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三大政治危机事件检视网络之动员能量与公共性

从台湾三大政治危机事件检视网络之动员能量与公共性_公共关系评论.第1辑

张依依^[1]

摘　要:自从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至今，中国台湾地区共发生三次重大政治危机事件，其一为2004年“3·19”枪击案，其二为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其三为2008年扁家洗钱案。本研究检视这三次危机期间网络的动员能量与公共性，并分析其所代表之意义。

关键词:公共性;自我防卫机制;政治危机;网络;嘲讽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bilization and Public Nature of the Internet:

Examp les of Three Political Crises in Taiwan

Zhang Yiyi

Abstract:Three political crises have erupted since former Taiwan leader Chen Shui-ban took offi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mobilization and public nature of theWorld WideWeb during these events，and tries to analyze what the phenomenon means.

Key Words:public nature;self-defense mechanism;political crises;Internet;cynicism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世纪初进入千禧年时，全世界无不欢庆，认为科技进步，前途光明，明天会更好。位在亚洲的中国台湾地区，也起了惊天动地的改变，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执政50年的国民党下台，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台湾政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岂知陈水扁上台后，天灾人祸频仍，危机连连，直到其2008年下台后，仍使台湾的政治动荡不安，人民心浮气躁。本研究把“时间”的变项加进去，针对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至今八年内台湾政治上三件重大危机事件，来分析因特网在这三次危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用，和其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换言之，本研究要探究因特网这项新媒体，在台湾动荡及危机时的动员能量及公共性，与其所显示的意义。

自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上台以来，只消随意翻阅过去几年来的报纸，就可以依序举出中国台湾地区自新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危机事件，如:

2000年巴掌溪事件

2000年停建核四争议案

2001年国营事业民营化的员工抗争

2001年纳莉台风风灾

2001年阿玛斯号货轮油污事件

2002年反健保双涨大游行

2002年基层渔会金融改革大游行

2003年台北一○一大楼鹰架掉落事件

2003年SARS疾病事件

2004年“3·19”枪击案

2004年“3·20”大选投开票过程与群众验票抗议事件

2004年敏督利台风七二水灾

2005年高雄捷运泰劳罢工暴动事件

2006年台开案(扁女婿赵建铭内线交易案)

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

2008年扁家洗钱案

世上危机虽多，但各方对危机的定义，却不一定相同。大抵学界对公关学者Lerbinger(1997:4;Bland，1998)对危机所下的定义，有一定的共识，即:只要发生“足以(或有潜力)给组织带来不名誉、摧毁其获利、成长，甚至影响其生存”的事件，都是危机。如工厂大火本来只是意外，不见得是危机，但如果后续发展伤害到组织名誉，就是危机。根据上述，本研究所谓“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的操作定义是:事件大到震动国际视听，使国际媒体争相报道，并对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及其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使民情激动、社会骚动，影响到政局安定者，就属于本研究所谓的“重大政治危机事件”范围。

根据这个标准，上述许多危机事件自然就淘汰了，只剩下三件符合这个标准:(1)2004年“3·19”枪击案;(2)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及(3)2008年扁家洗钱案。这三件事都与陈水扁有关，相信中国内地及台港地区的人民对事件的原委，在全球及台湾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下，都不陌生。奇怪的是，即使在已经是马英九所代表的国民党执政的此刻，与陈水扁(以下简称“扁”)有关的第三件重大危机事件“扁家洗钱案”却仍然发生，并且还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持续事件。至于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中的第一件“3·19”枪击案，至今尚未水落石出，仍没有一个征信各方的调查结果，此案仍悬而未决，各方都认为当局应重启调查，因此并说不出此事的确切结束日期。只有第二件2006年红衫军反贪腐倒扁事件(以下简称“红衫军倒扁事件”)，有一个明显的始末，始于2006年8月11日，止于同年11月29日红衫军静坐结束时，为期3个多月，111天。

可以想象，伴随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危机事件，网络上一定是喧嚣沸腾，动作、话语频仍，虽然本文作者像其他许多身临其境的台湾人一样，对于这些危机事件记忆深刻，有第一手的观察与参与，但为了本着客观与科学的原则，本研究将根据报纸的报道，描摹出因特网在事件发生时的作为、网络的动员能量，及其所显现的公共性。最后并参照文献与理论，提出分析解释，供施政者参考。

二、文献探讨

如果说本世纪与上世纪或从前任何年代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就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与意义。网络的影响无远弗届，台湾地区有近千万网络使用者，这样庞大的网络世界与网络人口，对政治有什么影响与意义，在危机时又有什么样的话语与动员能量，以及其公共性如何，凡此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Project Vote Smart，1999)，有70%的年轻人认为网络是获取政治相关议题的有效渠道，其重要性远胜于电视等媒体。Delli＆Carpini(2000)认为网络提供政治精英建立网络渠道，提升动员与沟通;对积极参与者，也有效降低参与成本，提供更多元的渠道。网络还有一个优势，即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散居于各处的网友。Chang (2002)在台湾地区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大学生透过网络表达政治看法的情形，远高于其他媒体。由于网络具有“实时”、“主动参与”、“互动”、“超越时空”、“匿名”等特性，与传统媒体迥异，因此有不少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理想的“新公共领域”(Heng＆Moor，2003: 13)。张卿卿(2005)认为网络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包括政治信息的收集、政治意见的交换和政治意见的表达。

一般人总认为年青一代对政治高度冷淡(Sax，Astin，Korn，＆Mahoney，1997;Zukin，1997)。美国一项相关研究显示，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有降低的趋势，可能的三个原因为:(1)年轻人政治效能感(efficacy)较低;(2)年轻人缺乏公民参与的机会;(3)年轻人欠缺公民参与能力(Delli＆Carpini，2000)。但Bimber(1998)认为年轻人是网络主要族群，网络也许正好可以扮演鼓励的角色，提供多元且便利的另类直接参与政治方式;网络的普及虽然降低了组织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但增加了民众无须透过中介就可以直接参与的可行性。当人民越有机会直接与政府沟通时，就越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而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因此反而提升。Corrado＆Firestone(1996)则强调，通过电子邮件串起的人际网络，反而更能有效组织动员，从而鼓励政治参与。易言之，虽然少了真实世界的参与/动员，但网络之便利可能更有益于动员与沟通，且有利于民主运作。

北京清华大学的李希光(Li，2003)认为，因特网的出现，挑战了中国内地原先高度集中控制的政治新闻与观点，也抢走了传统媒体的阅听众，破坏了传统媒体的议题设定功能。王毓莉(2007)发现网络论坛在中国内地发挥了“公共性”，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激起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她还认为在线公共领域的特征是，参与者可以从原本脆弱的在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立足的公共场域，重构自我对世界的认同。换言之，在线公共领域提供理想的辩论情境，凸显了公共性的实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is)，以立意抽样方式，筛选出自公元两千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地区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然后分别从该事件爆发当天始，到事件发生后三个多月的时间点为止，以“关键词”输入该期限内联合报系“联合知识库”，检索出所有与该危机相关之“新媒体”如:email、网站、网友、BBS——“批踢踢”(即PTT，台大之BBS)等报道来阅读与分析。前文已解释过这三大危机事件中只有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有明显的开始与结束日期，且期限长达111天，因此以“红衫军倒扁事件”为例，研究者就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注意:非联合报系所有媒体)，再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新媒体相关的新闻则数，阅读、分析此段期间内被“主流媒体”(非指官方媒体，因台湾主流媒体不尽是官方媒体，此处指传统上所谓平面、广播、电视三大传播媒体;尤指报纸)报道的因特网作为。

至于第一件“3·19”枪击案，始于2004年台湾领导人大选前一天——3月19日，由于没有所谓的终止日期，为求公平起见，遂仿“红衫军倒扁事件”，以2004年3月19日始至2004年7月7日止，以111天为期，对“联合知识库”圈选《联合报》与《联合晚报》两项媒体，以关键词检索出上述时段内所有与“红衫军倒扁事件”和网络相关的新闻则数，做文本分析。至于最后一件2008年“扁家洗钱案”，自2008年8月14日下午陈水扁开记者会自认“做了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始，至本研究撰写日止(2008年9月30日)，才44天，远低于前两次的111天，虽然时间较短，但这些报道的内容，亦足以呈现出“扁家洗钱案”的网络动作与意义。

为什么只以“联合知识库”相关数据做检索，原因在联合报系是台湾最“蓝”的媒体，其言论与陈水扁所代表的民进党最为相反，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在上述三件“与陈有关”的政治危机事件中，若有任何与“主流媒体”相对的非官方网络话语与动作，联合报系应属最勇于报道的媒体，因此本研究虽仅以“联合知识库”为主要样本，亦应可满足此一小型研究的需求。另一原因，即经过前测后，得知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其实不多，只有最大、最值得一提的网络创举与议题，才会被报道。既然本研究的目的，在调查危机期间“新媒体”这一块非官方话语空间到底有几多动作与作为，想一窥网络在类似危机事件里，都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有些什么样的动员能量，是否发挥了公共性，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因此相关报道内容是最重要的，也是研究者必须逐一细读的，至于其他平面媒体的报道数据若干，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过去的研究证明，《联合报》确实是类似事件里报道最多、最巨细靡遗的，而亲绿的报纸如《自由时报》，则是报道数量最少的，偏中立的《中国时报》的报道数则居中(张依依、封国晨，2008)。

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不针对一些“非官方”、自发性的网站或博客本身做内容分析?果真如此，倒是件困难的事，首先，哪些网站值得被选来做分析尚无定论，且时过境迁，只有报纸等主流媒体，还摘录下一些事发时值得一提的网络动作与网友作为。何况在“3·19”枪击案发生时，博客并不似今日普遍，且如上所述，网络或博客本身的内容，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反倒是客观记录网络等新媒体在这些危机事件中举措的主流媒体报道，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比较符合本研究的宗旨。

四、研究发现

有关这三次危机事件所用的关键词，经过测试，发现只有与事件及网络均相关的字词，才能将所有与“新媒体”有关的新闻一网打尽。当然，这样检索出来的新闻，会有重复，尤以头两项关键词检索出来的新闻，重复的时候最多，不过就算偶有重复，亦无妨于这些新闻所显现的公共性与动员能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兹将这三个事件的关键词与检索出来的新闻则数做成表1，如下:

表1　三次危机事件联合报系关键词检索结果

以下就略述这三件重大政治危机事件，及网络这项新媒体，在三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所呈现出来的话语与行为。

第一件“3·19”枪击案，发生于2004年3月19日下午，当时陈水扁正在台南游街拜票，鞭炮声特别响，一阵烟硝之后，记者报道陈水扁似为炮仗所伤，随后镜头只见陈水扁捂着肚子，走进奇美医院……这就是台湾首度爆发的领导人选举枪击事件，第二天就是选举的日子，选战为此翻盘。此一疑云满布的选举危机事件，让陈水扁以极微弱的差距连任成功，台湾为之沸腾。事发后各媒体疯狂报道，好长一段时间占满各版面与时段，也占满网络信箱，网友讨论热烈，且大量制作、散发、转寄相关报道电子邮件，吁请大家转寄(萧承训，2004年3月26日)，也有不少自称是奇美医院护士所发的电子邮件，还附上大量眼见为凭的照片档案，如:“夹克下方的红色，应是吉普车上的安全带，而不是血迹”，“照片会说话，枪弹疑云”等电邮，内容直指或暗示陈水扁的“遇袭”是场骗局，血迹是假的(林淑玲，2004年3月23日)。

案发四天后，争议迟迟无法落幕，“网上各拥其主，互有攻坚……网络持续发烧，相关字眼包括‘无效选举’、‘3·19枪击事件’等都是查询的热门字，网络上也不断流传各类邮件，包括将两方票数，公投票数，废票数相加减的巧合说……枪击案照片一一呈现，另将选务各项疑点整理制表，也有呼吁网友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各类信件转寄成为选后另一种网络文化，一天最多能收到十封以上”(黄朗倩，2004年3月23日，页7)。4月9日，华裔美籍鉴识专家李昌钰抵台勘验，表示“收到三千多封电子邮件……请他回台”(刘麟、辛启松、萧白雪，2004年4月9日)，《联合报》社论表示“谣言纷诼，网络上几乎全民皆成福尔摩斯”(《李昌钰的鉴识不能取代真相委员会的功能》，2004年4月10日，页A2)。

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的远因，可溯自2005年8月的高雄捷运外劳弊案，此案因来自泰国的外劳兴建捷运受到苛刻的待遇而爆发，结果牵连出多起弊案，舆论大哗。2006年8月7日，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写了一封给陈水扁的信函，希望陈水扁主动辞职下台，但未获响应。8月11日，施明德决定发起一人一百元“百万人倒扁行动”，表示当捐款累积至一亿元时，显示有百万人参与，则将发动和平静坐，迫使陈水扁下台。在此一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倒扁总部的官方网站，一直是各方及媒体了解最新动态的消息来源，其连结选项中有“施明德日记”及“荣耀时刻”，后者是倒扁大事记，只要是倒扁总部自己发的新闻稿(共20篇)，均会在第一时间张贴在官方网上。而倒扁总部所发动的所有活动，亦会公布在网上。网上还张贴扁国务机要费案“起诉书”，及联署罢免立委的表格，供大家下载(张依依、封国晨，2008)。

很明显，网站，而非电子邮件，在第二件“红衫军倒扁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此一活动有人主其事，也有一个可以发号施令、成为联系中心的网站，网民又可以走上街头直接发泄愤怒，所以电子邮件在此一活动中并非主要工具。有关本危机事件的新媒体作为，由于则数过多，内容花样也多，经归纳后简单以表2显示。

第三件“扁家洗钱案”，肇因于立委洪秀柱在2008年8月14日电视上爆料陈水扁媳妇黄睿靓在瑞士有银行账户，金额7亿元，陈水扁只好当天下午开记者会自认“做了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此事至今越滚越大，所牵涉的金钱、人头、账户也越来越多，使人越看越糊涂，也越看越生气。由于扁家所牵涉的海外洗钱均属国际银行，使此一事件再度成为国际焦点，台湾地区的形象，也再一次损伤。

此段时间之《联合报》报道内容，如:“如何洗钱短片、讽扁来电答铃纷纷出笼，尘封四年的非常妈祖光盘竟也翻红”(周宗祯，2008年8月27日，页C1)。“网络流传一张将千元大钞图案改为陈水扁一家看着地球仪，还指着‘瑞士在这里’的图片”，电视上也转报不已，更有不少人用电邮转寄众人(修瑞莹，2008年8月19日，页A5)。“网络上讨论激烈，炮轰阿扁伤了台湾人的心……还有网友讽刺地说，阿扁和阿珍可以拍续集了……批踢踢上有网友表示，台大今年过80岁生日，要选出杰出校友，不妨推荐陈水扁和宝贝儿子陈致中……网友大大嘲讽说，建议干脆把续集连续剧取名‘家和万事兴——洗钱的真相’”(邱琼平，2008年8月17日，页A4)。另有网友改编电影《赤壁》变“赤贫”，而台北曲艺团也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将陈致中夫妇的名言“太超过”、“人头说”等搬上舞台，彻底地开了陈致中、黄睿靓的玩笑。曲艺团刘增锴表示，“相声表演针砭时事，自古以来就是小市民的发声渠道，有的表演者在威权时代被杀头也不在乎，因此扯上敏感的政治话题也不担心”(黄玉芳，2008年9月12日，页A4)。

至于调查局内部网站的留言板，也出现不少讨论，毫不留情地批评前局长叶盛茂事先将洗钱公文泄漏给陈水扁。但最热闹的，还是网站，在一片挞伐声中，“网友选择以kuso方式揶揄‘第一家庭’的成员……根据《死亡笔记本》改编出‘洗钱笔记本kuso阿扁洗钱版’，漫画中把叶盛帽(叶盛茂)譬喻为死神，调侃了陈绥扁(陈水扁)的鲔鱼肚，也嘲讽了原本在美国的稚中(陈致中)和睿静(黄睿靓)，并讽刺扁家人把责任全到吴淑针(吴淑珍)头上……引起网友热烈回响……也有网友只用了简单的四格漫画，对喜欢逛街的吴淑珍作文章。这篇标题为‘吴淑珍买内衣’的漫画，以女性内衣尺寸的‘A’谐音‘A钱’的‘A’，当女服务员询问漫画里吴淑珍的尺寸是否为‘A’时，气得她从轮椅跳起来破口大骂‘没A啦’……已有网友预期司法终究会还给扁家人‘清白’，画出了‘扁家庆功图’，一家人搭上‘3·19’枪击案的吉普车，由‘陈绥扁‘驾驶，和‘吴淑针’干杯庆贺着:‘A7亿都没事，丢喜爱呆玩啦!’，‘稚中’则在后座雀跃着:‘YA!阿爸真伟大!’”(陈心怡，2008年9月23日)。

表2　红衫军倒扁事件中之新媒体话语与作为

续表

五、分析与讨论

从报纸报道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电子邮件是“3·19”枪击案网络作为的主要尖兵，也是串连的利器，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当时网站尚未大举进入web 2.0的时代，博客也不普遍。但是几乎所有报纸的网站都有名为“3·19”枪击案的新闻专题，供读者查询、转寄，也有针对此一事件的论坛，供大家表达想法。由于主流传媒对一般人而言仍遥不可及，因此若想和人分享、交换事件信息，或进一步去影响他人对案情的看法，就只有靠电子邮件了。

有理由相信当时努力转寄这类电子邮件的人，以泛蓝居多，因为台湾至少有五篇以上有关“3·19”枪击案的硕士论文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两人对该事件做“第三人效果”的研究。Davison(1983)“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的假设是:人们常倾向高估大众传媒对他人在认知上的影响，认为某项讯息对他人较有影响力，对自己则不具影响，且“第三人效果”有时会促使人们采取相应行动。这两篇以“3·19”枪击案为题检测“第三人效果”的研究，都证实了“第三人效果”，且因讯息对泛绿支持者自身信仰不利，因此泛绿支持者的“第三人效果”远较泛蓝及中立者强烈许多，而此点对转寄有显著影响，使他们“不转寄”这些电邮(洪雅慧，2007;许淑华，2004)。

大体而言，第一次“3·19”枪击案发生时，虽然网络科技尚不若今日发达，但民气可用，全民不惜化身福尔摩斯，热情高涨的企图以一己之力，鼓动众志成城，希望能对案情有所帮助。姑不论“3·19”枪击案的真伪，光民众这股热情，以及“用力”转寄的傻劲，就很值得称道。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好几封这样的电邮，起初大家都很认真地努力转寄，后来渐渐销声匿迹，可能是对胶着的案情感到失望，以及对“形势比人强”的体悟。最后，人民的热情终于被现实浇熄，“全民皆福尔摩斯”的盛况也黯然结束。

此后直到2006年的“红衫军倒扁事件”发生，施明德登高一呼，以“反贪腐”来定调此一运动，并以红色来唤起人民的热情后，才再度激得台湾民众热血沸腾。“红衫军倒扁事件”具正当性，也具好画面，因此立刻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一出由台湾人民集体演出的行动剧，撼动了国际视听，奈何扁终究没有下台，倒扁功败垂成，以致开头时轰轰烈烈的倒扁事件，三个月后竟至惨淡收场。从表1和表2可以得知在第二次“红衫军倒扁事件”中，网站是重心，虽仍有人使用电邮，但远不若第一次事件时普遍。

而在第三次“扁家洗钱案”中，网站与网友占了极大的分量，甚至电视都时常转报网友的创意，可见网友的想法与作为，日渐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也可能因为网络科技的进步，使得网友得以用“kuso”(恶搞、恶趣，本义源于日本流行文化)的意趣改装影片或画面，使电视台有了爆笑又嘲讽的画面，因此主流媒体电视新闻趋之若鹜，在这一方面，网络的内容与作为，远远走在主流媒体前面。

析论上述报道可知，整体而言，第一次枪击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悲愤，但带着极大的热情;第二次倒扁事件时人民的感觉是愤怒，带着一丝嘲讽。但第三次事件时，人民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此时民众只将洗钱丑闻当作嬉笑怒骂的材料，若以电子邮件转寄这些画面的网址，也只是用来逗人一笑而已，心理上对公平正义或司法，似乎已没有期待。随后马英九几次危机处理不善，网络上也立刻有人嘲讽。至此台湾人民对政治冷感至极，也厌恶政治人物与事物。网络这种“非官方”话语空间，如实反映了台湾民众、尤其年轻人的感受。

为什么人民的态度变得嘲讽?Inglehart(1990)认为媒体提供大量容易接触的政治信息，提升政治知识水平，因此不管在认知上或行动上，都有助公民动员，人民对政治的兴趣和讨论，会因而提高。文献也显示，网络能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速度与数量，有效凝聚散居在各处对政治有同样兴趣的网友，因此对政治新闻或事件，应有“动员”的功能，甚至能促进民主。征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危机事件，网络确实发挥了动员——尤其“自下而上”(bottom up)的动员能量，但为什么到第三次事件时，网民反而凉了心，显现不出对政治事件的热情，只看到一片嘲讽?

由于“扁家洗钱案”是一持续性的事件，并且案情迷离，每日一爆，基于前两次功败垂成的经验，台湾人民并无法对此案是否能水落石出抱有信心，因此神经紧绷，非常焦虑，而根据Corey(1996:95—97)的分析，焦虑(anxiety)是会“促使人们去做些什么”的紧张状态，它的功能是告知潜在的冲突与危险。焦虑共有三种:实质的(real)、神经官能的(neurotic)，及道德的(moral)。当人们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控制焦虑时，就只有靠不切实际的作为来自我防卫，也就是下意识启动“自我防卫机制”(ego-defensemechanisms)。

所谓“自我防卫机制”，能帮助应付焦虑，并防止自我崩溃，是正常的行为，也是一种逃避面对真相的生活形态，因此每人视焦虑的发展和程度，会选择不同的自我防卫机制。凡是防卫机制都有两个共同特色:“否定”或“扭曲”真实。Corey列举常见的自我防卫机制，如:否认、投射、合理化、退化、升华、压抑、期待、取代等。另有不少人认为“幽默”也是一种很高深的自我防卫机制，在临床治疗上，幽默对化解焦虑与压力，有不错的效果(Corey，1996:329-330)。

德国心理学家Blaser(1976)指出“讥诮”(irony)和“嘲讽”(cynicism)也是自我防卫机制，其功能在维持自己所持的「否定」看法，但又不显得太负面。Blaser强调“嘲讽”有史以来都被视为一种“否定”，其目的在减低所嘲讽对象的重要性，使其显得无足轻重。但他强调“嘲讽”与“讥刺”(sarcasm)不同，后者不属于防卫机制，是一种攻击与挑衅。

本研究认为“嘲讽”是一种极高明的自我防卫机制，因为它含有“否定”与“幽默”双重功效，并且又不像“讥刺”那样有失厚道。现代人焦虑特多，活在扁政府之下的台湾人民焦虑尤多，因此逐渐地就练就了一身“嘲讽”的自我防卫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在经过前两次事件的洗礼后，台湾人民已学会以嘲讽看待时事，也学会以嘲讽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政治的观感，并且效果宏大，受到各方热烈回响。

再者，由于日本的影响，近几年“kuso”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引人发噱的kuso版本，才够时髦。kuso本是“后现代”现象，将之应用在光怪陆离的“扁家洗钱案”，正足以反映此事之荒谬及人民心中的愤恨与无奈，而网络，由于其“非官方”的属性，所以是最适合kuso的媒体，可以说kuso本已有之，但一碰到网络，就发挥得特别彻底，而台湾的政治，又提供了kuso好材料。

只是本研究认为，因特网对政治事件，确实具备动员功效，但未见得是一种全然正面的功效，例如嘲讽，就可以说是动员的负面效果。虽然如文献所云，网络确实能发挥“公共性”，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也能激起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但当网民的心态一旦变成嘲讽时，网络就成了展现创意的场域，此时任何严肃的话题，都失去认真讨论的空间，只剩下一片揶揄。长此以往，人民将对政治日益失去信心，也无法认真对待任何政治事物。因此当网络言论开始变得嘲讽时，表示民众的心理已有所转变，忍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甚至已经开始对当局有所不满，此时执政者切不可轻松以对，而应反躬自省，绷紧神经，确实作好施政，处理好危机，以便重新唤起民众的热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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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作者简介： 张依依，中国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