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动乱的“诗史”

记录动乱的“诗史”

“诗圣”杜甫：记录动乱的“诗史”

唐诗繁荣，诗人众多，仅清人编写的《全唐诗》，就有48900多首诗，入选诗人达2200多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杰出的代表有：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称为“四杰”;盛唐的李白、杜甫等众多诗人;中唐的李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众多诗人;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等。可以说，作为现实的记录，唐代诗人比当时历史学家所留给后人的记忆还要多。在众多诗人中，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最突出的代表。我们在此不对杜诗的文学价值及其崇高地位妄加评说，仅就其诗留下的历史记忆做一些论述。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后移居陕西鹿州(今蒲城)。他早年饱读诗书，20岁开始漫游于吴、越、齐、楚。35岁后到长安，应试献赋，均未求得一官半职。困居长安近十年，直到44岁才当上一名小小的参军。当年，“安史之乱”爆发了，他在流亡中被俘拘留于长安，次年(757)冒险逃往当时唐肃宗所在地陕西凤翔，肃宗李亨封了他左拾遗的官职，不久他又被贬为参军。48岁时他弃官入蜀，曾在成都营造草堂。57岁离蜀，漂泊于湖北一带，59岁时死于湘江船上，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杜甫从20多岁进入社会，写了难以数计的诗篇，仅从流传的诗中收集到的就达1400多篇，这些诗篇不仅记录了他人生的轨迹，而且留下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的历史记忆。他的诗篇按时序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壮游时期(736—745)

壮游不是指壮年游，而是指心怀壮志的漫游。这10年既是唐王朝的隆盛时期，也是杜甫初入社会时期。他对朝廷寄予厚望，对前途充满憧憬，留下了许多壮丽的诗篇。他描写泰山的《望岳》一诗，大约写于737年，当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就写出这样独冠古今、气势磅礴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道出了青年诗人的豪情壮志。

当时他虽入世不深，但也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开元二十九年(741)秋，黄河泛滥，河南河北二十四郡一片汪洋，他在给舍弟的诗中写道：“徐关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展现了一幅黄河南北各州被淹没的图景：徐州变成了水城，碣石山露出笔尖似的山峰，被淹没的房屋旁只留下孤零零的树木，河道上万船竞发的景象消失了。他描写的水灾之惨重比一些史书更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二、困顿时期(746—755)

746—755年，诗人寓居长安，入世较深，对社会的观察也更加细致入微。这一时期，唐王朝在太平盛世的掩盖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杜甫在《贫交行》中写道：“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概括了当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情况。诗人还在多篇诗作中描写了不得志的俊杰之士群像。如《饮中八仙歌》中，描写了八位俊杰之士的醉态，有“骑马似乘船”的诗人贺知章、“三斗始朝天”的汝阳王李琎、“长鲸吸百川”的被挤下左相位的李适之、“玉树临风前”的美少年崔宗之、“醉中爱逃禅”的被谗中书舍人苏晋、“斗酒诗百篇”的大诗人李白、“三杯草圣传”的草书大家张旭、“雄辩惊四筵”的学者焦遂，突出了他们怀才傲世的鲜明个性。杜甫本人又何尝不是怀才不遇借酒浇愁呢!

他在《醉时歌》中活画出一个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广文先生：“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这里所指的是郑虔，虽学富五车却久被贬谪，国子监增设广文馆，郑虔才被调回京师任文馆博士。许多通过甲第致仕的人都成了朝廷高官，大鱼大肉都吃腻了，只有广文先生在清水衙门里衣食不周。诗中还写了诗人自己的景况：“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诗人更被人耻笑，穿着又短又窄的麻布衣衫，每天购买官仓的平价米维持生计，时常到郑老这里来相处，“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无论谁有了钱都要互相寻找，毫不犹豫地买酒同醉。

诗人的视野不仅限于身边的人和事，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层民众，他深切地感受到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和劫难。他在《兵车行》一诗中写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描绘了一幅生离死别的悲痛画面。“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这哪里说的是什么“汉家”，明明写的是盛唐的现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宣泄得淋漓尽致。诗人并不一味地反对任何战争，他在《前出塞》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并不反对保卫疆土、制止侵略，所反对的是滥杀无辜的战争。

杜甫敏锐的目光已洞察到盛唐的歌舞升平下隐藏的深刻矛盾和危机。如果说他在《丽人行》中揭露了皇亲国戚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炙手可热”的“绝伦”权势，那么，在《自京赴奉先县讠永怀五百字》中更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呼喊，“忧端齐终南，氵项鸿洞不可掇。”如山的忧虑连汹涌的波涛也冲不掉。

这首诗是在他去奉先(今陕西蒲城县)途中所作，写于天宝十四年(755)冬十月，其实这时安禄山已反叛，十一月反书才送到长安，昏聩的唐明皇还不肯相信，想亲自去问个究竟。

三、离乱时期(756—763)

在长安尚未陷落的日子里，城中官民人心惶惶。杜甫在天宝十五年(756)开春所作《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写道：“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其实，当时杜甫不过44岁，诗中却用“垂老”自况，反映为缓解揪心的忧伤，官员们只有用酒精麻醉自己的情况。宰相房琯组织十郡义军数万抗击安禄山军，在咸阳县东的陈陶泽全部牺牲，杜甫在《悲陈陶》一诗中以沉痛的心情记录了这一悲壮的战斗：“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旷野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同年，安禄山军攻陷长安。

天宝十五年五六月间，杜甫回到鹿州家中，七月肃宗接位于灵武(今陕西凤翔)，他闻讯于冬至后从鹿州奔赴灵武，途中被安禄山军扣留，解往已沦陷的长安，又成为沦陷区的居民。孤身陷敌的杜甫，既牵挂家人，又忧国忧民，写下许多沉痛欲绝的诗篇。《月夜》诗中“双照泪始干”写出对与妻子重新团聚的期盼。《忆幼子》中“聪慧与谁论”写不能再向谁谈论自己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了。《得舍弟消息》中写虽知道弟弟还活着，但也高兴不起来，“烽举新酬战，啼垂旧血痕”。战乱不止，啼哭的泪水洒在旧日战乱中留下的伤痕上。《元日示宗武》中“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之句，坦率而真挚地抒发了手足之情。《元日寄韦氏妹》中记挂“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妹子远嫁九江，不能前往祝贺，只有“啼痕满面垂”了。《春望》中把国破家离的沉痛心情发抒得更是淋漓尽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才四十多岁的诗人连满头白发也越来越稀疏了。他在《哀江头》中写道：“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向城南望城北。”看到胡人的骑兵扬起满城尘土，意乱情迷的诗人连南北方向也分不清了。

至德二年(757)夏，杜甫逃出长安，奔向肃宗行宫所在地凤翔。诗人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中，一个“窜”字，道出了仓皇逃窜的狼狈相，诗中写道：“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肃宗怜悯他的困窘，赏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属门下省的谏官，这也使他感激涕零了。《羌村》和《北征》同写回鹿州家乡探望的情况，又各有侧重。《羌村》中既写了“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乱世遭漂泊，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那种悲喜交集的动人情景，也写了父老携酒共饮时的沉痛话语：“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儿童也应征作战，村里只剩下无力耕种的老弱了。《北征》写了他自己忠于职守“虽无谏诤恣，恐君有遗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更写了途中所见所闻：“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描述出眼前寒月照耀着累累白骨的悲惨景象，潼关的百万败兵惨死，陕西一半人口都变成白骨。这些对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浩劫的描写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上任遇到第一件事是房琯兵败被问罪，杜甫上疏救房琯，惹恼了肃宗，由三司推问，经宰相张镐相救才免去罪责。房琯兵败一是由于朝廷催战，二是因贺兰进明拥兵不救。乾元二年五月贺兰进明进谗说房琯的坏话，并涉及杜甫，房遭贬，甫亦被贬为华州(今华阴县)参军，杜甫在《甫自金光门出间》一诗中说：“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委婉地指出皇上听信谗言，而他虽离开但仍停下马来望着千门，关心着朝廷。

离开朝廷又做一名跑腿的参军，使杜甫更深入下层、接近民众，写出了许多深刻反映现实的诗篇，“三吏三别”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乾元二年(759)，虽收复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但敌军仍强，官军屡败，兵源奇缺，强行征兵，造成许多人间悲剧。《新安吏》中写道：“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矮小，何以守王城。”按规定，23岁成丁后才可当兵，18岁以上为中男，这时仅有两个乡的新安小县，已没有成年男子，短小的中男也要应征入伍。“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仃。”无论是否孤儿都得当兵。送行的为什么没有父亲?不言而喻，他们早成了战场上的牺牲品。《潼关吏》写道：“士卒何草草，筑域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这样劳民伤财修筑关隘又有何用?战争胜负在人而不在关，诗中尖锐地指出：“请嘱边关将，慎勿学哥舒。”哥舒翰是少数民族名将，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但在一次出潼关作战中，在河南灵宝县遭敌暗算，官兵自相践踏，坠落黄河而死的达数十万人。诗人讽喻边将要珍惜士兵生命。《石壕吏》中描述了“暮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一幕悲剧。一对老夫妇，三个儿子上战场两个儿子战死，只留下一个尚在哺乳期的小孙子。老头躲起来，由老妇一人面对凶神恶煞的差役苦苦哀求，最后被老妇还是被带到军中做饭了。《新婚别》讲述了“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这样一对新婚夫妇的生离死别的事。《垂老别》讲述了“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一个垂死的老人连老妻也被抓走的事。《无家别》讲述了一个战败中逃生的士兵开小差回到家乡，“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棲”，最后还是被县吏抓走的事。作者悲愤地感叹：“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人活在世上连告别的家都不存在，又怎能算是个老百姓呢!

广德元年(763)，诗人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写道：“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诗人平生最欢快的一首诗，但在那战乱的年代，他虽回到河南老家，但也没有安身之处。在乾元二年(759)春，杜甫从东都洛阳回到陕西华州，这时关中地区发生饥荒。七月，他抛弃官职，西去甘肃。十二月，经同谷进入四川成都，寓居于浣花溪。上元二年(761)，他经营的草堂落成入住。直至代宗即位，改元宝应(762)，次年安禄山被杀，安史之乱才算逐渐平息了。杜甫辗转入蜀，居草堂，都有大量诗篇记录。这段经过李隆基、李亨、李豫三代，历时九年的安史之乱，杜甫所写诗篇最多，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四、漂泊时期(763—776)

安史之乱虽平息下来，但远未天下太平。应宝元年(762)七月，四川节度使严武奉调入朝，杜甫是他诗酒好友，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锦州(今绵阳市)，突因西川兵马史徐知道反叛，回不了成都的杜甫转道梓州(傍涪江)，后把家眷接去临时安了家，从此居处不定，往返于射洪、涪州(今涪陵)、阆州(今阆中)等地。广德元年(763)重九，杜甫在《九日》一诗中感叹：“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在《严氏溪放歌》中更道出了悲惨情景：“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朝廷任命诗人高适为西川节度使，杜甫在《警急》诗中对他寄予厚望：“才名旧楚将，妙略领兵机。玉垒虽传檄，松江会解危。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对朝廷的和亲政策也提出了批评。同年冬，《将适吴楚留别》诗描写了漂泊苦况：“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留方恋，行止复何有。”他虽萌离川向南之意，但在广德二年春《自阆州领妻子赴蜀山行》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汩汩避群盗，悠悠经十年。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

在漂泊的过程中，诗人还时时牵挂着唐都长安的安危，新疆犬戎入侵，多次占领长安，杜诗中颇有记述。在《黄河》中写道：“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扬旗》中写道：“三洲陷犬戎，但见西岭青。”描绘了犬戎高鼻梁特征，记录了犬戎兵占领松、维、保三州的情况。广德二年(764)在《释闷》中写了犬戎入侵长安的情况：“四海十年未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当听到郭子仪收复长安消息，写下《收京》：“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但战乱并未平息，他在《伤春》中发出感叹：“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

永秦元年(765)四月，诗人敬佩的好友严武年方四十英年早逝，他目睹棺材悲痛不已，写下《哭严仆射归榇》：“风吹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诗人在《旅夜书怀》中自况：“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同年五月，杜甫离蜀南下，又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行程：水路经戎州、渝州、忠州，入秋到云安暂时定居下来。大历二年(767)春，从云安到夔州，又定居下来。大历三年(768)，从夔州出发，经江陵、公安，到达岳州。大历四年(769)经谭州到达衡州。大历五年(770)，年59岁的诗人，为避开地方势力张玠叛乱，从衡州到耒阳，乘舟南下。

在辗转行程中，诗人处处留诗。永秦元年(765)《去蜀》诗中写道：“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他还给湖南友人寄去一诗《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中夜怀朋友，乾坤此深阻。浩荡前后间，佳期赴荆楚。”但诗人并没有盼来“佳期”，而是没完没了的苦难。大历五年(770)冬，诗人写下了最后一首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杯》。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寒冷的冬季，孤舟在急风大浪中航行，垂死的诗人，心潮随船身起伏，伏在枕上奋笔疾书，诗中描绘了水乡的景物，追溯了漂泊的往事，发抒了离乱的感慨，表露了对亲友的思念。他念念不忘的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诗人最后的诀别诗，他逝世于这年冬季，年仅59岁。

杜甫一生饱经苦难，忧国忧民，后人尊称他为“诗圣”。他留下数量极多的诗篇，成为时代的忠实记录，后人称之为“诗史”。他在成都留下的草堂，至今瞻仰游人络绎不绝。郭沫若为草堂题写的楹联概括了诗人的一生：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