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认识的深刻性

一、爱因斯坦认识的深刻性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Switzer J E）的一封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2］

李约瑟在1961年7月的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科学史讨论会上就这一论述批评了爱因斯坦，更多强调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讲演中，他说：“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后来，他又指出：“经过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社会与经济类型之差异的分析，当事实材料完备之时，我们终会说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之先进以及现代科学仅在欧洲之后起的原因。”^［3］而且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难题的解答也侧重于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

不可否认，社会因素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爱因斯坦的论断体现了他对科学技术体系自身发展特点的深刻认识。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有其内在逻辑性。一种科学技术体系一经形成，便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排他性。随着这一体系的充实与发展，突破其框架，使之产生变化与突破，会显得十分困难。如果外部社会环境不能够提供足够充分的促使这一体系变革的条件，那么科学技术体系本身的特点便会一直延续。所以考察某一科学技术体系某个阶段的走向及其所引起的革命时，必须要追溯这一科学技术体系内部的历史沿革，把握其发展脉络。

就解答“李约瑟”难题而言，这种追溯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中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时期科学的特点事实上秉承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的传统，而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与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的基本特点密切相关。所以，寻求中西方科学技术在近现代不同发展结果的原因时，应该到各自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中去寻求重要答案。正如张东荪认为中西所以不同之故，其种子就在于古代。并不是由近代而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未发生以前，科学的种子却早已存在了。^［4］而从古代至近代，中国的社会因素所起到的基本作用是保存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传统，西方的社会因素虽然没有使其古代科学传统完全得以延续，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希腊的科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