《周易》、《老子》、《庄子》（史称“三玄”），崇尚清谈，热衷辩论，借以回避政治，消解痛苦和烦闷。因为《老子》中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取其“玄”字，故称“玄学”。玄学实质上属于“形而上学”，学者名士们通过抽象晦涩的论理思辨，表述他们对那个动乱时期关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参悟，在中国形而上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玄学是魏晋时期主要的哲学思想，其主要贡献在于弘扬道家的哲学思想，并从侧面发展了儒家思想。例如：

1．“有无之辩”。“有”、“无”是老子哲学中关于世界本源的两个重要概念，“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一章）。以王弼为代表的一派“贵无”，认为“无”是一切的根本。以裴頠为代表的一派“崇有”，认为《老子》说“有生于无”是一种偏见。郭象既不“贵无”，也不“崇有”，他提出“独化论”，即万物自身变化。

2．“言意之辩”。言是表达，意是想法。言语能否完全表达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魏晋时期曾就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王弼、嵇康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另一种是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论”，认为“名”用以指“物”，“言”用以明“理”，言与意是一致的，主张言能尽意。

3．“名教与自然之辩”。“名教”就是正名分、定尊卑的礼民教化，是儒家君臣父子的道德规范。“自然”就是天道自然，凡事顺其自然是道家的价值取向。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整个魏晋时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名教出于自然”，以王弼、向秀为代表。王弼援道入儒，既不否定名教，又强调道家“自然无为”的学说宗旨，以名教本于自然来调和儒道的对立，挽救了名教危机。另一种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嵇康、阮籍、刘伶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愿意接受仁义束缚的，名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