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贵仁的父亲洪双辉曾被污蔑污蔑中国人我们是中华中华

素有“热带宝岛”之称的印尼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印尼已探明煤炭储量近400亿吨，主要分布在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苏拉威西地区，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

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资源产生巨大需求，也为印尼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直致力于中印（尼）关系友好与交流合作，20多年前就在印尼煤炭和能源领域发展，如今已取得丰硕成果并联合中国在印尼展开资源开发合作的洪贵仁，也因此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推动中印（尼）经济合作、一个让自身企业和中国合作、让中印（尼）经济社会成功实现双向投资和双赢的新时代。

幼承庭训 谨记根在中华

洪贵仁祖籍福建南安，1933年10月2日生于印度尼西亚中南部西努沙登加拉省的龙目岛。其家族自祖父一代便已定居印度尼西亚。

龙目岛风景如画，是久负盛名的巴厘岛的姊妹岛。该岛所在省份盛产稻米、大豆、花生等农作物，并以咖啡、椰子、丁香、茶叶和畜牧业著称，是印度尼西亚五大粮仓省之一。“龙目岛的华人可能是全印度尼西亚华人中最中国化的，虽然在苏哈托时代华文被禁止了30多年，但龙目岛几乎全岛的华人都能够讲华语，这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的华侨有所不同。”洪贵仁介绍说。

洪贵仁是父母的第一个男孩，也是洪家到龙目岛的第三代长孙。洪家移居印度尼西亚的故事相当传奇，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被清廷悬赏通缉后，远在福建南安英都的洪氏家族也受到牵连，因而被迫远涉重洋。

比起祖辈当年的坎坷，洪贵仁要幸运得多，到他出生时，洪家家境已大有改善，不仅在龙目岛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在当地商界有了一席之地。洪贵仁的祖父在唐人街开了一间土产店铺，专营原住民农作物和特产买卖。他为人忠厚，沉稳能干，为家族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真正为洪家在龙目岛争得一席之地的是洪贵仁的父亲洪双辉。洪双辉上学不多，靠自学熟知中国历史，他头脑活络，口才很好，接手土产店的经营后，把生意规模做大了很多。

洪双辉乐山好水、爱好广泛，早年经常带着全家老少到附近半山上的风景区苏拉那地游玩，也常带着孩子们到海中畅游，他还喜欢唱歌，经常给孩子唱的是《渔光曲》，时刻提醒他们：虽然生在小康之家，但千万不能忘记穷人生活的苦难。父亲的这种人生观造就了洪贵仁的豁达。

洪双辉还被推选为龙目岛中华总会的主席，在当地非常具有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洪双辉坐飞机由龙目岛去雅加达，飞机起飞时，他去了洗手间，机场调度人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通过塔台让飞机返航接了洪双辉。

对父亲，洪贵仁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中国的热爱和赤诚。年轻时，洪双辉到本地荷印政府办事，听见移民厅官员污蔑中国为“支那猪”，便怒目而视，大声斥责官员：“不许污蔑中国人，我们是中华！中华！你难道不知道吗？”官员被他的暴怒震住了，不由喃喃地用印度尼西亚语说了句：对不起。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事情，因此被广为流传。不仅如此，为在当地弘扬中华文化，洪贵仁和岛上一些长辈带头捐资助学，办起了被官方称为“义学”、龙目岛华人称为“教人亭”的中华小学，教授中华文化，教科书则是从中国带去翻印的。

因为父亲的原因，洪贵仁从小就被安排接受华文教育。1940年春节刚过，7岁的洪贵仁便跨进了中华小学的大门，学习识字、珠算、记账、历史等。小学毕业后，他又被父亲安排跟姐姐梅花一起，回到遥远的故乡——中国福建，到当时被誉为“声名播四海，校友遍五洲”的中国名校——厦门集美中学上初中。

那是1946年，那时的洪贵仁才13岁。当他漂洋过海来到这传说中的祖籍国时，可能不曾想到，他此后都将在中印（尼）两国之间的穿梭往来中度过。

辗转中印（尼） 成就一世情缘

厦门集美中学由大名鼎鼎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学校教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洪贵仁一入学，就接受了陈嘉庚办学的教导理念：努力读书，好好做人，替国家民族做事。

中国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安排国内的孩子尽早返回南洋家中。1948年，洪贵仁和姐姐以及一批龙目岛同学不及毕业，便重新回到印度尼西亚。回到印度尼西亚后，父亲让他务必继续学业，而龙目岛上没有高中，他便远行千里，到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华侨学校——首都雅加达中华中学就读。当时，雅加达华中的很多老师是中共党员，经常给学生讲革命道理，洪贵仁和同学们因此深受进步思想影响。

2011年12月30日，印尼雅加达《国际日报》刊登洪贵仁在印尼获选为“2011年印尼华人十大精英”

父亲本想让洪贵仁高中毕业后回家帮忙做生意。但不久时局又有变化，并改变了他的人生。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为了感谢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的海外华侨，决定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接收海外侨生到一批条件最好的学校免费就读。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洪贵仁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开明的父亲不但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让姐姐梅花陪同，一起到上海读书。

于是，风华正茂的洪家姐弟和许多侨生一起坐船，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一路传唱着《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中国名歌，经过10多天的海上颠簸，由雅加达经香港中转抵达上海。

这一次，洪贵仁在中国一住就是7年。7年中，他完全融入学校和本地社会，和普通中国学生并无区别，如果有，那就是比大多数中国同学都更优秀。其间，他因品学兼优、组织能力出众，成为三好学生（学习好、工作好、体育好），被推选为“上海华侨同学会主席”。作为同学会主席，他拥有一项“特权”——可以得到上海侨联每周六在上海法国夜总会主办的舞会入场券。这本来是个小事情，但却影响他的一生。他借此认识了蒋蕴华——一位上海行知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位在学校当老师的美丽上海姑娘，并最终结为夫妻，成就了一生的情缘。因为在中国有了恋人，对建设中国充满热情的洪贵仁干脆决定毕业后留在上海，与蒋蕴华相伴终生，并且在著名的上海国际饭店与蒋蕴华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婚礼。

婚后不久，洪贵仁接到家里的电报：母亲生病，速回龙目岛。接到消息的洪贵仁夫妇焦急万分，火速回国。那时，中国还没有直达印度尼西亚的飞机，于是他们就先赴香港，再坐船回家。

但到香港后，他们并没能及时回家。那时，印度尼西亚一批企图分离国家的军官，依靠西方军火商从新加坡出售的武器，正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西北部发动武装叛乱，印度尼西亚驻外领事馆关门停业，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外交部门也人去楼空，洪贵仁夫妇因此无法申请签证。而此时，内地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反右运动当时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蒋蕴华已去世的父亲曾担任国民党要职，在上海的母亲传来消息：家里已被反右工作组盯上，若被抓住，可能会被投进监狱，性命难保，千万别回来。洪贵仁也听说——有人被划成右派到乡下劳动改造了，有人被批斗后甚至含恨自杀了，若留在上海，华侨是四大“黑帮”之一，自己也将是被整对象。就这样，既拿不到签证回印度尼西亚，也不敢回上海的他们，只能在香港度日如年。

漫长等待之后，终于，印度尼西亚方面有了消息，国内叛乱被平定，他们的签证被批准，可以启程回国了。而这时，他们在香港已经待了整整8个月。

2012年1月14日，印尼《千岛日报》刊登2011年连获三项国际荣誉奖的洪贵仁

初涉商海 品味两番浮沉

回到印度尼西亚家中，原本为母亲病情焦急万分的洪贵仁转瞬兴奋万分。原来，母亲其实并无大病，因为想儿子，也想见上海的儿媳，才发电报叫他们回来。

2012年1月14日，印尼《千岛日报》刊登洪贵仁荣获国际若干嘉奖

因为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中国回不去了，洪贵仁决定便留在印度尼西亚帮父亲做生意。其时，洪贵仁的父亲已是龙目岛上拥有岛际土产经营权的商家之一，同时也在印度尼西亚第二大都市泗水拿到了可以做国际贸易进口的“准”字，将生意扩大到了泗水以及与印度尼西亚为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当时，父亲虽然业务很繁忙，却并未财源广进，因为只是代理别人进口的货物，佣金仅有2%，而订进口货的经营户的资金，也是以洪家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转借，替人贷款的佣金也只收2%。

商学士洪贵仁介入生意后，很快对这种干得苦、获利少的状况提出改善方案，他建议父亲用银行贷款进口货物并且自主经营，以充分利用“准”字价值。这样做，一单货的利润会多出好几倍。父亲同意了这个想法，并让洪贵仁自己去做。第一单进口电焊条的生意，他立即就赚了大钱，至今他还记得，自己花10万美元本钱进口的货物，卖了70万美元。一年以后，洪贵仁俨然是当地商界的新星了，名声大振。直至今天，提起这段往事，他的脸上仍有掩饰不住的笑意。“其实我当时是心有点野，有点不满足，好比在舞台上不甘于只做那种跑龙套、敲边鼓的角色，老想自己摸索着干点事。”他笑着解释说。

不久，因为印度尼西亚外汇日益短缺，当局下令禁止外汇投标的进口买卖，拿不到外汇指标的洪贵仁，只能将进出口生意停了下来，从泗水返回龙目岛，接着再做老本行的土产生意。即使是老本行生意，洪贵仁也要有新做法。他充满创新精神，简单的土特产贸易不是他的目标。一个香港朋友告诉他说，龙目岛的肥牛多，如果可以出口到香港，将有利可图。不太喜欢这门生意，但也没有更好生意可做的洪贵仁，派人带上黄牛照片分赴香港地区、新加坡联系销路，决定干这个新买卖。

让他有点意外的是，这个生意真的还不错，而且利润可观。之后，洪贵仁一做就是三四年，直到差不多倾家荡产。起初，这个生意赚到不少钱，但跟风者多了以后，利润就薄了。最惨重的是，一次，他花血本收购了1000多头活牛，装了满满两条船送往香港，意在薄利多销。不料，一场台风掀起惊涛骇浪，两条船怒海余生，抵达香港时，肥牛死了2／3。这个损失对洪贵仁几乎是致命打击，幸亏有合作3年的生意伙伴香港大丰行的老板许松山的借款支援，他才勉强渡过难关。这也是洪贵仁在商场上的首次大失败，但也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洪贵仁冷静分析失败的原因，决定和别人做不一样的牛生意。他选择到竞争相对弱的地方收购，同时把黄牛换成水牛。新办法果真奏效后，他披星戴月地奔波，把亏本的钱赚了回来。1963年，还完最后一笔欠债后，洪贵仁停止了出口活牛的生意。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他特别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人陷入低谷时，要乐观坚定，有信心，不气馁。”他说，“做人应该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失败时要找出原因，以免重蹈覆辙，但绝对不要被困在失败里走不出来。”

活牛生意起起浮浮的同时，洪贵仁的传统生意也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时，为了缓解外汇紧缺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鼓励商家对外出口多赚外汇。龙目岛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货物卖到国外，比卖到本国首都雅加达利润更低，商家都不愿把货物销往国外，对外创汇更无从谈起，地方当局对此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洪贵仁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找到灵感，并求见省长开出了一个良方：内销配额制——本省经营户只有先向国外销售1000吨货物，才可以同比例向雅加达销售1000吨货物。省长认为这是天才般的想法。于是，立即行文批准执行。

当时的龙目岛，有经验做国际出口生意创汇的只有洪贵仁一家。因此，他献上的这个新条例实际上是帮他自己做起了垄断生意。形势利好了，他大干快上，招进十几位员工，大量收购黄豆、绿豆、花生等土特产，随后亲自前往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联系土产经营户，一家家签订供货合同。

回忆当时，仍让洪贵仁记忆犹新的是，自己每次都亲自跑到海边码头确定货船，目送货船远行海外。

洪贵仁始终认为，任何一个成功人士，决不会单枪匹马就能干成大事，必须学会信任别人、依靠别人、支持别人、调动别人，让大家跟着自己一起干。因此，即使那期间做得非常辛苦，常常是一船货物发走时，已累得直不起腰来，但他仍不忘吩咐厨房多烧几道菜，邀请员工一起，犒劳大家。这种体恤员工的做法，后来一直贯穿于洪贵仁的生意中，让他凝聚到一帮优秀忠诚的人才，成为事业发展的扎实根基。

依靠这个出口和内销的双优势，洪贵仁坐上了龙目岛进出口贸易的头把交椅，展开大干一番的新宏图。他在新加坡当时楼层最高的亚洲保险大厦租了办公室，成立了贸易分行。还买了几辆专门送货的汽车、开了一个锯木厂、买了两个靠近码头的大仓库，并取得2万公顷龙目岛森林开采权。

垄断生意好做，但维持垄断却不容易。1961年下半年，龙目岛上几家土产经营商暗地策划，通过一个姓杨的华人到雅加达军区司令部搞关系，制定出一套对付洪贵仁的方案：洪贵仁必须毫无条件地让出配额的一半，给这位姓杨的人来做，杨某人拿到配额后，再售给龙目岛5个商家共同经营，由此获得的佣金则上交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做军区的费用。因为有司令部出面，这把支持洪贵仁的省长都吓倒了，洪贵仁的生意前途因此乌云密布。

面对空前的挑战，洪贵仁有过短暂的惊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仔细盘算之后，他决定放弃龙目岛的出口业务，到雅加达去打出一片新事业。洪贵仁如此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他知道印度尼西亚一向是军人干政，首都军区司令来头很大，省长也不敢得罪他，因此对继续这个生意的前景无望。第二，通过一段时间的商业实战，他自觉已经具备了到大地方做更大事业的能力，而现在刚好有个机会让自己下决心去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洪贵仁在生意场上，追求和气生财，以谋制胜，而不是斗狠斗勇。

洪贵仁希望到雅加达开创事业的决定很让家里人为他担心，但他执意前往，而且把退路都切断了。他是家里长子，又很孝顺，临行前，他把自己回印度尼西亚后，在龙目岛和附近的松巴哇岛辛苦置办的两万公顷森林开采权、锯木厂、海滨仓库当作家产，全部留给了父亲及4个弟弟，然后把在龙目岛居住的房子还给父母，并说，若回来住，也算是借住。总之一句话，他是下定决心，要在龙目岛之外干一番事业了。

2012年1月12日，《印度尼西亚商报》刊登洪贵仁荣获中国“最佳合作伙伴奖”

现在，洪贵仁一定很感谢那位杨姓华人当年把他逼上绝路，让他绝处逢生，并且生出一个超出想象的光明未来。

勇闯雅加达 走进总统府 掘金西伊利安

1961年，28岁的洪贵仁孤身一人来到雅加达打前站，起初，他常常盲目又略显焦虑地在大街小巷奔波到深夜，才到一位朋友的家里住下，然后第二天继续。

洪贵仁是雷厉风行的人，今天能做完的事情决不等到明天。到达雅加达的第10天，他看中了一处占地200平方米、上下两层，既适合住家又适合办公的房子，于是分期付款把它买下来。随后，他买了些简单的桌椅等办公用品并请了两名员工。几天之内搞定这一切之后，他疲惫又很兴奋地拥有了自己的新舞台。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要做大生意，在政界或军警界没有关系不行。洪贵仁深谙此理。他去找了哪位大人物呢？说出来吓人一跳，他要拜见当时的总统、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

他并不是异想天开。洪贵仁的同族堂伯父，住在东努沙登加省所属的岛屿——古邦岛的洪孝龙先生，曾经在苏加诺于佛洛勒斯岛度过5年流放生涯时，为其提供了大量生活援助，并与其结下深厚友谊，洪贵仁以前听堂伯父讲起过这段历史。另外，苏加诺总统有一位非常能干的华人秘书叫司徒眉生，司徒眉生认识洪贵仁，也知道洪的堂伯父当年曾帮助过苏加诺。于是，洪贵仁找到了司徒眉生，请司徒眉生从中帮忙安排，接着又写信请来了伯父洪孝龙。之后，司徒眉生把洪贵仁、洪孝龙及其儿子洪金江，一起带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府，拜会了总统苏加诺，并结识了包括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检察长、国家银行BDN的总裁等官员。

洪贵仁入围“2011年亚太最具社会责任感华商领袖大奖”

这次拜见总统的经历，让洪贵仁长了见识，锻炼了他和政界大人物打交道的勇气和经验，也为他打入主流社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当天在总统府客厅里结识的印度尼西亚国家BDN银行的总裁，就在日后他赴西伊利安创业时为他申请了大笔低息贷款，并且还享受了在西伊利安经营进口商品予以免税的优惠政策。

在雅加达的一切基本安顿下来以后，妻子蒋蕴华也从龙目岛赶来和他团聚，并且带来了父亲的建议，让洪贵仁在雅加达建立通往外岛的销售渠道。

洪贵仁觉得父亲的建议不错，于是采纳。之后，他们父子俩利用银行贷款，一个在龙目岛上组织收购土特产品，一个则跑市场拓展销售渠道；一个管买，一个管卖，一条新的供销链，就这样重新启动起来了。

而这一次，洪贵仁找到的市场，格外与众不同。这是一个几乎从未有人做过的新市场——当时不少印度尼西亚本地人都谈之色变的西伊利安。

西伊利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是印度尼西亚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个省。当时甚至还有食人族存在，当地人也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而且，洪贵仁去时，处于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对其主权争执的西伊利安正要发起人民大选，决定是独立还是回归到印度尼西亚。当地分离主义势力拒绝原住民以外的任何政府机构人员上岛，甚至杀掉从印度尼西亚去的地方官员。这样的情况下，去那里经商，不但有经营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

但洪贵仁还是决定去。因为他看到了未来。他判断西伊利安一定会归属印度尼西亚，而政府必将给予当地倾斜性的政策扶持。风险越大，利润越大。

准备妥当后，他派几个年轻员工，用租来的船，装满父亲从龙目岛发来的米粮等土特产出发了。政府知道他要去的消息后，给了他特别的支持，那位在总统府认识的BDN国家商业银行总裁，也专门给了他一笔数额不菲的低息贷款。

洪贵仁在西伊利安的主要业务是源源不断地把各种商品，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品引进到岛上销售。因为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他很快与当地一些店铺和批发经营户结成合作，让西伊利安空荡荡的商店里开始装满各种生活用品，甚至还有进口的汽车、电器及烟草。

最终，西伊利安给了冒险家和远见者很好的回报。洪贵仁到西伊利安不久，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对当地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性政策，包括：凡岛上经营的公司，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保证必要的资金周转，在10年内免除所有经营户的一切税收。最直接的是，为了讨好当地民众，印度尼西亚政府还特地在西伊利安将盾币就地升值18倍，同时宣布：凡企业在岛上赚取的印度尼西亚盾，在岛外可按1比18升值。

这一系列的政策让洪贵仁得到很大实惠，因为在政策实行前，他已经在国家银行贷了一大笔款拿到西伊利安岛，政策出来后就意味着，他只要拿这些钱一出岛就会马上涨18倍。而且，他还获得中央政府信任，被委任为印度尼西亚粮食储备管理局西伊利安粮食总代理商，独家负责销售全省的米糖、面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同时，也让他把境外的货物运来供应西伊利安市场。

要把生意做到整个西伊利安岛并不容易，许多村落地处崇山峻岭，无路可走，怎样运进粮食？让政府信赖的是，洪贵仁代表政府向西伊利安人民传递了关爱和友善，把粮食运到了各个地方，也稳定了岛上的局势。

在西伊利安岛建立了商业根基后，洪贵仁开始向多元的方向发展。岛上的查亚普拉市电力不足，他通过招标做了送配电枢纽工程的设备供应商，独家承担200多万美元工程项目的全部设备供货任务，这项工程使他净赚了几十万美元。同时，他还在西伊利安的8个城市开设分公司，经营范围涉及米粮、烟草、日用品及汽车等方面，全部免进口税。之后，他进入到地产开发领域，在查亚普拉盖起住宅，在全省8个城市购买土地、建公司及造仓库、办公楼以及工厂。因为公司规模大且诚实守信，他之后还被政府任命为全西伊利安进口粮食的总经销。

政府给洪贵仁在西伊利安岛提供了很多优惠，他也主动为政府分忧，以满腔的热情奔波在西伊利安岛上，为当地人民带去温暖和关怀。做全省粮食总代理，他让粮食价格稳定了25年，直到政府取消代理制。

这种牢牢把自己与社会利益统一在一起的做法，不仅让洪贵仁赚了钱，而且让洪贵仁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理想。他为稳定当地社会的经济生活，为日后西伊利安在联合国管理下全民选举、回归印度尼西亚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个人也因此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表彰，并且在印度尼西亚国庆节时，作为对全国及西伊利安回归有巨大贡献的代表之一，被请到国家宫参加总统主持的国宴。

至今，洪贵仁仍在西伊利安拥有业务和事业，并对那里充满感情。

进军资源 建立持久事业根基

在西伊利安创业的同时，洪贵仁也向外拓展新的投资领域。

他远在新加坡的堂兄——华人企业家洪敦树告诉他的“三个生财之道”——土地、资源、能源，为他创业指明了方向。洪敦树堂兄给他的指导是：“土地是人类的母亲，也是财富的母亲。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大企业家几乎全部与土地有关系。手中有多少钱都要拿出买地，把住家、公司、汽车都拿去抵押，甚至把裤头汗衫都抵押，也要用来买地，一定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洪敦树是新加坡名商，早年在新加坡以地皮入股的方式，与郭兄弟合作投资新加坡最豪华的香格里拉酒店。当初3块新币一平方英尺买下来的土地，与郭兄弟合作投资后涨为300块，整整涨了100倍。到如今，这块地已经升值到3000块新币一英尺了。除了土地，洪敦树也特别重视能源、资源，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都是值得大投资的好生意。

洪贵仁牢记堂兄教诲，向这三大领域进军。洪贵仁对林业一直比较有感情，而且当年在龙目岛经营时就曾涉足过林业。在西伊利安赚到钱之后，他也投资了林业，并且前往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加里曼丹的东部和西部等省向政府取得了5处森林的开采权，可供开发的面积总共25万公顷。

土地，也是洪贵仁有了资本之后的大动作。他先是买下西爪哇省一块紧靠海边、面积达150公顷的山地；接着又买下龙目岛500公顷土地，开发旅游、住宅、专供国外人士居住的老人村及医院；在雅加达和朋古鲁，他也买下了数十公顷土地；同时还把在西伊利安8个城市开设的8个贸易分行所占的地皮也全部买下。目前，洪贵仁拥有土地上千公顷,并得到丰厚回报。例如，在西爪哇省买下的第一块山地，满山的石头经过加工成了优良建材，仅卖建材就收回了本钱，其他土地如今也都已增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且其价格还在升高。

而洪贵仁真正重视的，还是能源。1985年3月,一位在苏门答腊岛明古省拥有一处露天煤矿开采权的老板想要转让开采权，经朋友引荐后，洪贵仁买下了这个煤矿。为了把事业发展好，初涉煤炭行业的他，开始对印度尼西亚煤炭行业的历史,还有政府关于煤炭开采、销售使用方面的有关条文政策认真钻研起来。

洪贵仁研究认为，投资煤炭事业将对他的人生产生标志性转折意义。因此，他开始自己找矿，成为印度尼西亚最早期的五个煤矿民族企业家之一。其间，在美国念书的长子洪嘉驹也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归来并主动请缨，与美国地质探矿专家合作，在明古鲁81个矿区中打了300个矿洞，最终找出4个煤质储量最好的露天矿。洪贵仁买下了4个矿的开采权，并决定陆续开采。

他首先开采了其中一个矿区并组建了苏努峰煤矿开采公司。1987年1月17日，经过两年的试生产，洪贵仁的煤矿正式开业，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省长、中央要员都出席了开业庆典，该矿年产量已经达200万吨，并正在向更高的规模迈进。

煤炭开采和经营今天成为了洪贵仁的主要事业，但这个成绩的取得很不容易。他从事煤炭生意20多年，中间有14年煤价低迷，盈利平平，有时还会亏损，很多朋友都劝他放弃。但他谨记堂兄教导，把煤炭行业作为主打产业来做，坚持至今。

2005年煤炭价格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后,洪贵仁的坚持迎来曙光。其间，他抓住机遇与各国企业紧密合作，先后成立任嘉尼镍矿有限公司、圣玛伦古苏玛铁矿有限公司等企业，把煤炭事业推向了新高。目前，洪贵仁已拥有4个煤炭开采矿区，累计煤炭产能接近500万吨，煤炭也远销到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内地市场。

洪贵仁的煤矿不仅产量高，质量也属上乘，利润自然不小。但不满足只是卖煤炭的他，还希望利用煤炭为人们做更多的事情。目前，他的技术人员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煤炭——型煤。型煤，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熟悉的蜂窝煤，但在印尼，这还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洪贵仁的想法是：第一，把这种煤炭的品质提高到一张报纸就可以点燃的程度，同时做好环保工作；第二，现在燃油价格越来越高，印度尼西亚的穷人已经难以负担油气的价格，而烧煤则要便宜得多，因此产品投放市场会受到欢迎，并改变印度尼西亚乡镇成千上万的普通家庭烧油做饭的习惯。在油价不菲的今天，这无疑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穷人的福音。

最近几年，洪贵仁还重启一个延续了20多年的梦想——进入到电力领域。1982年，洪贵仁曾专程前往北京与中国电力部和机电部探讨合作开发印度尼西亚最大发电站事宜，也曾陪同印度尼西亚前能源部长到中国参观上海电力机械制造公司。1990年，当时的中国机电部长何光远到印度尼西亚访问，也就此事登门拜访了洪贵仁。只不过，当时中国电机未达国际标准，不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因此便改用英国、日本、美国的电站设备。

PJB签订Serang电站项目的新闻报道

1997年9月,洪贵仁与日本Sumitomo公司、英国Power Gen公司及美国Morrison Knudsen公司兴建2×300MW燃煤电站,融资额达6亿美元，并与国家公司签订了建厂和售电合同。可是就在工程要破土动工之际,规模空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开始了，印度尼西亚损失惨重，货币大幅贬值，电价必须提高5倍才有钱赚，虽然此前政府已与他签订了合同，但购电合同用美元支付已无力为电厂提供差价补贴，因而印尼总统不得不要求他的工程及别的外资电站工程全部暂停。

按法律程序，洪贵仁可以向政府索取一定赔偿,而且一家同样在当地投资电站的美国公司，确实就向政府索要了3亿美元赔偿，并在国际法庭打赢了官司。但洪贵仁理解国家的困难，只是坚持要求政府保留企业未来继续参与投资建设电站的优先权，并得到了政府签订秘密合同的承诺。

如今印度尼西亚经济复苏，电价不断提升，电厂已经可以有比较多的利润了，而且电力出现紧张局面，于是洪贵仁重启了这项事业。经政府同意，洪贵仁的公司已与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就合作开发燃煤发电站项目达成合作协定，双方将投资6亿美元，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JAWA BARAT）万登（BANTEN）省西岭（SERANG）区，兴建2×300MW火力、占地面积55公顷的电站项目，并于2010年与印度尼西亚国营电力公司（PLN）继续签订建厂协议。

有了煤炭之后，洪贵仁还围绕矿产资源开展了镍矿、铁矿等矿产多元化经营。如今他的集团已拥有铁矿1000公顷、镍矿5000公顷、锆英砂4000公顷的开采权。也正是围绕着这些事业，洪贵仁组建了著名的维查雅五矿煤电集团。

依靠土地、自然资源、能源这三个生财之道，洪贵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著名的企业家。回顾自己的创业道路，他感慨地说，一个人要创业，必须对与创业有关的任何事情怀着强烈的兴趣和成就感。创业的爱好甚至天分，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但如果把自主创业当成一桩苦差事，那还是打工更好。洪贵仁认为，“应该把企业的成长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做，这样才会有成就！”

洪贵仁对雕琢企业这个“艺术品”有永续的激情。印度尼西亚的黄豆和牛肉大多数从美国进口，但若从巴西进口则比美国便宜50%，牛肉也便宜40％。豆制品与肉类一样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穷人的肉类。为降低黄豆的价格，让印度尼西亚下层人民可以吃到便宜的豆制品， 2008年3月，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长安东一行与洪贵仁集团下属公司Rinjani Karya Wijaya正副总裁洪嘉文、王威威等人组成的商业团赴巴西考察访问，探讨了有关商贸、黄豆和牛肉入口准证批准事宜。7月1日，巴西总统卢拉率领的百人企业团抵达印度尼西亚访问，并就这项事宜表示重视。在卢拉总统以及印度尼西亚商业部长的见证下，洪贵仁带领集团与巴方签订了协议，并得到了印（尼）巴两国政府高层的共同支持。

PJB签订Serang电站项目签约仪式，左边为印尼能源部长、右边从远及近依次为日本Sumitomo副总裁、英国Power Gen总裁、美国Morrison Knudsen总经理、洪贵仁

前排右起：洪嘉文、王威威、洪贵仁、巴西总统卢拉、印尼驻巴西商务参赞Lr Paulo Cariz

贸易是洪贵仁的强项，而这项利国利民的共赢跨国贸易更是得到他的高度重视。协议签署后，在他的亲自嘱托下，第一批从巴西进口的黄豆就于12月抵达印度尼西亚。由此，维查雅煤电集团又得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

携手中国 问鼎煤炭开发国际化

洪贵仁发展煤炭事业的雄心很大，他希望将煤炭业务融入到广阔的国际市场。他说：“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以工业生产的角度上衡量，世界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如果我们华人不把企业带入到全球经济中，就注定不会有大的出息。”

各大日报对维查雅集团的相关报道

洪贵仁把集团拓展国际市场的重点锁定在中国。他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能源战略向外拓展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知道国外石油市场不能过于依靠，因而把煤炭作为国家能源主体，印尼正好有大量的煤炭储备，而他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人脉优势。如今，他已在此方面取得相当的成果。

2006年6月，洪贵仁通过参加江西省在香港举办的经贸活动周，与江西省萍乡市矿业集团签订了共同开发印度尼西亚煤矿项目的合约，该合作涉及总投资额达5000万美元，其中首期投资额约1000万美元。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包括兴建4台5万千瓦机组的坑口电厂和两台30万千瓦机组的电厂，以及在苏拉威西岛开采镍矿及建立炼镍厂的计划，签订共同投资额约2亿至3亿美元的远景合作框架。2009年，江西省在香港招商引资，洪贵仁正式与江西省萍乡矿业集团明确合作内容：共同投资在印尼南苏门达腊岛朋古鲁省（Bengkulu）开发开采煤炭地下矿。当年10月，双方在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式确定，由已经重组的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旗下的中鼎国际公司（原萍乡矿业合作执行代表方）最终履行上述合作协定并展开正式合作计划。

中鼎国际其时已是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225强之一，主营煤炭建设经营、电力建设经营、建筑安装及房地产开发等业务。洪贵仁希望通过该公司，加速旗下煤炭资源开发。

这些合作也得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政府的重视。2009年12月1日，洪贵仁集团与中鼎国际在雅加达婆罗浮屠大酒店，为朋古鲁省煤炭地下井工开采第一矿正式投产，及投资5000万美元的煤炭地下井工开采第二矿自备电厂，举行开工庆典，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总主席苏甘达尼博士、印度尼西亚内阁部长、统筹部长、商业贸易部长、工业部长、朋古鲁省省长等印尼高官参加，中方则由江西省副省长洪礼和、省政府副秘书长胡世忠、省国资委副主任李键、省府办公厅副主任曾范庚、省外办副主任王雨森、省商务厅副厅长陶莉萍、省中小企业局局长谢碧联等百余人出席酒会。嘉宾们一致认为，两大集团为中印（尼）双方的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有利于推动中印（尼）经贸的更深入发展。同时，这些合作也将为印度尼西亚煤矿资源的大规模井工开采和煤电业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进而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

目前，继朋古鲁地下煤矿一号井2010年正式开采生产后，古鲁地下煤矿二号井也已进行开采生产，两项目前期合计年产量达120万吨，一年后预计会增加至150万吨。这两个地下煤矿深达200公尺，煤炭品质优越，接近7千卡罗里，是当前印尼最好的地下煤。目前，有200多位中国技术工人在该矿工作，该矿也是印尼唯一的成功开采并连续安全生产的地下矿模范企业。

地下煤矿的开采对维查雅集团，乃至整个印尼煤炭资源的开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目前印尼绝大多数煤矿都是露天开采，只有朋古鲁煤矿是地下开采。而印尼如果要持续做好煤炭资源开发，就必须在地下多作文章，因为在其探明储量里，地下是地上的3倍还多。

为此，洪贵仁还于2011年12月19日专门致信印尼政府国务秘书和将副本转给苏西洛总统，希望政府认真关照和优惠鼓励地下煤矿的营运。他在信中说明，印尼过去数家大企业，包括国企Bukit Asam、林绍良集团的属下企业，都先后关掉地下煤矿，而唯一能成功和安全开采的地下煤矿只有朋古鲁中鼎公司与古士玛联营的两个地下煤矿。同时，他引证报上的资料指出，目前印尼地上露天煤矿的储量只有55亿吨，年产量高达3.6亿吨，几年内将高达5亿吨/每年，由此算出露天煤产量只能维持15年。而印尼地下煤储量有213亿吨到300亿吨，可在此产能下再维持开采40年到50年，因此政府应该修改现有对地下煤矿限制的条规，给予地下煤矿开采优惠。为此，他希望总统团队立即修改条规，给予开采地下煤矿的公司有所优惠和鼓励，使印尼可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让印尼政府成为经济强国之目标更有希望达成。

洪贵仁作为维查雅集团总裁，与中国中鼎国际董事长胡立俭签署了科拉卡镍矿项目合作的框架协议，为双方围绕印尼资源的合作再开新篇。新的合作由双方合资，在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威西(SULAWESI TENGGARA)省科拉卡（KOLAKA）县拉东吉（LADONGI）区开采面积为5000公顷的镍矿及建立炼镍厂，该项目总投资为2.2亿美元。

维查雅集团在印尼Sumatera岛Bengkulu省拥有4个煤矿、其中1个煤矿是在Bengkulu省北部、位于印度洋，这是印尼唯一在印度洋的港口，因为印度洋风浪很大。2009年开始建设的自备码头计划于2013年10月建成，投资总额为5千万美元。其码头可同时装煤2艘船，可直接输出到外国。此码头位于Bengkulu印度洋，风浪巨大但已顺利建成。原产量由50万吨提升到300万吨，以后将提升到500万吨煤。自备运输码头可省陆路运输、由160公里减成为20公里、企业运输成本省下130公里、每公里节省约0.1美元/吨煤。印尼的自然及矿产资源丰富，与对资源有巨大需求的中国形成互补。近年来，也有许多中国企业到印尼寻找和开发资源，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矿业法律条例的不同，语言沟通的不便，致使一些商家屡屡遭遇失败，并因此对印尼的投资环境以及在印尼的投资前景产生怀疑。对此情况，洪贵仁分析说，中资企业到当地不妨考虑与本土企业合作，比如，他的集团与中鼎的合作就非常成功，而在这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维查雅集团也乐于与大家携手共进。

维查雅集团旗下的圣玛伦农业房地产公司，在巴厘岛隔壁的龙目岛拥有300公顷土地，洪贵仁打算将这里发展成玫瑰种植基地，及兴建一个玫瑰香油提炼厂。在他看来，龙目岛的土地资源与中国的花卉种植技术的合作将使双方获益巨大。2011年3月，洪贵仁还向多个中国机构发出了投资合作邀请，其中包括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工业园区等。

2009年建设自备码头

除了引入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发展，洪贵仁也带领印尼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2009年11月6日，洪贵仁就与印度尼西亚地产开发集团CIPUTRA GROUP和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市政府，签署了总投资近5000万美元、合作开发建设麟湖项目的协议，并由其长子洪嘉驹代表印度尼西亚两方和浙江嘉兴市政府签署了协议。洪贵仁非常支持这个项目的建设，并且提出一个关于如何向农民征地的方案：希望市政府把农民土地按土地大小换成1〜3套住房，一个可住，一个可出租，另一个可出售，使农民生活水准提高。同时，要让中低收入者也可买到廉价住房。他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也得到政府与合作伙伴的高度赞赏，并被中方聘请为嘉兴市五届侨联海外顾问，获得CIPUTRA GROUP颁发的“Ciputra最佳合作嘉奖”。

2009年11月9日，洪贵仁带领维查雅集团与印度尼西亚CIPUTRA GROUP建设开发房地产商集团和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签署麟湖项目协议，图为签字仪式

图为将在2015年1月出售的7座大楼；大楼的正面向麟湖、后面向大路、左边向公园、右边向嘉兴市著名学校

展望未来，洪贵仁希望在中国与印尼之间促成更多的经济贸易合作，为这两个亚洲新兴经济大国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这对于他来说，既是商机，也是使命。

无私奉献 满腔热忱为社会

作为企业家，洪贵仁先后做过十多种不同行业，几经沉浮、与时俱进、百折不挠，最终打造出一个大型企业——印度尼西亚维查雅煤电集团，可谓成就卓著。

但洪贵仁的成就并不局限于此，他担任着印度尼西亚—中国投资协会总主席、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文化友好协会副总主席、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副理事长（该会为东盟10＋1主办者，主席为万季飞）及印尼华裔总会名誉主席、印尼中华总商会名誉主席等诸多社会公共职务。透过这些可以看出，他对印度尼西亚及中国社会均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也让他在商业之外的事业同样精彩。

洪贵仁中等偏上的个头，肤色不太白也不太黑，无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装束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因为身体保养得好，而且乐观豁达，所以他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看上去身体很健康，整个人不胖也不瘦，外形则酷似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非常有名的老牌演员——关海山。

洪贵仁在印度尼西亚社会有着和关海山在香港一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印度尼西亚，上至总统，下至政府部长以及有关省长等高官，都对洪贵仁印象深刻，评价很好。和一些企业家只关心商业不同，他还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经济生活中，积极扮演着贡献者和重要参与者角色。2004年，他全力支持苏西洛尤托约诺的助选团，苏西洛胜出后，专门向他颁发了总统签名的致谢奖牌。在印尼第七届（2014-2019年）总统竞选中、在2014年6月27日大选前半个月，以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名义（洪贵仁先生为副总主席），邀请2000多位印尼华裔企业家开会听取佐科·维多多的政见，并支持他为总统，同时号召全印尼各分会支持佐科·维多多为总统（图见本文最后一页）。在他的煤炭产业基地明古鲁省，他也全力支持友人亚古斯林竞选省长并且当选，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洪贵仁有句话叫做“一个人富不如大家富，更不如中印（尼）两国共同富强”。为此，他一直致力于加强中印（尼）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交流，并将中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友好协会作为他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平台。

中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友好协会在中印（尼）关系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5年7月，协会与中国有关方面在新加坡签署的关于直接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后经两国政府批准，直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为两国恢复中断23年之久的外交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洪贵仁于1992年被推选为协会副主席，上任伊始，便策划邀请了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同时，他也积极说服印度尼西亚内阁成员，促成印度尼西亚矿业部长访华，在陪同访华的过程中，他凭借与中国方面的特殊关系，使此次访华化解了许多矛盾，取得积极成果。

2004年，洪贵仁还被20多个分会负责人高票推选为印度尼西亚—中国投资协会的总主席。印度尼西亚—中国投资协会是在中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友好协会统筹下，专门负责和中国企业打交道的机构，并获得政府内阁的支持。洪贵仁也是几十年来担此职位的第一位华人。就职时，印度尼西亚主管经贸的华人部长冯慧兰和一批政府要员亲自赶来祝贺。在就职仪式上，洪贵仁深情地说，因为受到两国双重文化的教育，他热爱印度尼西亚也关心中国，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协助政府开创两国互惠合作的新局面。

这些年来，洪贵仁每年都组团到中国考察访问，为两国企业和民间组织牵线搭桥，把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介绍到印度尼西亚投资，也把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推荐到中国发展。在中国，他总会告诉中国朋友，印度尼西亚不是一个小国家，它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资源极为丰富，而且几任总统都看好中国，他诚恳地提醒中国企业家，到印度尼西亚投资风险与机遇同在，要考虑中间商的情况，还要弄清印度尼西亚法规。同时，他也积极邀请中国的文艺团组到印度尼西亚演出，并派出印度尼西亚艺术代表团，前往中国去加强文化交流，大大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洪贵仁还担任着印度尼西亚民主福利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担负着组织、指导、协调和实施慈善捐助、扶贫济困的职能。作为主席，洪贵仁每年投入很多精力和金钱到基金会中。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生里氏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印度尼西亚亚齐省更是损失惨重。印度尼西亚百余华人社团踊跃赈灾，其中洪贵仁为副总主席的印中社会经济与文化合作友好协会即组织捐款达100多亿印度尼西亚盾，为这次海啸救灾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外，洪贵仁也投入很多心血到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去。每当中国发生天灾人祸，他就会以自己企业集团的名义给中国寄钱去；每当遇见求助于他的中国人，他都会尽力帮助；每当来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申请到他的企业做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安排。曾有在他的企业工作了几年的中国员工想见见世面而自动离职，但几经周折，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洪贵仁托人转告：只要在外不顺心，任何时候都欢迎回来，员工们无不深受感动，私下称他“红太阳”。

在公益上大把花钱的洪贵仁，生活上却相当俭朴，从不铺张浪费，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吃饭不能剩下一粒米。因为有这样的对比，有人曾问洪贵仁，为什么如此乐善好施？为什么在经商之余，还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去促进中印（尼）经济、文化交流？

他的答案很简单，但很独特，让人印象很深刻。他笑笑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还‘债’，还我欠下中国的‘人情债’。”从1950年开始，洪贵仁在中国上海中学3年及上海财经学院4年，读书整整7年，没付分文学费。读书间隙，洪贵仁结识了与自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蒋蕴华，多年来，无论他处境怎样、身在何方，蒋蕴华不离不弃，始终陪伴在他身旁，照料他的生活，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是他坚实的左膀右臂。1978年冬，洪贵仁夫妇回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亚洲司司长吴济生在仿膳饭庄的热情接待。此后不久，中侨办为当年和他一起回国读书、后来留京工作的姐姐解决了住房问题，洪贵仁在上海的岳母也被批准到香港定居。

中国的这些关怀，让洪贵仁非常感动，也让他总觉得自己欠下中国很多的“人情债”，而他则是要设法还清这笔“债”。因此，他总是怀着这样一份朴实的情感，在中印（尼）两国工商和经贸间甘当桥梁，发挥作用。

洪贵仁的这些努力和成绩赢得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好评。1994年11月16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就特意抽空参加了以苏甘达尼为总主席、洪贵仁为副总主席的印度尼西亚—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合作友好协会为代表的印度尼西亚华商欢迎会。席间江主席欢迎洪贵仁发动印度尼西亚工商界人士去中国考察访问、投资兴业，勉励他为中印（尼）民间经济交流多做贡献。2005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尼西亚，洪贵仁也应邀参加了欢迎午宴。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宴前与洪贵仁单独会谈，感谢他长期以来为中印（尼）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希望他再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到中国去，把到印度尼西亚投资需要注意的事项，介绍给中国企业家。洪贵仁说，就是把自己全部捐给中国或印度尼西亚，都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要把自己对两国经济情况的把握和了解宣传出去，做中印（尼）经济的桥梁，发展中印（尼）两国经济及友谊。而他，还将怀着更大的善意和诚心继续做好这件事。

2014年6月27日，由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洪贵仁为该会副总主席）宴请2000多位印尼华裔企业家，与印尼201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佐科·维多多共餐并听取佐科的政见，同时表示对佐科竞选之支持，并通知全印尼各省市的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分会会员，一起投票支持佐科。前排左起：洪贵仁、嘉宾、印尼第七届（2014-2019）总统佐科、Yanti Sukamdani女士（印尼国会议员、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总主席苏甘达尼先生之女）

凭借突出的创业成就和社会贡献，洪贵仁也得到了社会高度肯定。2008年12月14日至15日，亚太华商领袖（印度尼西亚）高峰论坛在雅加达隆重举行，洪贵仁即作为印度尼西亚商界贤达受邀出席会议，并于大会上获颁荣誉奖项。2011年9月，在广东省肇庆市世界华商领袖大会“亚太华商养生与旅游峰会”上，洪贵仁作为全球15位杰出华商代表之一，获得“2011年亚太最具社会责任感华商领袖大奖”，表彰他为回馈社会所做的贡献；2011年10月，洪贵仁荣获“Ciputra最佳合作嘉奖”，表彰印尼维查雅煤电地产集团、上海麟湖建设开发公司和基布特拉集团的成功联营和圆满合作；2011年12月，在江西省南昌市举办的“中鼎国际集团”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江西省洪礼和副省长亲自向洪贵仁先生颁发了“最佳合作伙伴奖”，以表彰他为江西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所做的突出贡献。

如今，81岁的洪贵仁正逐渐从商业一线退出，而让他开心的是，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都后继有人，而且表现卓越。长子洪嘉驹是美国留学的工程硕士，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次子洪嘉文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硕士，也已进入到集团工作，是集团的财务经理以及西爪哇电力公司的总裁。两个女儿中，洪嘉苓是美国留学硕士，现为瑞士某大银行在新加坡的副总裁。小女洪嘉仪是留学澳洲的经济硕士，现在澳洲某大银行做经理。

陈奕福 远泰燃料贸易私人有限公司主席

他是海洋环保领域的领航者，也是南安会馆史上最年轻的领军人。他与时俱进，奋力开创事业，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创建，从简单的贸易事业出发，发展出一家以环保业务见长并提供一站式多元化服务的海事公司。他赤子之心，热心奉献社会，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为念，以实在的努力和贡献，成为新加坡新一代华社领袖的榜样。

在环保产业加速蓬勃的背景下，在社团正越来越成为一股重要社会力量的趋势下，45岁的陈奕福整装待发，向一条更宽阔的人生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