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钱庄的终结

第十章　宁波钱庄的终结

1949年5月，宁波解放。国营银行被接管，私营银行与钱庄仍然继续营业。不过经过金圆券失败的打击，市场经济金融秩序已经被彻底摧毁，钱业了无生机，只能勉力维持。繁荣两百多年的宁波钱庄终于也历史性地快走到尽头了。

国民政府的时候已经体认到金融的重要性，一步步加紧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和监管，在体制上将钱庄纳入商业银行范围，希望以法律调节之，并颁行了许多有关金融业控制和监管的法令和措施。解放以后，发展经济，稳定金融，对新政府来讲也是一个现实性的课题，因此对钱庄采取了限制、利用的方针，但其思路基本上有一脉相承的感觉，只是手段、方法、步骤上有所不同。政府管制的重点在银行业，钱庄业只是担当一个金融配角的任务。

1949年8月21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当时解放区皆实行军管），作为解放后金融管理的方针。暂行办法对钱庄的业务内容做了明确的划分，包括存款、贷款、票据贴现、解放区间汇兑、承兑、工交公用文化事业投资、代理收解、保管箱、其他业务。但是有明确的限制，不许钱庄签发本票，不得接受军政机关及公用事业存款。并划定宁波属于二类地区，钱庄业资本定为2，500万～5，000万元旧人民币之间，要求在一个月内补足，呈华东财经委员会核准登记营业。同时对具体业务也设定比例限制，信用贷款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50%，同业拆借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20%。并须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活期存款为7%～15%，定期存款为3%～8%。备付金，活期存款10%，定期存款5%。存贷款利率由同业公会拟订，人民银行批准执行。要求定期报送营业报表交人民银行。确定宁波人民银行为管理机关，负责对钱庄业的行政监管。更明确规定钱庄不准设立暗账，不准从事投机业务。客观地说，这些措施是合理的，对钱业影响不大。

《暂行办法》颁布后，宁波钱庄按要求进行重新登记注册，共有18家钱庄获准营业，比解放时的15家增加了3家。说明钱庄资本家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对新生政权产生了信任。无论如何，解放之际的宁波钱庄已无法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宁波甫一解放，宁波军管会提出向宁波商会暂借军粮2，700石，按行业比例，宁波钱庄分配到148.5石，所占份额才5%多一点，可见已相当衰败。^[1]9月4日，宁波人民银行在钱业会馆召开银钱业联席会议，按上级要求部署增资及账外账处理归并工作，决定于一个半月内完成增资任务，三天内完成账外账入账处理。钱庄在金圆券时期已经增资过一次，随着金圆券恶性贬值，原有资本基本归零。作为金融业没有一定资本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像铭记钱庄，登记的时候，原有资本折合人民币0.39元，洽利源钱庄资本39元人民币。^[2]

9月20日是宁波钱庄最为灾难性的一天。当时舟山还在国军手里，国军从岱山机场发动了对宁波的空袭，从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不停地轮番轰炸，宁波钱庄集中的百年财富之地江厦街完全成为废墟，毁房一千多间，瓦砾遍地。解放后营业的18家钱庄有15家设在江厦街，可见损失之重。那些钱庄只能另觅新址营业。江厦街也成了现在江厦公园的一部分。

本来10月20日应该完成增资的，受此影响当然无法完成了。10月13日人民银行召开座谈会要求如期增资，但只有涌源、涌丰、福利3家钱庄完成增资任务，其余钱庄都以遭到轰炸为理由，要求延迟出资。暗账部分，各庄各显神通，明里应付，暗里转移财产，只将小部分账外资产并入资产负债表中资本项下。以滋源钱庄为例，其申报的账外资产计有烟叶50件，麻类197件，煤油5桶，黄金50小两，折合旧人民币700万元。^[3]其他钱庄基本类似，以应付为要。账外资产大部转入亲友名下。考虑到此时是社会动荡、新旧交替的非常时期，币制混乱，金融崩溃，工商凋敝，物价腾涌，钱业为保全资产计，以账外运作方式来规避通货膨胀风险做法也在情理之中。同民国十七八年比较，当时宁波钱庄资本高的在20万元，大同行起码在3万元，20年后，钱庄居然连两三千元的资本也难以筹集。金融如此，百业也可想见。当时宁波金融情况是，国营银行撤退舟山，私营银行中很大部分资金也转划总行或汇至香港、台湾等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风雨飘荡中钱庄在银行的存款也等于无形中消失。虽经拖延，钱庄最后还是完成了增资任务。

1949年经华东区财经委员会核准注册的钱庄如下：

1949年11月经核准营业钱庄　　　　单位：旧制人民币万元

根据办法规定，虽然对钱业业务有所限制，毕竟还有业务空间。解放伊始，经济亟须恢复，市场处于整顿之中，中小企业仍依靠钱庄周转，宁波钱庄在观望中维持。其营业做派仍不脱旧日作风，以一味维持为主，鲜有新业务开拓。日常以同业拆放和买卖沪汇为主。公开、透明的业务活动在解放初期人民币严重通胀时期（最高名义利率达年息536.4%），收入不足以维持钱庄的日常运作，钱庄一般都采取暗息办法回避人行监管，减少通胀风险，就是在官定利率之外收取额外利息。11月初，人民银行为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组织力量开展突击检查，发现问题30多起，其中福利钱庄和垦业银行因违反《暂行办法》第十五、十六、十八条规定在12月31日被人民银行严肃批评，并被要求向人民登报道歉。^[4]说明解放初期对钱庄的处理还是比较宽松的。

大轰炸已经使钱庄业物质资产造成极大损失，金融的严格监管又使钱庄的活动空间窄化，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职工运动，劳资争议尖锐，1950年经人行调解仲裁的就有十多次。^[5]原来钱庄可以利用钱业的封闭性突破政策限制私下运作某些业务，钻政策空子，现在职工被发动起来后，经理人不敢冒此风险了，正常的工商业放贷业务又因经济秩序未完全恢复而难以进行，钱庄业的金融资源已大大缩小，日常开支竟然要靠股东垫款。天益、元益、祥康、铭记等十多家钱庄从1950年上半年起经批准相率歇业。更有江北岸的涌丰钱庄经理李子均因与职工矛盾激化，以赴上海结账为名，卷款10，600万元潜逃。^[6]6月以后，仅剩5家钱庄继续营业，分别是晋祥、立信、通源、晋恒、慎康。

1950年10月又有新政策出台，对钱庄承做的放款业务限制更多。单一贷款客户的授信额度限在3，000万元，透支额度限在200万元以下，全部透支总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20%，这等于把钱庄赖以生存的命脉给切断了。钱庄的传统惯例就是以透支来招徕客户，信用放款为基本业务模式。钱业再次萎缩，完全边缘化。5家钱庄在1951年只有晋祥一家盈利16，718万元，其余4家都亏损，1952年更是全数亏损。亏损的4家钱庄面临“三反”、“五反”运动，业务不能正常开展，日常费用全赖股东垫款维持，几近停业状态，先后向人民银行提出歇业申请。人民银行考虑到各种影响反而主动劝说四家钱庄继续营业。

宁波人民银行一份1950年的总结报告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里面说道：“行庄收益锐减，开支不能紧缩，同时放款呆滞，资金周转不灵，终于跟着靠暴利的商人一起倒下来的有14家，占原有行庄总数的三分之二。倒风蔓延达三个月。”^[7]

钱业环境恶化至此，宁波钱庄不得不另谋新的出路。1951年底各家钱庄经多次协商，设想把硕果仅存的5家钱庄合并成一家宁波钱庄，呈报华东区人行，核定资本5亿元，除原有资本12，500万元，公债7，000万元，实物资产1，500万元，其余资本各庄按比例增补。结果只有立信、通源、慎康增资16，442万元，晋祥、晋恒两家股东没有增资，此事遂搁浅。1952年初，五庄又再行协商，愿仿效上海钱庄模式，组建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即把5家钱庄联合起来，改组为银行，加入国有股份，摆脱纯商人资本的负面政治形象，有利业务开展。曾派人去上海取经，呈报华东区人民银行，终未获结果。

1951年下半年，成立“私营行庄联合放款处”，5家钱庄与四明、垦业银行一起实行统一放贷，实施政府对民营金融业的业务控制和监管。

1952年10月，各钱庄股东召开联席会议，深感钱业经营环境恶化，市场萎缩，业务衰退，亏损持续，难以为继，于是痛苦地决定全数停业清理，设联合清理处于和义路晋祥钱庄内。1953年7月，清理结束。其员工15人转业人民银行，其余25人及组建宁波钱庄时存在人民银行专户的股东增资款，一并转入宁波人丰布厂。

至此，宁波钱庄与它的全国所有同业一样，体制性地消失了。

客观地说，随着金融事业的发展，钱庄的消失是必然的，尽管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关于钱庄活动的信息出现。钱庄是区分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从高端的商业银行，到民间兑换、小额借贷的传统形态。我们本书探讨的宁波钱庄显然指具备商业银行性质的钱庄。它们已经进化为商业银行，只是名称上保留着。上海钱庄合组为商业银行的模式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即使那些钱庄能够保留下来，无非以小型商业银行的身份成为新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如果要做类比的话，那么更恰当的说法，钱庄好比是单一制银行，银行像分行制银行，在国外至今仍有很多单一制银行存在。社会经济结构是多层次的，相应的金融服务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小型商业银行也有它存在的经济空间。但是钱庄复活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注释】

[1]宁波商会档案，宁波档案馆。

[2]《宁波铭记钱庄申请复业登记表》，《宁波洽利源钱庄申请复业登记表》，宁波档案馆，地66－1－11。

[3]《宁波金融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

[4]《甬江日报》1949年12月31日。

[5]茅普亭：《宁波钱业史》，《宁波工商史话》，第20页，1987年。

[6]人民银行档案，宁波档案馆。

[7]1950年宁波人民银行：《工作总结报告》，宁波档案馆，地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