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