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历史信念和人道理想“大同”（伟大的和谐），完整地记录在“五经”中深邃而优美的篇章——《小戴礼记·礼运篇》中：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从对上古文明的研究中，得出惊人的预见：未来社会必逐渐废除夏以来之“家天下”，回归唐虞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状态，人人讲信修睦，万物各得其所，奸谋不起、乱贼不作，天下和平，是谓大同。孔子为中国文化、也为世界人类，高悬一伟大理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英勇献身；芸芸众生，受此崇高理想之鼓舞，为争取一个更人道、更美好的社会奋斗不息。据此亦可知：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圣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导师。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小康者，小小安康之世也。居此之世，在位者如禹、汤、文、武、周公等，以仁义教化天下，设制度、立田里，谨守礼乐法度，不由此道之在位者，民众可以将之废黜，是为小康之局。孔子自己所处的春秋时代称“据乱世”，小康称“升平世”，大同称“太平世”，如此循环不已。人类历史也因此由乱而治，最后趋于太平。
在孔子心目中，中国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纵使外族有君有道，其文化亦不如中华民族无君混乱时代高啊！此即孔子晚年作《春秋》所标举之“华夷之辨”：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真理性是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全体中国人必须无限珍惜爱护自己民族固有之文化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使之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毫无愧色。处今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如何保存发扬各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普遍遭遇的共同问题。西方近现代文化，以其强大的物质科技优势横扫世界，不仅打破了全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稳定、经济自足与生态平衡，而且使丰富多采的各民族文化濒临灭绝。当此之时，重温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之教诲，世界各民族中之有心人，能不勃然兴起、鼓舞奋发，宁愿肝脑涂地，也不放弃保卫自己民族固有文化之天责，以无愧先人于地下耶？
孔子的历史哲学是对人类的本性以及光明前途保持高度信仰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观也是孔子全部学说之基础。否则，如果对人类本性及前途抱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态度，谈仁论义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历史真如某些人认为的“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坚持真理、与人为善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信念的基础是对人性有信心。《礼运篇》给“人”下的定义是：“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人秉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而生，是“天地之心”也。人均有此心，故不论其种族、国家、文化等一切差异，必须以“礼”治之，最终达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文明盛景也。
孔子之圣明，在于深通人性之实际，然后提纲挈领，对人心进行治理，使之于不知不觉中怡然向善，合乎礼义也：“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为遂此欲、为畅此情，人必相争夺、相残害，此人道之大患也。故圣人以“礼”节制人欲、顺畅人情，使其讲究信用、修缔和睦，则人患变为人利，人人相亲相爱，共同体会“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仁爱之道也。此之谓“以德治国”、“德化天下”也。比之“以法治国”、“惩之在后”等外在治理方式，礼教之“内在治理方式”可谓潜移默化、顺应人情：“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讲诚信、修和睦、孝双亲、敬长辈，如此人知廉耻，官民两清，天下方能大治。若人生不得养、死不得送、鬼（亡魂）不得归、神（圣贤）不得尊敬，则上忧下患，礼义廉耻皆丧，亡国败家，以此。
“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中国文化之礼乐教化、诚信和睦之大同精神，博厚深邃，典雅优美，使人憬然了悟生命之意义、人生之责任，如此则文明新生，强似今日学校虚伪枯燥之说教百倍也。若以此传统文化之精华教化广大民众，每年3月15日全社会目击假冒伪劣所造成的祸害以及今日社会廉耻道丧的状况不知改善多少！
“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谬，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仁义礼乐正，万物畅遂其生，世界生生不息，犹如青翠的山林，高山并峙而不扰，清泉汩流而不失，生命之蕴藏深厚而通畅，万物之生机繁茂而自由，生命进化而无利害之争，万物滋荣而无侵害之患。庄生曰：“相濡以沫，何如相忘于江湖”，处今日全球化时代，若各国社会变不可持续之发展为可持续之发展，现代文明以其巨大人、财、物力致力于人文主义教化，而不是眼下急功近利的教育和骄奢淫逸的文化风尚，还地球万物以生机，则文明的新生是可以实现的。
文明新生之第一步，在于变天人对立的西方世界观为天人和谐的中国世界观。这是轴心时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全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进一步崩溃与灭绝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天地无言，至乐无声，阴阳不测，可预言乎？当此晦暗不明之时，人当依偎天命，尽其本分，以善言善行，赞天地化育之功，护万物生命之葱茏。
“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
天人和谐，谓之大顺。宇宙生命，奔流不息。天时不伤，地财不尽，人生而有教化，王者处天下之正，行万物之公。天德广大，不私其道而博爱万物；地德深厚，不私其财货而滋养众生；人德优美，不私其情而与万物同根同体。这是怎样一个生态美和人情美的世界：圣人之道，顺天应人，条理人心，深安万物；深而至于莫测，通而达乎畅情，广大自由，茂昂无际。天高也地厚，万世乎不移。仁义者无形，礼乐者无声，家国以之均平，世界因之大同，至矣哉！
时光流转2000余年。儒家大同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紧张气氛中，再一次焕发出威武不屈的伟大光芒。1964年初冬，被许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现代思想大师马一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泽东宴请，周恩来、陈毅、粟裕、陈叔通等作陪。席间马一浮书赠毛泽东一幅诗联：“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其典出自《孟子》、《礼记》，既针砭时弊，又提示未来：前句谈经济，提醒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将农业生产、人民生活（菽粟）放到“水火”一般紧急的高度来把握；后句谈政治，提醒毛泽东勿以党派利益为局限，更不可以“阶级斗争”分裂社会各阶层，而应当放宽眼界、开阔胸襟，以天下为一家，开放政权、团结各界，促进世界大同。仅仅一年多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十年浩劫，余毒至今未能完全肃清，马一浮的警告可谓不幸而言中，一代国学巨匠也在这场浩劫中含冤去世。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与和平重新被确认为“时代主题”，促进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促进国内团结与世界和平为当今时代之要务，两大主题仍然不出马一浮先生两句诗联之范围；而今生态危机、文明危机深重，回味这一诗联，更发现其中蕴涵着无比鲜活又无穷深远之意义：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尤其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造成土壤、水等生态环境的深度污染、破坏与资源枯竭，形成当前农业生产停滞、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局面，“菽粟”如“水火”般紧急的状况，由于片面现代化道路的实施而再度出现，而不可持续的西方现代世界观，不仅不能实现“仁爱万物”、“天下一家”之大同（“绿色和平”）理想，连人类文明自身的生存也难以为继了。历史再一次兜了一个更大（也许是最后的）的圈子，最终还是回到马一浮诗联的脚下：中国世界观之深谋远虑、圆熟博大，与西方学术思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狭隘偏枯，真有霄壤之别！比如西方现代生化学，发明出威力巨大的化肥、农药，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农业产量，但它对土壤、水等基本生态条件的深度污染与破坏，最终使农业生产停滞而难以应付日益膨胀的人口的粮食需求；同样，大工业依赖能源的高消耗，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随着资源枯竭的日益临近，大工业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机。准此可知：只有以中国世界观为引导，给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全球化设立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传播轨范、秩序，全人类文明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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