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状元”罗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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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金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明弘治十七年十月十四日(1504年11月14日)生;嘉靖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1564年9月19日)卒。在地图学上作出了贡献。

罗洪先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罗循，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进士，曾任过镇江和淮安知府、徐州兵备副使等职。因曾抗拒宦官刘瑾，在当时以颇有风节著称。罗洪先在少年时就勤奋好学。15岁时，得王守仁的《传习录》，就“手抄而读之，昼夜不置”，因此非常崇奉王守仁“知行合一”的思想。后来又拜同邑学者李中为师。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处世为人以及学术著述奠定了基础。

嘉靖八年(1529)，他25岁，考中状元，并授翰林院修撰。这在科举取仕的时代，当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是他对此却看得非常淡薄，他说:“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不久就因病请求告归。至嘉靖十一年(1532)病愈后赴任。不久因父母丧又罢去。至嘉靖十八年(1539)，召拜左春坊左赞善，充任经筵讲官。次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联名上疏，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当时嘉靖常常因病不能处理朝政，但是却讳言太子临朝事。因此见罗洪先等人疏后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遂除三人名。从此他隐居山村，辟石莲洞，作正学堂，潜心读书其间。后来他的好友唐顺之应召为兵部主事，欲邀他一起为官，权臣严嵩也以同乡关系拟起用他，他都力辞不受，并表示“愿毕志林壑”。他为人正直，从来不为利所动。曾经有富人，以万金求他选墓地，他拒不受，并厉声说:“君不闻志士不忘沟壑邪?”当时士大夫们都以为他是受佛家思想影响，才不重功名，不入仕途的。其实他是主张经世致用，并按王守仁“知行合一”精神而身体力行的人。他主张“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因此他被贬为民后仍然关心国家安危和民间疾苦，对人才、吏事、国计民情留心查仿。当时地方田赋有很多流弊，经过他精心体察，提出“尽丈邑中田，计亩而税”的建议，使税收趋向合理。有一年家乡遭灾，他上书郡县，得粟数十石，都赈给灾民。有一次闽广流寇入吉安，当地官员束手无策，于是他献策守严而战力，寇遂遁去。

当时明王朝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北方有外族的侵扰，沿海有倭寇的窜犯，他以不能直接报效国家而不安。便以搜集国家图籍，研习治国安邦本领为己任。史书上称他是“甘淡泊，炼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但是他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地图学方面。他编撰的《广舆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在我国地图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罗洪先曾任过翰林院修撰和给皇帝讲授经书的讲官，使他有机会能够遍观天下图籍和掌握国家文献资料。但是他对当时的图籍很不满意，在他提到编绘《广舆图》的经过时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可见《广舆图》是在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增补其他元明以来的地图资料编纂而成的，也是罗洪先贬职后在山村极艰苦的条件下，积10多年的心血而完成的。罗洪先在编撰《广舆图》过程中，在形式上，内容上和制图方法上都有很多创新之处。

在形式上，他把长广7尺的《舆地图》改编成分幅地图集的形式。我国以往的地图多以规模庞大著称，但是由于这些地图不易保存，所以除了少数刻在碑石上的以外，都没有流传下来。罗洪先则把整幅大地图缩小分幅，改成书本的形式，这就大大改善了地图的保存、使用和刊印条件，使地图的雕版印刷和广泛流传成为可能，是地图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从内容上看，《广舆图》变单幅为多幅，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罗洪先把当时见到的各种地图根据需要编辑到统一的图集之中，构成一个内容更加丰富而系统的整体，从而能起到单幅地图所起不到的作用。它从内容结构上可分为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区图，包括“舆地总图一”和“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十六”。这是朱思本图的基本部分，也是整个图集的基础。这种以行政区划分幅的方法，一直为以后的中外地图集广泛采用。

第二部分是边防图，包括“九边图十一”和“洮河、松潘、建昌、麻阳、虔镇诸边图五”。明代对北方边防非常重视，因此关于边防的地图也大量出现，罗洪先考虑到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编制了北方的九边图和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图作为图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后期的地图和图志往往也包括边防图和边防部分，这一点也多受《广舆图》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专题地图，包括“黄河图三”、“漕河图三”、“海运图二”。这一组地图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它却反映了罗洪先对黄河水利、漕运和海运事业的重视程度，以及在专题地图制作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地图发展的新方向。

第四部分是邻国和周边地区图，包括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及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四夷总图等(1561年以后的刻本中又增加了日本和琉球两图)。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对世界的认识程度。

以上四部分共有地图40余幅，每幅地图之后还附有表解和文字说明。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既有全国总图又有地方分图;既有政治军事形势又有自然经济的内容;既包括国内又包括国外;既有地图又有图表和文字说明，实在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综合地图集。在16世纪中叶，能够编绘出这样一部实用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综合地图集，不仅在我国是空前的，而且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很少有的。

在制图方法上，一方面他继承发扬了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同时还制定了标准图例，在地图符号的系统化、科学化方面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关于计里画方的方法在我国虽然有着极悠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坚持运用这一方法的制图学家和地图作品并不很多，大量存在的则是山水画式的地图，所以这一古老的制图法到了明初已经很少运用。例如明代官方文献《大明一统志》中的地图，以及嘉靖初年桂萼进呈的《大明一统舆图》(又称《皇明舆图》)都没有画方。朱思本图是元代运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珍贵地图。罗洪先访求三年才偶然得到朱思本图，对图中的画方非常赞赏。所以罗洪先在改编朱图的同时也把画方之法继承下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现在我们从《广舆图》中的40多幅地图来看，都采用了严格的画方。其中总图每方500里，分省图每方100里。“九边图”和各种专题地图是由罗洪先增入的，他也根据图幅和地区范围的大小，经过认真的计算，分别采用每方40里、100里、200里、400里和500里等不同的比例尺，从而保证了各图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使地图的精度较高。正是由于《广舆图》的继承、发展和推广，使濒临绝迹的古老的计里画方制图方法又恢复了青春。明清之际计里画方地图的大量出现，可以说多源于《广舆图》。

在地图中应用各种符号来表示不同的地理要素的方法，在我国也有着极悠久的历史。但是以往地图中的符号多不规范，更没有标准图例。罗洪先在这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一是把以往杂乱繁琐的象形符号改为简明扼要的几何符号;二是把少数零散的符号改为一整套系列化的符号。例如在《广舆图》中仅代表不同职能居民点的符号就有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营、站、关、寨、宣慰司、宣抚、安抚、长官等17个之多;三是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图例。当然罗洪先的这些图例符号在朱思本的地图中是否已经存在，因朱图早已失传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像《广舆图》这样在整个图集的40多幅地图中，都严格地采用统一的标准图例的做法则是罗洪先的首创无疑。由于运用了这些标准图例符号，这就使《广舆图》摆脱了以往地图上出现大量文字注记和象形图画的局面，保证了图面的清晰程度和单位面积上地理要素负戴量的增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制图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由于《广舆图》是集元明以来优秀地图之大成而编绘的一部综合地图集，所以通过《广舆图》也保存了元明以来一些失传的重要地图，这是《广舆图》的重要历史贡献。

首先是保存了朱思本的《舆地图》，这是朱思本周游天下，考覆地理，竭10年之力而成的一幅重要地图。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已经非常少见了。所以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说:“访求三年，偶得朱思本图……”又说:“其所为画方之法，则巧思者不逮也。然考郡史，不戴姓名，其图亦不多见，岂所谓本之则无矣乎?呜呼!又安知吾之诸图之不为长物也。”可见朱图当时已很罕见，而罗洪先也考虑到地图不易流传的问题，所以才把《舆地图》改编成分省地图集的形式，使朱图才得以间接流传至今，为我们保存了元代这一珍贵地图文献。

此外比较重要的地图还有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关于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中国文献记载很少。从朝鲜权近的一篇地图跋文中得知“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将这两幅地图带往朝鲜。至建文四年(1402)命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地图，合成新图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在李泽民和清浚的图早已失传，只能从朝鲜李荟和权近改编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略见其概要。其实罗洪先在编绘《广舆图》时，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见流传，罗洪先还曾直接参考过李图。以《广舆图》中的“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与权近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对照，可以看出两图的轮廓基本相似。不过以往都认为《广舆图》中的域外部分也都来源于朱思本图，这是错误的。因为朱思本的原序中说:“……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即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可见朱图主要绘的是中国内地，而不包括“诸蕃异域”部分。因此可以证明《广舆图》的域外部分，至少是“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西域图”等图幅曾参考过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现在这两幅地图已经失传，但是它们的大致内容则在《广舆图》中保存了下来。《广舆图》关于边疆部分参考过的地图，据文献记载共14种，有《大明一统图志》，朱思本、李泽民《舆地图》，许西峪的《九边小图》，吴云泉的《九边志》，先大夫的《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的《西关》二图，李侍御的《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的《大同三关图》，唐渔石的《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的《水图》等。除《大明一统图志》和许西峪(许论)的《九边小图》有单行本外，其余多不见流传。《广舆图》中的九边图和诸边图，都参考过这些图籍，并把它们的精华部分保留在图内。其他如黄河图、漕运图、海运图等专题地图，以及大量文字资料究竟参考、吸收了哪些图籍，还大有进一步研究和挖掘的必要。由于《广舆图》内容十分丰富，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自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初刻本问世以来，受到了普遍重视，先后翻刻达七八次之多。据目前所知，除初刻本外，尚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本，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刻本，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刻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韩君恩刻本，隆庆六年(1572)遂初书房刻本，万历七年(1579)钱岱刻本，清嘉庆四年(1799)章学濂刻本等。因此流传甚广，影响也非常深远。

《广舆图》开创了我国编制综合性地图集的先河，明嘉靖以后，直到清初《皇舆全览图》问世以前，国内出版的一些地图集多受《广舆图》的影响。例如万历年间汪作舟刊行的《广舆考》几乎和《广舆图》完全相似。崇祯年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也只是根据《广舆图》的体例略加增改。其他如程道生的《舆地图考》，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潘光祖的《舆图备考》等，也多取材于《广舆图》，仅文字说明有所增加。直到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附图“舆图要览”，也还是以《广舆图》为基础。

《广舆图》不仅在国内受到高度重视，在国际上也有着重要影响。17世纪中叶，由外国传教士卫匡国(M.Martini)在欧洲出版的第一本《中国新图志》(NovusAtlasSinensis)就是以《广舆图》为蓝本的，著名的荷兰《布拉厄大地图集》(Johan Blaeu LeGrandAtlas)的亚洲部分也是以《广舆图》为基础而绘制的，所以不少欧洲地理学家对《广舆图》都极为称颂，甚至可以说一直到17世纪末叶，欧洲出版地图中的中国部分都以罗洪先的《广舆图》为依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罗洪先一生虽曾三次入朝为官，但是都不逾岁而归。因此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乡山村度过的，他的主要贡献和著述也是在家乡完成的。他去世后，至隆庆初年追赠他为奉仪大夫、光禄寺少卿，谥文恭。主要著作有《广舆图》和《念庵罗先生文集》等。

【延伸阅读】

《游白鹿洞歌》

明·紫霞真人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

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

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

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

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

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

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

何人肯入空山宿?

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宋仁宗五年，改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并为“四大书院”，并誉为我国四大书院之首。后又与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白鹿洞山水间的摩崖题刻，是历代文人寄情题咏留下的墨迹，为自然景色带来了人文的、书院的气息。现存碑刻225通，其中最有意境的即《游白鹿洞歌》。

紫霞真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为明嘉靖年间的状元罗洪先，因感官场腐败，不堪沉沦其中，遂弃官学道，自号“紫霞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