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及其意义

文学写作及其意义

第一节　文学写作及其意义

我们很难为文学写作提供一个公认精确的定义，但却可以对它作出一种主要着眼于解释现代文学写作特点的大体界说。

一、文学写作

探讨文学写作，首先需要了解文学写作的含义。

（1）文学写作的含义。什么是文学写作？着眼于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现状，不难看到，文学写作在继续保持其个人精神创造特点之外，正体现出越来越浓的商业色彩。1993年9月28日，作家周洪与出版社签约被买断的消息传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世所瞩目的新闻。有人戏称，这是中国大陆作家第一张“卖身契”。在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甚至那些高雅文学作品也往往抹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例如，具有较强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白鹿原》，就是在出版商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中热热闹闹地走向读者的。因此，我们必须既要看到文学写作的个性创造属性，又要正视它的的非创造性特点。文学写作是文学作品的产生过程，是包含作者个人创造和出版机构制作的一种复合过程。这样理解的文学写作，当然不会只具有单一属性。

（2）文学写作的双重属性。文学写作具有双重属性，文学写作的双重属性是指文学写作兼具个人创造与机构制作特点。一方面，文学写作体现为个性化创造。“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形容边塞异域风光的名句。岑参把边关萧索苦寒的雪景化作一片绚丽烂漫，是其个人化文学想象的焕发。再如，同样是写大海，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各不相同，有的雄心万丈，有的神思绵缈，有的情深意长，总之都与创作主体的独特个性密切相连。中国古代诗人袁枚说得好：“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丑虽殊，而不同则一也。”（《寄奇方伯》）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写作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同时也具有制作性。古典批评家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指出：“古希腊人认识到生成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他们没有用不同的词汇严格区分我们今天所说的‘技术’和‘艺术’。Tekhne是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亦指工艺和艺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更是宣布：资本主义的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机械的、标准化的、其影响几乎无所不在的“文化工业”。用阿多尔诺的话说：“在其（指文化工业——引者注）全部分支中，各种产品（它们是专为大众消费制作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种消费的性质）或多或少是根据计划制造的。独立的分支在结构上很相似，至少彼此相符，将自身组织成一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大众却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件。与文化工业要我们相信的不一样，消费者不是国王，不是消费的主体，而是消费的客体。”就拿畅销书的出炉来说，许多都是一种预先策划好的可控商业行为。文艺类畅销书为赢得市场，在主题、结构、行文、悬念等方面都形成了某种模式，特别在情节模式方面更为明显。比如“灰姑娘模式”、“流浪汉模式”、“才子佳人模式”，等等。当然，“文化工业论”把文学写作全然看成非个性化制作的论断过于片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合理的成分。它至少表明，从文化工业中成批生产出来的文学产品，是不可能享有彻底的个性化创造的，它不得不打上非个性化的标签。

需要说明的是，民间文学写作具有特殊性。民间文学是普通民众的集体创作。在广大的群众作者里面，活跃着一批民间诗人或故事讲述家。这些民间艺术家是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深深扎根于民间。他们既是民间文学的优秀的写作者、传播者，又是民族文化遗产出色的保存者和发扬者。他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同时，又显示出民间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总之，民间文学写作是集体智慧与个人才能的高度结合。

二、文学写作的意义

文学写作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文学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文学写作的个体意义。文学写作作为作家的个性化创造，理所当然地具有个体意义。它能起到升华本能、解放情感、释放生命活力的作用。人类生而具有许多本能冲动及其附带的情感，但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一方面人的本能欲望应有自由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大制约，而恰在文学写作的想象世界中，人的欲望可以获得“望梅止渴”式的替代性满足。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写作是作家个体生命活力的彰显。朱光潜就曾指出：“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所以诗是做不尽的。有人说，风花雪月等都已经被前人说烂了，……诗是没有未来的了。这般人不但不知诗为何物，也不知生命为何物。诗是生命的表现。生命像柏格森所说的，时时在变化中即时时在创造中。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到了末日。”

此外，文学写作还能使作家打破现时的局促约束而游心千载，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精神空间。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能在“草盛豆苗稀”的窘迫现实生存境遇中，获得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剥夺的精神自由。他发现许多可“尚友”的古人：“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他还说自己“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而这些“遗烈”常使他感发兴起：“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靖节先生在“惜”与“乐”咏史诗写作中，开拓了一个现时“樊笼”以外的广阔精神宇宙。

（2）文学写作的社会意义。文学写作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正如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所说：“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萨特在该文最后，呼吁作家勇敢地介入社会生活，投入战斗。

无独有偶，荣膺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斯图里亚斯则提出“拉美文学是战斗的文学”的著名观点。用他的话说：“按照我的方式来看，我以为拉丁美洲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属于抗议文学。……我们文学的作用就是反映我们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觉得这样的文学若要变成一种纯文学，一味追求视觉和听觉的愉悦，或者一味追求美感享受，是很难办到的。我和一些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讲我们所了解的独裁政权的故事和轶闻。毫无疑问，在我记忆深处保留着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统治时期听到的一切，我开始回忆起一些事情。我大声把它们讲出来。”阿斯图里亚斯把自己看成他的“部族的代言人”。可见，萨特和阿斯图里亚斯都共同强调文学写作的社会意义。

（3）文学写作的世界意义。在当今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文学写作不仅是民族的，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德国大诗人哥德早在1827年就已预言“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他指出：“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哥德并没有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截然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世界文学愈能吸收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它也就会愈丰富。哥德在另一场合把文学写作的世界意义表述得很明白：“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这就是说，文学写作召唤着和而不同的“文化全球化”，从而具有世界意义。

总之，文学写作具有个体意义、社会意义和世界意义，既诉诸作者本人又波及扩张到一定社会群体乃至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