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考古学的科学史研究

知识考古学的科学史研究

福柯通过一种独特的话语分析来对知识史进行考古学研究。陈述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话语不是单独的陈述，而是按照一定规则整合起来、与社会制度纠缠着、发挥社会关系整合功能的陈述群，也就是话语。因此，作为一个个意义单位的话语，反映和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运作原则，话语中的陈述有机关联着，分析这种关联也就是分析知识的产生、流变、消亡、交错、变形、断裂等，也就是分析知识于其中并构成它的社会整体结构的产生、流变、消亡等。这也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传统研究者没有脱离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主义的窠臼，有意无意地把知识与知识的背景分裂开来，往往执着于对知识的真理性、客观性、逻辑学、正当性的论证。与传统知识史研究者不同的是，福柯则以一种整体论的立场，把知识当成在历史中运作的话语事件，把知识当成体现于其中、运作于其中的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话语体系，从而开创了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路径。

福柯通过一种独特的话语分析来对知识史进行考古学研究。陈述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话语不是单独的陈述，而是按照一定规则整合起来、与社会制度纠缠着、发挥社会关系整合功能的陈述群，也就是话语。因此，作为一个个意义单位的话语，反映和体现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运作原则。话语中的陈述有机关联着，分析这种关联就是分析知识的产生、流变、消亡、交错、变形、断裂等，也就是分析知识于其中并构成它的社会整体结构的产生、流变、消亡等。这也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与传统知识史研究者不同的是，传统研究者没有脱离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主义的窠臼，有意无意地把知识与知识的背景分裂开来，往往执着于对知识的真理性、客观性、逻辑学、正当性的论证，福柯则以一种整体论的立场，把知识当成在历史中运作的话语事件，把知识当成体现于其中、运作于其中的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话语体系，从而开创了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路径。

知识考古学关心的是关于话语实践的真实历史，而不是某个单独理论的真假，因此，知识史不是关于科学如何从谬误、巫术、宗教的前科学中诞生的历史，而是话语、思想的无目标的流变，是具体历史中不同陈述的结合、冲突、流变。于是，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视域中，作为话语的知识、科学和真理呈现出与正统科学哲学完全不同的面目。真理不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建构的、历史的、多元的、流变的。知识不是孤立的陈述，而是活动着的、运转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整体结构运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科学不是累积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在具体历史中话语体系的无确定方向的转变。由此，知识也就不局限于所谓的狭隘的科学活动中，而是存在于文学、哲学、宗教、故事等在内的广泛的领域中。

以考古学来考察科学史，福柯发现，科学史是非连续的。以往的科学史总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科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再现真理的发现过程，找出真理的普遍形式和不同时期科学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福柯把这个任务称为给出“全面历史”，即“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34]。但是，这样的编年史“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这些类型不能还原为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形式”^[35]。这些阶段是科学史之不连续性的体现。福柯发现，在编织“全面历史”的过程中，科学史家总是试图把知识表象为连续的、平滑的，有意无意地隐藏或忽略历史的不连续性。他说：“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事件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36]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要打破“全面历史”的封闭系统，接受“差异”，接受而且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当然，福柯不是要彻底否定连续性，而是否定“连续性的优先形式”，认为连续性“不是自然而就的，而始终是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进行验证；为了确证在哪些条件下和作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那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37]。

科学史就是知识型的转换史。什么是知识型？福柯是这样界定的：“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l’épistèmè），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奠基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现的是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 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38]他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表象之间，存在着一个作为知识型的深层结构。一个时代呈现出的整体文化样态，端赖该时代的知识型。知识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历史性的、间断性的、格式塔的方式断裂和转型。通过历史考察，福柯认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知识型发生过两次断裂：第一次发生于17世纪中叶，开创了古典时代；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初，开创了现代。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历史的连续性是与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39]，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偏移，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40]。在现代知识型的框架下，所有知识被认为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于是为了保证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就必须保证人的认识过程的客观性。因此，人一定是理性的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能正确把握客观规律的人。但是，福柯认为，对人的这个界定，并不是古往今来皆是如此，实际上是现代知识型出现以后才出现的，“人在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41]。通过考察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家对主体是什么的解答，福柯发现哲学并没有澄清该问题，反而使主体陷入悖论和困境中。而不澄清主体观念，现代知识型迟早要崩溃，主体之人迟早要死去。通过考察二战以来人文科学的最新进展，福柯认为知识空间中出现了他所谓的“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型面临崩溃、主体之人面临消亡的表征。因此，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从根本上“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42]

知识考古学还是一种“反科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真理是多元的，所谓主客观相符合的唯一真理是不存在的；第二，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整体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知识并不是主客观符合的范畴，科学并不是趋向客观真理性的“进步”活动，知识、科学的标准都是历史性；第四，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之内，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第五，知识不是主体认知的产物，而是历史实践的过程。相反，主体和客体倒是被知识实践所作用、改变和建构；第六，科学、知识背后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或者“无意识”，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种“知识无意识”；第七，知识与意识形态并不相互排斥，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43]总之，考古学知识观否定了科学的真理性、进步性，否定了知识的主体基础，把知识归结为话语在“知识无意识”支配下的游戏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