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的社会状态

闭关锁国

◆恭王府花园诗画舫

◆恭王府花园
恭王府在北京西城前海西街，占地33800平方米，分中、东、西三路，由多进四合院组成。恭王府原为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的府第，嘉庆四年（1799）和获罪，宅第入官。嘉庆帝将其中一部分赐予胞弟庆亲王，名庆王府。后来咸丰帝又将其转赐其弟恭亲王，更名为恭王府。恭王府及其花园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曲折幽深。

对于清朝吏治的败坏，捐纳制度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捐纳最初是为了解决河工、灾荒、军需资金不足而实行的捐钱买官的临时性措施，顺治六年（1649）首开此例，仅限于虚衔，而不授实职。康熙十三年（1674），因平定三藩，军需骤增，国库空虚，于是大开捐纳，明标价码卖官鬻爵。3年之中，竟有500多人买到知县这一实职。清朝中期以后，捐纳形成定制，捐纳之银成为国库的经常性收入。乾隆十五年（1750），捐纳银两竟达550多万两。而且通过捐纳可以买到实职，这些出钱买官的人上任之后，自然疯狂搜刮民财。时谣唱道“贪不贪，一任官，雪花银子三万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吏治之败坏，无有甚于此者。

官场腐败至此，乾隆帝却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拒听劝谏。乾隆五十五年（1790）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指出全国吏治之坏，劝谏乾隆帝着手整顿。乾隆帝看后大怒，竟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才免去死罪，给予降职处分。由此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致使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军机大臣曹振镛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位极人臣，自陈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

◆内乡县衙
位于今河南南阳市内乡县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县衙始建于元代，其后屡经扩建，又屡遭战火。光绪年间，章炳焘知内乡县事，将县衙建成了现有的规模：占地2万多平方米，有房屋200余间。图为县衙的二堂（位于大堂后面），是知县预审案件和退堂休息的地方。正面木格扇，上悬“琴治堂”。匾额取《吕氏春秋》宓子践鸣琴理讼的典故。意在 警示知县要知人善任，力求做到政简刑轻。

腐败导致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八旗兵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到了乾隆后期，八旗兵由于开国已久，人习安逸，疏于训练，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朝廷一有战事，主要得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为官的克扣军饷，贪污中饱，弊端丛生，军队作战力迅速下降。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进行镇压。

◆金嵌珠“金瓯永固”杯
高12.5厘米，口径8厘米，装饰繁复华丽，工艺极其精湛。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

民生艰难困苦

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写：“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过速的人口增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时期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赋税政策。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这一方面废除了人头税，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造成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康熙初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数目，不过2000多万（因为隐瞒人口，实际数目可能会稍大些），乾隆二十九年（1764），全国人口约为2亿，嘉庆十七年（1812）增至3.33亿人，到道光十五年（1835）竟达4亿多人。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耕地面积不可能成倍增长。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2亩多，道光年间已下降到不足2亩。这也造成流民日益增多，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大清户部官票·壹两
户部官票又称银票，它是以银两为单位的纸币，面值有1两、3两、5两、10两、50两之分。

◆先农坛祭祀图
先农坛在北京正阳门外西南，建于明嘉靖年间，是皇帝祭祀神农的地方。神农是古代传说中最先教人耕种的人。每年春，皇帝要亲率众臣到先农坛行耕藉礼，以祈求丰年。图为清雍正帝在先农坛祭祀神农图。

自乾隆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直隶全省耕地面积为677806顷，而怀柔县大地主郝氏，竟占有“膏腴万顷”，为全省耕地的1.5%；乾隆、嘉庆之际，大学士和 占据良田8000余顷；嘉庆朝的巡抚百龄，一人占有良田5000顷。至于全国范围内占地几千亩的地主，为数就更 多了。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当时的地租率有的竟高达产量的50%以上。农民日益贫困，过着牛马奴隶般的生活，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加剧了社会矛盾。清朝在正赋上的加派有“火耗”、“鼠耗”、“雀耗”，这些损耗由百姓以额外的钱粮补上，但是这些补缴的“耗羡”，几乎全部被地方官吏私分。此项制度最为扰民，雍正时期实行“耗羡归公”，但只是禁止官吏私分，并未取消“耗羡”，百姓负担并未减轻。

◆华丽的四合院垂花门
清代中晚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豪门富户的深宅大院、雕梁画栋，与平民百姓 难遮风雨的茅屋草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苏州繁忙的怀胥桥商市

杂税上的加派，更是花样翻新，乾隆时期除了正赋（指田赋）以外，还有盐课、关税、杂赋几项。其中杂赋包括渔税、牙税、当税、契税、落地税等名目。盐课之外，一旦朝廷有庆典或军事活动，就指令盐商“报效”。乾隆时全国盐税高达500万两，而两淮盐商一次“报效”竟达数百万两，这些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平民头上。关税征收时，官员横加摊派。落地税即商品税，更无准则，无定时、定点、定额，全凭长官意志决定，同一货物在市场上甚至被反复征税。就税收总量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税收为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1790多万两。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是苛繁，一方面官府横征暴敛；另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者持续增加。上自官僚缙绅，下至举贡生监，甚至书吏、门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人等，皆有免税之优待，结果导致“免差之地愈多，则应差之地欲少，地愈少则出钱愈增，以致力作之农民，每地一亩，出钱二三四百文不等。较之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者，多逾倍蓰，以致流弊日增”。

如此苛捐杂税，自乾隆朝以来，愈加厉害，困农病商，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民不聊生，遂铤而走险。乾隆朝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清王朝开始衰落的信号。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一年多才镇压下去，清朝的统治每况愈下。乾隆六十年（1795），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苗民大起义，直到嘉庆元年（1796），才被镇压下去。嘉庆元年四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亿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清王朝就陷入武力削弱、财政奇绌的困境，逐渐堕入了没落的深渊。

思想禁锢

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清朝封建专制空前加强，思想钳制空前强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统治者倡导以理学治国，对于与理学相悖的“异端邪说”，尤其是对疑有反清意识的只言片语，动辄罗织文网，迭兴文字狱。顺治朝就有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80余起，而仅乾隆帝在位之时，竟兴起70余次文字狱。文字狱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但也严重地窒息了文化和学术，使思想界、学术界噤若寒蝉，循规蹈矩，丧失了生机活力。

◆“大禹治水图”玉山
乾隆五十三年（1788）雕成，历时10年。此器题材具有重要性及历史性，且造型雄伟，气势磅礴，为迄今所见惟一一件重达万斤的玉器，在琢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堪称国宝。

文字狱使得大量的读书人不敢过问时事与实学，转而埋头于故纸堆，进行繁琐地考证，乾嘉之际，形成了一个以考据为主的学派，称“汉学”或“朴学”。汉学的成就已于前述，但其弊也不少，尤其是汉学的末流。其一弊在于崇古、泥古，崇信汉儒，声言凡西汉以下之书皆不读，愈古愈好，以古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其二弊在门户之见与家法之争，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日炽，经生惟“师法”或“家法”是宗，述而不作，不敢越雷池一步，因循保守，学风日趋僵化。三弊在繁琐空疏，不少读书人皓首穷经，毕生致力于片言之语的琐屑考据之中，虽也有成果，然大多流于空疏无用。结果导致儒学于清代读书人而言，既不能经世，又难以致用，蜕变成复诵的教条，思想的桎梏。

◆龙纹铜合符
合符为皇宫和都城夜间特殊的放行证件，由阴阳两片组成。该合符表面有二龙戏珠 的图案，周围饰以祥云。

清朝延袭明制，实行八股取士。明自洪武三年(1370)开始设科取士，考试以八股文为主，内容以“四书”为据，代圣贤立言。考生不得自出新意，只要“依经按传”，依葫芦画瓢，博得考官的青睐即可高中。这种考试制度为清朝沿袭，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束缚士人的思想，驱使士人把全部精力用于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揣摩试题、背诵时文选本、模仿中试范文上面，而无暇博览群书，更不务追求新知了。科举内容毫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学问，严重地阻断了广大士人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学习，更谈不上创新与发明了。明清两代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产业革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排斥了自然科学。

为夸示文治、兼行书禁，清统治者大力搜求藏书，编辑整理古籍。乾隆时编成《四库全书》，对于保存古籍和传播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弊端仍存：有的古籍未尽收入。有的古籍内容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被删改，文字被篡改。有的字故意写错而等乾隆帝御览时指摘以显示其高明，但拍马之举往往弄巧成拙，结果乾隆帝未改而错字散布于书中。而最糟糕的是乾隆帝下令查禁、销毁了大量有损于其统治教化的书籍。毁掉的书籍有3000余种，六七万卷以上，几乎与《四库全书》收书的总数相等，使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贡院
贡院是清代举行乡试、会试的场所，通常建 于城内东南方，图为现存南京的江南贡院。

闭关锁国

清朝初年，一度开放沿海地区，允许人民出海贸易。自郑成功等抗清力量将台湾及沿海地带作为活动地区以来，清政府为断绝沿海居民同反清力量的联系，颁布《迁海令》，强拆民房、焚船只，驱赶居民迁至远离海边的内陆，禁止出海捕鱼经商，致使沿海一片萧条。顺治中期以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数千里海疆被封，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台湾统一后，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正府开放海禁，允许居民回迁原籍从事渔业；允许广东、福建一带居民出海贸易；允许外国人在我国设馆通商，并设广州、宁波、厦门、松江四处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一度促进了中外贸易和交往，便民富国，两相得益。

◆绿玻璃渣斗
渣斗由墨绿色透明玻璃制成，敞口、束颈、鼓腹、圈足，颈及腹部磨有连续的六角菱形连锁装饰。整个器物造型优雅美观，制作技术精良，是清宫玻璃极盛时期 的产品。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不少沿海居民生活无着，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一些地方士绅官员和朝廷大臣又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同时限令出洋贸易之人3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但是这一开放的政策却渐渐终被“闭关锁国”的政策所取代，原因何在？

◆故宫保和殿
故宫三大殿之一。清代每年除夕、正月十五，皇帝赐外藩、王公及一二品大臣宴，赐额驸之父、有官职家属宴及每科殿试等均于保和殿举行。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 ~1656），顺治帝福临曾居住保和殿，时称“位育宫”，大婚也在此举行。康熙帝自即位至八年（1662～1669）也居保和殿，时 称“清宁宫”。

从直接原因来看，康熙后期，一些传教士秉承罗马教廷意旨，在传教活动中，干涉中国风俗、文化甚至朝廷事务，受到了当地民众强烈排斥，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由此对传教愈禁愈严。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克列门十一世决断：“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并派铎罗携教旨到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而铎罗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一体遵照勿违”，不服从者开除出教。康熙帝得知后极为震怒，将铎罗逮捕，押送到澳门。此后，教皇或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时有发生。雍正时期，传教士穆经远曾密谋协助皇九子允 反对雍正帝，因而雍正帝下令严禁传教士的活动。乾隆七年（1742），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重申敕令，规定中国天主教徒不能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这引起乾隆帝的日益不满。乾隆后期，清政府下令永远禁教。

◆青花黄地缠枝九桃纹盘该盘以黄釉为地，盘心饰有9只寿桃的青花文饰，色彩明丽雅致。盘外壁饰缠枝牵牛花，底部正中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款。这种盘是经过两次烧造制成的，工艺较为复杂，首先要经过高温烧成白釉青花器，然后再施黄 釉，二次烧成。

◆碧玉龙凤花插

清政府由禁止传教，进而限制外商一口通商，实行商业交往上的闭关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宁波港，仅限广州一口通商贸易。在乾隆中后期，闭关政策日趋严格。而一些偶发的事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典型的如洪任辉事件。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违禁赴宁波贸易，被浙江官员禁止，遂引起诉讼。乾隆帝认为此事涉及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然而经清政府官员会审之后，洪任辉败诉，由他上书所表达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欲扩大通商、希望中国方面整肃海关吏治、规范税收的意图也就落空。此事反而令乾隆帝以为内地有奸民与外商勾结，滋生事端，于是继续追查，将一批与洪任辉有着正常商业关系的中国人也治了罪，甚至处死了替洪任辉写呈词的人。此后乾隆帝多次下谕严格通商规则，进一步严格闭关政策，禁止外商和中国人的正常交往，严禁外商赴宁波贸易，把防止外人滋事、巩固海防放在首位考虑，使中国在急剧变动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更加封闭和孤立。

◆哈尔滨东正教堂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与俄国通商后，东正教教士便从恰克图这个边城开始进入中国东北边区传教。东正教堂坐落在哈尔滨市区内，整座教堂为拜占庭式建筑，中央一座主体建筑有个标准的大穹窿，红碑结 构，巍峨宽敞。

◆三希堂
三希堂位于故宫西路养心殿内，里面陈设了大量的文房雅玩。这里因收藏有被乾隆帝称为“三希”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 《伯远帖》三件书法珍 品而得名。

◆皇帝批阅的奏折和使用的文房四宝

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各地物产丰富，可以互通有无。加上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习惯，如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使统治者完全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和外国通商。而中国一以贯之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的灿烂文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使中国长期处于宗主国的地位，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藩属关系，形成了“中国中心”的外交观。这使得清政府统治者多把外国看成是“蛮夷之邦”，落后于自己而有求于中国，来中国是为了朝贡、祝寿、献礼，然后求得中国的恩赐。正是这种心理，使清朝统治者闭目塞听，昧于世界大势，盲目自大，从而导致了整个王朝在世界坐标上渐渐失落了自己的位置，最终被欧洲强盗破门而入，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就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而言，闭关锁国而造成的与世隔绝，使中国再次失去了一个机遇，一个由于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传教士东来以及康熙时开放海禁而出现的与欧洲先进国家进行贸易、通商和文化交流的良好机遇。结果外失资国富民之源，内不能吐故纳新，便只有走向衰落腐朽，而这是更为致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