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业初探

生态产业初探

李　周

一、引言

最近十多年来，旨在克服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生态技术创新，已呈燎原之势。作为研究者，有责任深入实际，从剖析生态技术创新的原因入手，把蕴涵在其中的道理弄清楚，并在分析一个个具体的小道理的基础之上发现大道理，或曰理论创新。我们所做的“生态产业案例剖析和有关经济政策研究”这项课题，试图从剖析生态产业案例入手，论证邓英淘研究员“如果继第一次农业革命之后崛起的是工业革命，那么当工业革命衰退之后，新兴起的很可能是生态产业革命”（见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中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和生态产业的核心是以低能级能源替代高能级能源、低物级资源替代高物级资源这两个假说，并对发展生态产业的政策进行探讨。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和特定的资源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资源结构的变动而变化。具体地说，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相对水平的变化，会诱发旨在以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的技术创新，进而改变增长的资源基础。换言之，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资源稀缺性的动态变化而难以为继，是诱发技术创新进而增长方式变换的大背景。基于生态技术已经渗透到第一次产业（生态农业）、第二次产业（生态工业）和第三次产业（生态旅游业）中的现实，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涵盖面更大的生态产业概念。

按照我们的理解，生态产业作为一种已经出现的客观事件和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宏观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初始阶段，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超过生态阈值；二是在发展过程中，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减缓，收敛于零。这种变化可以用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污染量和污染浓度等指标的下降率加以度量。其微观上的特征是采用生态技术，包括以可再生能源（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技术，通过能级（或物级）变换，实现低级能源（或资源）替代高级能源（或资源）的技术，以及通过延长转换链，提高能源（或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这一特征可以用收益与完全成本（生产成本＋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趋于边际平衡和收敛于持续最大产量等一系列指标加以考核。

二、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生态产业萌发的外在压力

产业革命以来，人造资本的积累率超过了任何时期，所积累的人造资本总量已大大超过以往历史的总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消耗过快和环境趋于恶化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有关经济活动会受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制约的哲学思辨早就出现了。但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全面反思，把环境危机凸显在世人面前，是始于20世纪中期的事情。其中，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的有生物学家卡尔逊夫人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梅多斯等人于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等。他们的分析框架基本相似，即在自然资源存量已经基本查清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有限的假定下，利用典型事例和简化的模型，如只包括人口、自然资源、工业资本、农业投资和环境污染几大因子的世界模型，得出人类发展已经面临困境，只有降低甚至停止经济增长进而减少资源消耗量，方能扭转这种趋势的结论。例如，梅多斯等人预测铝将在2003年消耗殆尽，世界黄金储备只能持续9年，必须在1981年停止黄金生产；并且认为不能祈望单靠技术的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停止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才能维护全球性的均衡。

概括地说，有关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研究是循着以下线索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关注的是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问题；80年代的重点从耗竭性资源拓展到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方面；接着，重点又从资源耗竭拓展到环境容量方面。这种变化同多年来的污染积累有关。人们发现，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还不一定威胁到它们的稀缺性，但使用过程中产生并超出环境降解能力的那部分污染的不断累积，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尽管这些分析以技术不变、可供利用的资源范围不变等并不成立的假设为前提，所采用的方法也很粗糙，如典型事件和系统动力学，但他们成功地将资源与环境问题由原先只有受过系统训练的科学家才能掌握的私人信息，简化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公共信息，把资源与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进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凸显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的情形下，这些振聋发聩的呐喊无论作多高的估计也不会过分。（注：关于环境问题的危害性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毕竟不能停留在呐喊阶段。否则，它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有衰减的趋势。1992年梅多斯等人用更加犀利的文字写下的《逾越极限的增长》，基本上没有引起社会关注，就是一个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不仅会使人们产生忧患，它还会有力地推动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为它们服务的资源与环境立法和司法（注：限于主题，本文不讨论资源与环境恶化对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工作的影响）。根据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都是由自然资源禀赋变化诱致出来的理论，可以作出如下假说：一方面，人类总是在保持其生存环境的前提下选择更为简单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即他们在选择资源利用方式时不愿舍易求难，而且人类的知识越有限，越有可能选择更为简单的资源利用方式。在自然资源中，矿物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用一点就会少一点，生物资源可以更新，但保持它的总量不变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人口增长会引起人均自然资源禀赋的减少。人均资源禀赋的下降，会使已选择的资源利用方式发生由适宜到不适宜的变化。另一方面，当资源利用方式无法满足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时，人类会进行技术和制度变革，以提高特定人均资源禀赋的承载能力，进而使自然资源禀赋、资源利用方式和社会持续发展三者继续保持协调。人口增长越快，由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下降所诱发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频率就越高。一言以蔽之，资源结构与环境状况的动态变化，是生态产业萌发必不可少的外在压力。

这种压力，诱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兴趣转移到具体的环境问题上，包括宏观层次上的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性、地区性的环境问题，微观层次上的城市或农村社区中各环境因子的承载力研究，以及同企业资源配置密切相关的清洁生产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微观层次上的研究项目更为密集，进展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突出。

三、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生态产业崛起的内在动力

我们知道，最初的人类经济是资源承载能力极低的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了，人们不得不种植采集来的植物的果实或种子，饲养和繁殖捕获到的动物，而不是马上食用它们，于是形成了原始种植业经济和游牧经济，将资源承载力提高了一大步。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中，可利用资源的范围非常狭窄，而人类的需求却在持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类对资源效用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完成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纳入可利用范围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是这样升级的。例如，人类最初使用的是生物能源，鉴于生物能源的稀缺性逐渐提高以及生物能源的能级难以升级，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并先后把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等纳入能源的范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太阳能能级升级的技术创新初露锋芒，太阳能将随着其能级升级技术的日趋完善而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用相对丰富的资源（或能源）替代稀缺资源（或能源）的技术创新，已纳入利用范围的资源（或能源）用一点就会少一点，经济增长总有一天会无法持续下去。所以，只有不断地完成旨在用尚未纳入利用范围的、相对丰富的资源（或能源）替代纳入利用范围的、相对稀缺资源（或能源）的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可供利用资源（或能源）的范围，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就是在人口增长和人均自然资源禀赋下降的诱致下，通过技术和制度变迁，实现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原先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对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包括因利用过度而急剧减少或耗竭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以及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扩大可供利用资源的范围，确保社会和经济发展持续性的过程（见李周：《引导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的责任》，《科技导报》1996年第8期）。

人类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知识体系很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很低的漫长岁月里，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开展旨在化解资源与环境危机的技术创新，但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旦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临界点，往往采用消极的平衡方式来摆脱不可持续的困境，如争夺资源的战争乃至人口迁徙，就是当今已进入发达阶段的欧美国家，其发展初期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平衡也是同殖民掠夺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应付已纳入利用范围的资源稀缺性提高的危机，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逐渐完善，旨在提高资源利用范围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不断加速的特征。最近50年，我国人口增长了2倍，耕地面积绝对量急剧下降，但粮食供给并不短缺。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生物技术的创新。人类在技术的创新和技术升级方面的能量具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使其有理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四、案例研究的启示

《生态产业案例研究》共完成6个案例，其中3个村级案例，另外3个分别是农户案例、农业企业案例和工业企业案例。除农户案例外，所选的研究对象都有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500佳”的背景。村庄内的活动具有包容政府行为、社区行为和农户（企业）行为的特性，使我们有可能把微观分析和宏观透视结合起来，进而将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所以村级案例成为研究重点。利用这些案例作了三项比较研究：①为了分析内生性生态农业建设和外生性生态产业建设的差异，对距离最近、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近似的两个村（浙江滕头村和山一村）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内生的生态农业建设优于外生的生态农业建设，但前者由自发的生态农业建设过渡到自觉的生态农业建设，仍需要外力推动，尤其是来自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力量。②为了探讨政府推动方式对生态农业建设的影响，对推动方式有较大差异的两个村（北京留民营和浙江山一村）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持续的推动方式优于单项、一次性的推动方式。我们以北方村代表较好的推动方式，南方村代表较差的推动方式，是为了避免结论受自然条件的影响。③以村庄、农户、农村农业企业和城市工业企业为切入点进行比较研究，论证了生态产业具有普适性和生态技术适用于不同量级的企业这两个命题。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生态产业最基本的特征是借助于生态技术体系，提高资源的能级转化率和能量的等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源配置更多地依赖于相对丰富的生物资源；利用空间多层次的资源配置，将更多的低能级的太阳能转化为高能级的生物能。例如，利用葡萄架、瓜架和猪舍顶上的细绿萍池等物级匹配，为生猪生长提供适宜的温度，这些具有增殖能力的生物“设备”（葡萄、瓜、绿萍），与作为成本项目的常规“设备”截然不同。在物级匹配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如猪粪便处理，既可以借助于水生植物，又可以采用沼气池；在配置规模上的自由度也很大，既可用于大型企业，也可用于农户。生态技术的这些特征，大大提高了它的普适性。

（一）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

有些研究人员，在系统总结以往人类活动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应把强化政府干预和放慢增长速度进而降低资源消耗率，作为医治逐渐显现出来的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药方。人类活动对资源与环境已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并具有累积效应的负面影响确实是不能低估的。然而，简单地放慢增长速度只能减弱而无法遏制自然资源耗竭的趋势。要扭转这种趋势，绝不能停留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的阶段上，必须关注旨在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资源基础，克服已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资源与环境危机的行动。

这些行动是由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诱发出来的。农业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中国的生态农业显著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的生态农业是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急剧提高、农产品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是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生态农业在技术创新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从空间、时间两个角度改进作物配置结构，使劳动投入更为密集，太阳能利用更为有效，土地生产力发挥更为充分；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二圃制农业、三圃制农业的回复，强调的是回归自然。中国的生态农业是市场导向性的，以增加产品供给进而增加生产者收入为目标，主要集中在节约土地、利用劳动和商品率高的生产项目上（在利用土地、节约劳动、商品率低的谷物生产上没有明显进展），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很低。由此可见，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

（二）生态技术创新要以“自利”为切入点

“自利”与“利他”有区别，但并非截然对立。比如，计算机技术对印刷业的渗透，是计算机供给商扩大应用范围的“自利”行为，但从它淘汰了铅字印刷、解决了化铅污染问题的角度看，它又具有“利他”的效果。企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以静电喷漆技术替代烤漆技术，用镀镍技术替代镀锌技术，是旨在扩大市场占有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但从它们消除或减少了废气和废水污染的角度看，又具有“利他”的效果。不同的切入点给小流域治理带来不同的效果，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进行小流域治理了，当时强调的是减少进入大江大河的泥沙量，主要措施是挖鱼鳞坑和种树种草，然而这种以改善整个流域生态环境为切入点的“利他”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好。80年代以来实行户（或组）包小流域治理，主要措施是修建宽条水平梯田（或隔坡反坡梯田），并在退耕地上发展林业、畜牧业，这种以改善农户资源配置为切入点的“自利”做法，不仅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而且减少了水土流失量，实现了“自利”和“利他”的统一。

我们之所以提倡以“自利”为出发点，是因为这样可以把人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事实上，无论是知识产权专利制度还是科研成果评奖制度，实际上都是以“自利”为切入点，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制度。

（三）要真正实现生态革命，生态技术必须升级

任何一个多级利用与循环系统，要保持市场竞争力，必须要有继起的技术创新。北京留民营和浙江滕头村不约而同地把制备沼气的载体由沼气池改为沼气罐，制备沼气的技术由低温发酵改为中温发酵，原料供应源由家庭内的人、畜粪便改为畜禽养殖企业，是依靠技术升级保持生态技术竞争力的例子；曾在生态村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山一村扬弃了已使用的生态技术，则是生态技术不升级必将被淘汰的例子。

最近10多年，生态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清洁生产（或生态工艺）在非农产业中的应用已经屡见不鲜，环境保持产业也在突飞猛进。与工厂化养殖技术路线截然不同的现代生态养殖技术，在经济效率上几乎没有差异，就是一个实证。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应用的生态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使用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为基础的，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变得日益稀缺，使用劳动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现有的许多生态技术将会失去竞争力。概括地说，现有的生态技术在应用上有三大特征：一是贫困地区优于富裕地区，二是农村优于城市，三是小尺度项目优于大尺度项目。这意味着至今还缺乏适宜富裕地区和城市采用的生态技术，缺乏规模经济显著的生态技术。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是不可能爆发一场生态革命的。要使生态革命成为现实，生态技术必须升级。

但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技术并不等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在可供借用的技术还很多的发展阶段，组合型的技术创新要比发明型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辽宁省大洼县的农户生态农业模式，是利用现有技术把大棚蔬菜和沼气池、猪舍、厕所构成一体，达到了利用冬天闲置劳动力资源，确保北方地区沼气池完全越冬并产气，以及减少生猪冬季维持能消耗等目标；太钢渣场也是靠已有的技术组合成具有新功能的技术体系的。

生态技术创新的风险大，一旦试验成功又极易模仿，所以在生态技术创新方面，政府有必要给予扶持。根据调查，国家扶持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扶持必须由补贴不成熟技术的做法改为支持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无须补贴也能推广的成熟技术的做法，实现扶持私有品到发展公共品的转变，进而使采用生态技术成为农民（或企业）的自主选择。

（四）生态技术具有向企业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结构高级化跃迁的特征

传统的生态技术是同小规模生产、多角化经营联系在一起的，其产出为多种同等级产品的组合。生态技术将会朝着哪个方向演进呢？我们在案例研究中发现：同其他技术一样，生态技术也具有向企业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和结构高级化演进的特征。例如，西安生态养殖场最初的资源配置具有充分利用各个生态位的特征，同等级产品的种类很多。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逐步实行了生产专业化，并由生产生猪（包括仔猪、育肥猪），朝着生产各种肉制品和以猪为原料生产生物制品的方向发展。西安生态养殖场的发展方向，可能是生态技术跃迁的基本特征。

（五）生态技术创新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成功

在人类发展史上，有许多以征服自然的一时胜利为表象，铸成生态灾难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出经典增长方式具有生态代价延期支付特征的概括，是对该增长方式最有力的批判。然而，我们在案例剖析中发现，保护稀缺资源和环境的技术创新，同样存在着以一时的成功为表象，孕育生态灾难的可能性。例如，旨在用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的白色革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污染源；而不顾干旱地区生态位的植树造林，引起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很可能是今后遭致更大的生态灾难的隐患；片面追求土地生产力的生态农业，也有可能造成地力耗竭的恶果。在已经意识到不能陶醉于征服大自然的一时胜利的今天，必须形成不能陶醉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一时成功的意识。

（六）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必要条件

资源耗竭性利用、浪费通常是和价格扭曲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价格扭曲的情形下，仍可以通过政府扶持开展生态技术创新，但发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使价格准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毕竟是将生态技术创新的机会充分诱发出来的必要条件，否则，必然丧失许多替代技术创新的机会。我们在太钢治理废渣案例中发现，李双良获得的治理废钢渣承包权，最主要的是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权利。可以想象，如果不能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运输公司的车辆降低治理成本，如果不消除价格扭曲，捡出的废钢仍然不值钱，如果没有建筑业快速增长拉动的废渣需求的急剧上升，如果运废渣既要承担运输费用又要支付占用土地和为农民造地的费用，废渣治理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五、小结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一项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生态产业就是以环境参与意识替代环境忧患意识，以环境奉献意识替代环境索取意识的实际行动。现实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案例表明：扩大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和谐和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梦想。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寻找有利于扩大它们之间的和谐，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途径和政策措施。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现有的生态技术创新还远远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积累起引发生态革命的技术储备，生态技术自身必须升级。政府的经济扶持要瞄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技术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急于推广不成熟的生态技术。技术创新要以“自利”为切入点，实现“自利”和“利他”的统一。除了技术创新外，还要有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