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中华的精神遗产

中华书局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出版机构屹立百年而不倒？中华书局前总经理李岩以创始人陆费逵抱持的“坚守，执著，专一，强毅”的精神作为总结，指出中华书局以一个出版单位的坚守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出版理想和人文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一窥究竟。

（一）以社会责任为重的出版理念

在中华书局成立的宣言书中，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这样表达：“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在谈到从业者的人格时，他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唯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在百年庆典之际，重读这样的文字，就能够理解中华书局百年辉煌的必然性。在它的历史源头，中华书局始终与民族、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陆费逵先生对出版业的认识与实践以及一代代中华人的努力，铸就了中华书局100年始终不渝的传统：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强盛进步、文化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近百年的时代变局中，中华书局一直坚持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书的品质”、“从不把经济利益作为出书的主要标准”。正是这种以社会责任为重的出版理念，才使中华书局在过去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基业长青。

（二）尊崇学术、以诚待士的企业文化

在百年的时代变局中，中华书局一直秉承着尊崇学术的传统。陆费逵曾经“七顾茅庐”，锲而不舍地约请舒新城主编《辞海》，舒新城最终被感动，于1930年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兼图书馆长，月薪为300大洋，而陆费逵作为总经理，工资只有220块。

陆费逵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才问题。和他共过事的人多半说他“用人唯贤”，善于用才，“爱才若渴，知人善任”。

在对人才的追求与器重，以及对职工的职业培训方面，中华书局一直持积极态度。它的“以诚待士”之风贯彻始终，能提供诸多良善条件，让编辑、作者们“自安其位”。比如中华书局的图书馆，陆费逵在任时，一度藏书六十余万册，书库与编辑室间，有“小型升降机”运送图书，以方便编辑和作者使用。

王春回忆金灿然先生如何培养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才时说：“对这些大学生，灿然同志的要求是严格的。首先是当面谈话，了解思想和业务水平；其次是看他们写的文章（包括毕业论文），并让他们审稿，从审稿意见中了解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后还经常听取编辑组组长对他们工作的评价。经过反复考察，实在不适合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就坚决调出，以便他们在更合适的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留在中华书局的同志，大部分都是今天的编辑骨干。”

这种企业文化一直延续了百年。直到现在，中华书局对员工的提携与任命，依然是不拘一格，每年对新员工进行培训也依照传统习惯，员工们都有很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舒新城曾经谈到，总经理陆费逵充分信任他，给予全力支持，编辑所的同事也多是“恂恂儒者”，工作关系之融洽愉快，是他以前在学校教师岗位上不曾有过的。他很享受中华书局这种“独特的家庭式的企业文化氛围”。

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家庭式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得中华书局得以延揽大批知名学人加盟，在百年历史中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尊重作者、真诚服务的学者型编辑风范

在出版界，中华书局素来以具有高水平学术能力的学者型编辑而著称——范源廉、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金兆梓、陈伯吹、钱歌川、金灿然、宋云彬、章锡琛、陈乃乾、徐调孚、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李侃……这些人是这支百年相传的编辑队伍的杰出代表。他们“甘为他人作嫁”，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他人的学术成果，并视此为自己的历史承担和价值追求。是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留下了让人敬佩的编辑风范和品格。

有关中华书局编辑和作者学术情谊的佳话数不胜数。如钱锺书亲笔赠言《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周振甫是古典诗词、文论专家。后来他在接受《东方之子》采访时，当被问到没有成为一个职业学者会不会遗憾时，他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令中华书局上下感佩不已。

此外还有关于沈玉成润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佳话。黄仁宇去美国30年，很少使用中文写作，他自己翻译的中文稿遣词造句很难让人读懂，甚至有语法不规范之处。沈玉成对《万历十五年》的文字进行润色，并和远在美国的黄仁宇通过书信反复核对，使此书成为文字典雅的经典学术之作。袁行需先生谈及，1963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向他约写《陶渊明》书稿。直到2000年，他才完成《陶渊明集笺注》，将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数十年中，书局的编辑从未催促过我，只是关注着我，不断送来书局的稿纸。中华书局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

学者安作璋也表达了自己的感动，“初稿寄回来修改，除了边页上写的铅笔字和各种符号不算，单是粘在书稿里面的宽窄不等的大小纸条就有80余条，每条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这些都是有关修改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对此也深有感触，“最近几年修订正史，反复讨论体例样稿，在出校改动与否的细节把握上，每次都曾仔细推敲，历经数日，以求达成共识。正是许多这样的坚守和追求，造就中华书局的出版地位。”

1965年10月26日，顾颉刚先生因病需动手术，预立《遗嘱》，其中第六条说：“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编纂后，2010年年底，《顾颉刚全集》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事所显示的学者对于中华书局编辑能力的信任，令人感喟。

金灿然曾这样说：“我们有责任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下过功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编辑要尊重作者、耐心地帮助作者，和作者交朋友，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使作者乐意和我们建立经常的联系，帮助我们共同把工作做好。”

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都是中华书局在百年间留给我们的有关编辑文化的最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学者余英时先生说：“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

回望过去的100年，中华书局与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紧密相连，其经营百年的原动力，来自于恢弘的精神气象和文化格局。在百年再出发的当下，总结、回望中华书局在上一个百年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对于今后的发展弥足珍贵。正如中华书局前总经理李岩所说的：“中华书局将在坚持主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恪守‘守正出新’的理念，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百年老店。”

对于跨入新百年的中华书局来说，致力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专业出版之路，是近十年探索实践的选择，也是未来要更加专注而为的方向。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专业性是产品质量的基本保证，是品牌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内容品质坚持专业评判，读者需求紧贴市场导向。在阅读多元、品种骤增的形势下，中华书局会坚持“基本书”的出版理念，以专业的水准，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有关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基本书，实现优质产品群的积累效应。正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我们与国家、社会密切相关，也必然随着国家、社会的变化而进步。我们坚持一种信念：中华文化有着光明的前景，这是由对中华民族的信心而来，由对未来社会的信心而来。唯愿文化自觉成为社会前进的助力，让阅读成为文化发展坚定的力量，出版在回到本义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推动者和获益者。

（作者为中华书局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