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政治危机

深刻的政治危机

二、深刻的政治危机

对东欧国家来说，政治危机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挑战；二是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挑战；三是与苏联的关系面临着挑战。主要挑战者是东欧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其中，波兰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最具代表性。

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波兰工人阶级对其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状况长期不满的一个产物。早在1976年，波兰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工人组织。比如，为了支持和救助各地在罢工斗争中遭到军警袭击和逮捕的工人，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防卫委员会（KOR）。该组织为入狱者的家属提供法律和医疗援助，通过地下网络进行消息沟通，1979年还发表了工人权利宪章。然而，影响更大的还是瓦文萨领导的自由工会。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1943—　）是一名木匠的儿子，只受过小学和职业教育。1967年，瓦文萨进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当电工，1970年十二月事件中是罢工委员会成员。1976年，因组织工人反对政府而被开除公职后，瓦文萨在教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不受当局领导的自由工会，两年后成为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的团结工会就是在工人罢工斗争中由这些组织发展而成的。

盖莱克当政时期为了维持“高消费”，实行各种福利补贴。比如1980年，光是基本食品补贴一项就占到年度预算支出的13%左右，国家财政难以负重。另外，由于片面快速地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投入不足，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宣布冻结工资并且把“议价商店”的肉类价格提高40%—60%。这个决定成了1980年大罢工的导火索。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波兰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抗议物价上涨，这场大约有4 800家企业、60万名职工参加的罢工浪潮，不仅在波兰以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谓规模空前。格但斯克造船厂是这次罢工风暴的重镇，大约一万七千多人在瓦文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为了对付当局的镇压，罢工者在工厂内设栅防守。8月中旬，为了协调本地与其他地区的罢工运动，格但斯克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并且根据工人权利宪章向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保障承认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增加工资，降低退休年龄和提高退休金，工人及其家属享受全额公费医疗，保障消费品供应，完善社会保障和提高福利待遇，依照能力而非党员资格选拔领导干部等等。^[12]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政治局势，波兰统一工人党作了一些让步。8月底，波兰政府与格但斯克的罢工工人达成协议。政府同意工人成立独立的工会并有罢工的权利，有宗教和政治表达的自由。新工会则要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维护职工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不寻求发挥政党的作用，坚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原则，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家联盟体系。^[13]这样，各地自发性的工会开始协商成立全国性的自治工会。9月22日，波兰36个地区的工会代表齐聚格但斯克，以团结工会的名义联合起来，工人防卫委员会同时宣布解散，其成员加入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9月底，团结工会在华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册登记，正式名称叫“独立自治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发展很快，许多职工脱离了原工会组织加入进来，到1981年初就有会员一千多万人，大约占全国工人总人数的80%、全国总人口的30%。虽然有过承诺，但是，团结工会还是从自成立之日起就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展开攻势。它要求政府冻结物价，大幅度提高工资，减少肉类定量供应；进行经济改革，政府放弃对企业的领导，实行工人自治；实行自由选举，工会应参与最高层的决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波兰的问题由波兰人自主解决。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团结工会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来施加压力。据统计，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由团结工会发动的五万以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就有三十多次，至于几千、上万人次的罢工更是无计其数。^[14]

面对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态势，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80年9月5—6日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指出，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在经济上的严重错误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因此将盖莱克免了职，党的第一书记由卡尼亚（Stanislaw Kania，1927—　）接任。^[15]统一工人党这样做，主要是想通过领导人的更换来缓和与团结工会的紧张关系。上台后，卡尼亚奉行的是坚持革新路线与协商解决矛盾的原则。在1981年7月14—20日召开的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做的报告中，卡尼亚指出：革新路线的实质是在国家生活中恢复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恢复党的列宁主义原则，深刻进行经济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纪律。同时，党要继续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这是摆脱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16]然而，团结工会的攻势非但没减，反而更加强大。1981年9月5日至10月2日，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团结工会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瓦文萨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通过的纲领和章程中，团结工会不再提“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而是要求自由选举议会，实行多党制，工会要有自由出版权等等。卡尼亚虽然不会同意团结工会这样的要求，但还试图以让步求稳定。11月，波兰政府提出成立一个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团结工会、行业工会、教会和学术界代表组成的人民协商阵线筹备小组，团结工会则要求与统一工人党直接对话，因此拒绝参加。卡尼亚的协商路线并没有得到团结工会的积极响应。

波兰发生的一切引起了苏联的高度关注。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苏共中央领导人在给波兰党中央委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们对社会主义能否继续在波兰发展表示“由衷的关切”，对波兰领导人在制度的敌人面前缺乏原则性表示不满，指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没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进行斗争。^[17]在苏联当局的压力和要求下，10月16—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九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许多中央委员批评党中央领导软弱无力，纵容反社会主义势力，使党的各级组织瘫痪。有的发言指出，大批诚实的党员不仅失去了对党的领导的信任，而且对阻止党和国家瓦解的过程完全失去信心，因此，许多党员纷纷交出党证，离开了党。有的中央委员发出了‘拯救波兰’的呼吁，要求党中央领导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控制着‘团结’工会领导的敌对分子和冒险分子的活动。”^[18]也是在这次全会上，卡尼亚辞去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雅鲁泽尔斯基（Wociech Jaruzelski，1923—　）。

雅鲁泽尔斯基主政后，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为了对付团结工会，11月底召开的统一工人党九届六中全会要求议会授予政府实行“非常措施”的权力。12月初，苏联开始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界集结机械化部队，并召集华约各国党的第一书记前往莫斯科举行会晤，“呼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坚持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和同样坚决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19]。与此同时，团结工会也召开会议并且通过决议，声称如果议会授予政府上述权利，它将在全国组织抗议性罢工甚至总罢工。面对着外部武装干预和内部形势动荡的严峻局面，13日，雅鲁泽尔斯基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成立由他亲任主席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和阻止团结工会领导人公开宣告的对抗道路”^[20]。根据国务委员会当天颁布的《关于战时状态的法令》，波兰实行军事管制，直到国家局势恢复正常为止。在这期间，宪法规定的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以及示威游行等公民的基本权利被暂时取消或受到限制，禁止一切群众团体活动。战时状态开始实施后，团结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被取缔，总部被警察占领，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逮捕。

“战时状态”在波兰持续了19个月，到1983年7月22日才结束。关于波兰军管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军警和全副武装的巡逻队在华沙及全国各地的街头执勤。阴谋和希望、企图和期待、反面的方案和正面的计划，少数人的不轨打算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顷刻之间一齐被彻底粉碎。”^[21]团结工会成为非法组织之后，内部分成缓和派和激进派，前者主张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进行协商对话，后者则想通过暴力推翻政府。另外，在政府的高压下，许多原来支持团结工会的人转向拥护政府。从这个角度看，军管至少暂时地恢复了波兰社会稳定和秩序，特别是避免了大的动乱和苏联出兵干预。但是，军管也给波兰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美国政府于12月24日宣布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并声称支持“波兰人民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斗争”，西方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北约外长1982年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关于波兰问题的特别会议，决定对波兰采取制裁手段，以迫使波兰当局取消“战时状态”，恢复与团结工会的对话，释放被拘留者。“在西方的经济制裁措施中，对波兰经济威胁最大的是取消贷款。1981年波兰为支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需的进口，向西方国家借了50亿美元贷款。为了使1982年的西方进口能保持在1981年的水平上，以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务本息，波兰原准备从1982年再从西方借一大笔贷款；然而，西方制裁使这一打算成为泡影。”^[22]

在国内形势基本稳定而国外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波兰政府开始尝试通过软化对待团结工会的态度来换取西方的谅解，以期继续获得贷款，1982年11月，波兰当局释放了瓦文萨，12月停止军事管制，1983年7月22日取消了“战时状态”并释放了一大批被拘留的团结工会成员和其他反对派成员。与此同时，波兰政府1982年1月决定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内容涉及减少工业原料对西方的依赖，改善民众生活，发展农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地方管理权限，改革中央计划和经济机构等等。波兰还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如改组政府，精简机构，惩治腐败，改进工作作风等等。波兰的经济形势也大大好转，与1982年相比，1983年的工业销售总额增长6．5%，国民收入增长5%。到1984年，波兰的工业总产值恢复到1980年危机之前的水平，波兰局势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

与波兰相比，这一时期东欧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得多，几乎都没发生太大的社会动荡，但绝不是没有问题。政治危机在其余的国家中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是程度不同地处于潜伏状态之中。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危机就是长期潜伏着的，社会发展为虚假的稳定所掩盖。等它们显现的时候，这两国的社会剧烈变革已经开始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则属于另一类，社会危机的征兆显现得比较早，程度不断加深，剧烈的社会变革就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

第一，出现反对派组织。

在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倡导“民主化”与“公开性”的背景之下，“匈党报和理论刊物出现了大量反映不同思想观点的文章。有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的只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它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缺乏人道和民主，已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障碍。匈现在进行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就是要彻底打破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与过去一切错误的做法决裂。还有主张要由‘法制国家’取代‘党治国家’，要建立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的社会民主制度，或者建立以匈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执政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社会模式’”^[23]。从1987年起，匈牙利开始出现了一些联合组织、小组、俱乐部和政党性质的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匈牙利民主论坛（the 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1987年9月，一百多名作家、艺术家和经济学家举行集会，“就震动全国的社会经济危机、民主化问题、政治体制的缺陷、道德沦丧问题、文化生活状况、教育文献的忧虑以及国家所处的落后状况作了一些探讨”^[24]。与会者要求出版自由和组建可以商讨国是的公开论坛。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988年9月3日，匈牙利民主论坛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不过在当时，该论坛虽然不亲政府，却也没有作为反对派进行活动。它的政治目标是：代表民族利益、民族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的民主化潮流，主张建立民主的法制国家，促进独立、民主的匈牙利的建立。^[25]

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反对派组织名为“七七宪章”（Charter 77）。“七七宪章”本来是一些在“正常化”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在1977年签署的一份要求保障人权、同政府对话的文件，后来成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名称。西方学者认为：“七七宪章运动本质上是被剥夺权利的知识分子及被清洗的捷共产党员进行协商的产物。”^[26]开始时，“七七宪章”的人数并不多，主要的活动就是每年通过授权发言人签署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诉求，后来成为总统的瓦斯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　）就是该组织的发言人之一。“七七宪章”没有章程，没有常设的领导机构，任何人只要同意它的观点、参加它的活动，就可以成为它的成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政治组织或政党。从1987年起，“七七宪章”才逐渐开始公开从事反对现存体制的活动。3月14日，“七七宪章”15名骨干成员在布拉格的一个公墓集会，向外界表达了公开活动的信号。此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陆续出现了许多反对派，如由1968年后遭清洗的捷共领导人和党员组成的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马萨里克协会、独立记者协会、美国之友协会等。

罗马尼亚尽管政治上一直控制很严，但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供应日益短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的不满情绪起来越强烈。1987年11月，在罗马尼亚中部城市布拉索夫（BraLov），近万名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强行加班和削减工资。示威者冲进市政府大楼，撕下红旗和齐奥塞斯库的像，高呼“打倒独裁者”、“我们要自由”等口号。最后，罗马尼亚出动军队和警察将这场骚乱镇压下去，在骚乱中，有数人死亡，200多人被捕。

第二，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分歧。

面对着国内日益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各国执政党内部在改革的方式、目标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在1988年5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是否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派别。一派是以中央委员、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伊姆雷·波日高伊（Imre Pozsgay，1933—　）为首的激进改革派，该派别主张党要与过去的做法彻底决裂，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体，进行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另一派是以政治局委员格罗斯·卡罗伊（Crosz Karoly，1930—1996年）为首的渐进改革派，他们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建立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执政的多元的社会主义体制。总书记卡达尔等人仍坚持一党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反对派的存在和党内派别活动。最后，改革派在会议上占了上风。结果，卡达尔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改任荣誉主席，实际上是退出了政坛，总书记一职由格罗斯接任。在有11名委员的政治局中，有8人是新当选的，其中就有波日高伊、雷热·涅尔什（Rezso Nyers，1923—　）等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当选的108名中央委员中也有三分之一是新人。

1986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胡萨克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但不到10个月，胡萨克就在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继任者是雅克什（Milos Jakes，1922—　）。没有了胡萨克阻碍，这次全会通过了综合改革机制的决议。1988年2月，胡萨克又被解除了联邦民族阵线主席的职务，接任此职的仍是雅克什。10月，什特劳加尔被解除了政府总理职务，拉吉斯拉夫·阿达麦茨（L．Adamech，1926—　）组建了新政府。这些重大的人事变化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强硬保守派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温和派的力量在增大。

第三，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凸显。

这方面的问题几乎在所有东欧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在东南欧尤其突出。比如，保加利亚对30万土耳其伊斯兰教徒采取了同化的政策，强迫他们更改穆斯林姓名，禁止在学校教授土耳其语言，规定在个人身份证上不再登记族别。这样的政策加剧了保加利亚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1989年4至5月间，保加利亚土族人聚居区不断爆发示威游行，挑战日夫科夫政权。在罗马尼亚，主体民族罗马尼亚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尼亚共产党从70年代起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经济较发达的大村、大乡同周围比较落后的小村、小乡合并。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这些落后的小村、小乡，因此，他们认为罗共此举是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抵触情绪极大。然而，问题最麻烦的还是南斯拉夫，“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7]。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在是否允许各共和国独立、给予各共和国及自治省多大范围的自治权力方面争吵不休。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成立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力度加大，手段也更加激烈。南联邦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强硬，甚至不惜用武器来进行镇压，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矛盾也进一步加深。自1981年以后，科索沃的局势就再也没有平静过。据普里什蒂纳官方报纸《再生报》1987年7月1日报道：1981—1986年间，15万多科索沃人受到过警察询问，5万多人受到过惩罚或谴责，7 000多人被捕入狱（包括近千名未成年人），1 234人被判处20年徒刑。同一时期，在40多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马其顿，有1 300多人被监禁。另据大赦国际对南斯拉夫的报道：1982年的594起政治犯逮捕中，64%牵涉到阿尔巴尼亚族成员。1975—1985年这10年间，南斯拉夫共有35例死刑判决，其中仅在科索沃就有16例。1987年10月和1988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两次派军队进驻科索沃。^[28]在这种情况下，科索沃的事态变成民族危机了，反抗与镇压之间的这种“浮球效应”使民族危机不断的发展，塞阿两族之间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