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中国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提炼建构出来的一个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在内的相当成熟和完备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是对人类道德生活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对崇高的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品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的高度概括和总和。传统美德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中心，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为了对中国传统美德进行完整的、有机的认识，我们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把握。据此可以概括出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一）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而形成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所谓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因此，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二）谦和好礼。“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它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作为一种伦理制度，“礼教”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的作用，但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体现。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之德。“谦德”根源于人的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为“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

（三）诚信知报。中华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和“信”的品德。“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美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与“诚”相通的品德是“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除此之外，还有“报”的德性。“报”即知恩思报。中国人强调要报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知报”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现。

（四）精忠爱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凝结成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这种爱国主义可以说是最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它是爱亲、爱家、爱乡之情的直接扩充。这种精忠爱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各族人民都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不惜以身殉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在多次外族入侵面前之所以没有亡国，与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如爱国诗人屈原、陆游，不辱使节的苏武，前赴后继抵御异族入侵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还有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关天培，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等，都是中华民族爱国美德的杰出代表。

（五）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即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培育下，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爱国爱民，为民族为社会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六）修己慎独。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中国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分，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这是儒家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之根本。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所谓“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七）见利思义。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华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不仅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而且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孟子的表述，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八）勤俭廉正。中国人民历来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又有尚俭的传统。对劳动者来说，“俭”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对为政者来说，“俭以养德”的德，主要是廉德。廉既是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因此，有了“廉”，才可能做到“正”。“正”体现在品格上是“正直”，表现在待人上是“公正”，作为境界又有所谓“正气”，其核心是遵循公义和道德。勤俭廉政，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各种困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与这些美德的具备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曾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生求法的人称为我们民族的脊梁。

（九）笃实宽厚。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在为人处世方面，中国人以“实”为标准，反对虚伪、虚妄。在待人上，则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人际关系中，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为原则和原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互动中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笃实宽厚的美德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崇实性和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形成连绵不断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活力。

（十）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在道德意识方面所体现的美德。中国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以“知、仁、勇”为三德。孟子认为，人格修养要达到不被利益得失动摇的境界，必须具有“勇”的品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是勇的体现。“毅”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循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便是以坚毅、勇毅为基础和前提的。与成圣成仁目标相应的是“力行”的美德。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与言，而在于行。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自强不息。（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第281—294页）

上述对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的概括，不仅全面而完整地总结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关系的三个方面，而且每一概括都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都经过了改造和提升。作为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精华的传统美德，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也在价值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或精魂。依照道德人格体现道德理想的不同程度而划分的圣人、贤人、仁人、大人、君子、成人、善人等理想人格，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了恢弘的篇章，更为她的未来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因此，她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