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

张季风

战后初期，日本大量复员军人、海外撤离人员以及城市的疏散人员都加入了农业劳动大军的行列，致使农村人口急剧膨胀。根据1947年临时人口普查的统计，农业就业人员达到1700万人，比战前和战时增加300多万人。^[1]此后月度劳动力调查的结果表明，1949年秋，农业就业人员每月达到1800万人左右，农忙时期甚至超过2200万人。战前平均水平约为550万户农户，在1947年上升到590万户，1949年更高达625万户。194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到53.4%，几乎后退了30年。一时间，农村剩余人口和潜在失业人口问题已成为国家的重大问题，并引起了全体国民的关注。但是，日本经过战后恢复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很快使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得到解决。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下降到10%，目前已经降至5%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应当说，日本在80年代初已经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

一、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原因

(一)有利的人口背景

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口动态的结构变化。一般是经过“多生多死型”和“多生少死型”阶段，再过渡到“少生少死型”结构。日本1925年之前属于“多生多死型”人口结构，1925年至1950年期间，出生率基本稳定在30‰左右，但死亡率却从20‰左右下降到10‰左右，说明这一时期已经进入“多生少死型”人口结构。1950年以后出生率从30‰左右下降到20‰以下，而死亡率又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并且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同时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自1950年起，日本已经进入“少生少死型”人口结构。可见，从明治维新以来的100多年间，日本也经历了与欧美各国同样的人口结构的转换过程。但日本的特点是，处于“多生少死型”人口结构的时间非常之短，从1925年到1950年，仅仅25年。二战结束后出生率迅速降低，死亡率也迅速下降，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结束了人口结构的转换。战后“生育高峰”在欧美各国持续了20多年，而日本仅仅持续了3年。1950年至1955年的5年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

关于日本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的人口结构转换时期和原因也同欧美各国有所不同。欧美各国的人口结构转换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以后完成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结果，而日本的人口结构转换则是出现于高速经济增长到来之前。日本的结构转换的这一特点，使日本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二)非农部门就业容量增大，特别是工业地带就业机会扩大

一般来说，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迅速转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来说，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迅速转移到城市，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地带的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日本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直到80年代中后期，非农部门的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多数年份保持在1倍以上，劳动力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特别是工业地带的劳动需求更旺盛。事实上，1955年至1960年期间，全国职工增长率为11.2%，而东京圈为28.2%，阪神圈为20.5%，中京圈为11.2%。与这些发达地区相比，人口流出地区并未出现重化工业等主导产业的增长，而且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过剩人口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因此，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当地劳动力剩余问题，对缩小区域间差距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政府积极的劳动力诱导政策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迅速向城市转移，政府的农业劳动力动员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列有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非农产业的雇用不足，将主要通过剥离农业劳动力来进行补充。日本政府推行这种计划还存在着另一个原因，即当时EC(现EU)各国由于大量外国劳动力的涌入，已经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为了防患于未然，及时挖掘潜力，动员农业劳动力来补充其不足。

其具体措施是:第一，通过公共机构的介入，促进农地的流转。第二，推动农业机械化，解放农业劳动力。第三，推行振兴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农民离农。第四，政府还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对希望外出劳动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另外，还制订了各项有利于农民转让土地、财产处理等法律法规，从硬件和软件等各方面为促进农民离开土地创造条件。

(四)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转移，还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释放能力不断增强密切相关。具体来看，第一，农业机械化得以迅速普及，既减轻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减少了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机械化迅速展开，70年代已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进入80年代以后成为世界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战后日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由“农协”完成的。“农协”遍及日本整个农村，农户的参加率几近100%。“农协”对会员在农业生产方面从产前、产中及产后的所有环节提供配套服务。农协提供的完善的综合性服务，大大减少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为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创造了前提条件。

(五)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对非农部门就业适应性很强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对国民教育非常重视。战后以来，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九年，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进一步加强。1965年至1973年期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17.6%，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率。高中的升学率从1955年的50%上升到1970年的82%，1990年几乎达到100%，实际上等于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包括农业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其结果，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几乎不存在素质差距，对非农部门就业的适应能力并不逊色于城市劳动力。

二、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一)不仅次子、三子流出，长子也开始流出

战后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许多与战前不同的新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次子、三子等非家业继承人不断流出，而且作为家业继承人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当然，战后次子、三子劳动力的流出依然占主体，“家业继承者”的流出，从数量上看并不很大，但与战前相比，增加幅度却很大。而且，离村后长子的“返乡率”也远低于战前。战后的非农产业雇用形势与劳动条件等要比战前好得多，离村的长子一般也不再返回农村。

另外，战后农村次子、三子的流出，与战前也有不同之处。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次子、三子的流出已不像战前那样，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家帮助父兄务农，以保养育之恩，而是从学校毕业后马上在非农产业就业。^[2]

(二)流入部门以现代社会服务业领域为主体

战后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直接进入制造业大中企业，这与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首先转移到零售业、餐饮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等“杂业层”，然后再迂回到中小企业或去大企业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战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者，以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般来说，初中毕业生进入第二产业就业者居多，高中毕业生进入第三产业就业者居多。但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者与战前的“杂业层”不同，他们主要是进入金融保险业、运输业、公务等现代社会服务业领域。当然，如果从《国情调查》和《劳动力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吸收劳动力就业最多的仍然是批发、零售业、服务业等传统服务领域，但这只是就业人员的整体状况，而不能完全反映新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三)转移速度快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远远快于战前，而且也比欧美各国快得多。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里，日本将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80%下降到50%，下降了30个百分点。战后仅用大约30多年的时间，就将农村劳动力从50%降至10%，下降了40个百分点。战后的转移速度不仅比战前快得多，而且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快得多。

(四)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同步性

从欧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土地也相继集中到未脱离农业的农户。也就是说，土地的流转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很高的同步性。但日本却不同。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其他产业转移，但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却非常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具体来看，①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处于停滞状态。根据1952年制订的《农地法》的规定，农地的保有面积，在府、都、县居住的农户，每户上限为3町步(町步，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町步约等于1公顷)，在北海道居住的农户，每户上限为12町步。当时的这种规定是为了消灭靠土地寄生的地主阶级和军国主义的温床。但作为其消极的一面却阻碍了农地的流转与集中，影响了日本农业规模经营的扩大。进入6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政府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效率，开始试图促进土地的集中，但进展十分缓慢。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非常缓慢。农地改革以后，农地的租赁和租金受到日本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严重受阻。60年代以来，经过对《农地法》的三次修改，对农地租赁的各种限制已经解除，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1985年，农村内部进行通过委托经营方式转让使用权的农地面积占农地总面积的7.5%，这一数字虽然高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数字(3.8%)，但却仍远低于欧美20%～30%的水平。

(五)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兼业性

战后，随着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迅速转移，农户的兼业化也不断深化。这也是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农民犹如潮水般地流向了其他产业，但却没有实现扩大规模经营和国内粮食自给的目标。劳动力虽然外出工作但却不放弃土地，而是以兼业的形式广泛地滞留于土地之上。

在这一时期，从事非农产业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1960年的17.7%上升到1985年的45.3%。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从1960年的65.7%上升到1985年的85.6%。日本农户兼业化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具体来说，第一，兼业就业的稳定性在加强。1960～1974年期间，稳定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兼业农户总数的比例从43.8%上升到56.5%。第二，随着城市工业的扩散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外出打工型”兼业减少，农户的“通勤型”兼业迅速增加。1960年“通勤型”兼业仅占27%，而1989年上升为82.6%。

三、结语

战后，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与战前有所不同。特别是高速增长开始以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近代部门取得了飞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就业需求。不用说农户的次子、三子，就连农户继承人的长子——骨干农业劳动力也被大量吸引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战后日本通过大力发展工业与现代化服务业、推动城市化的方式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反而使农村陷入深刻的“过疏化”状态，有些偏远山区地带人口已经减少到难以维持正常社区生活的状态。而且，由于骨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日本的农业成为只有老爷爷、老奶奶和老妈妈参加的“三老农业”。如今，老龄化和“后继无人”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日本农业的发展，日本农业已经发生了“内部崩溃”。农业在GDP中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目前仅为1.2%。同时，粮食自给率也在不断下降，目前按卡路里计算，日本的食物自给率仅为40%。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了，农民富了，但农业却消亡了。这种深刻的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原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注释】

[1]关于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状况，详见拙文《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2]並木正吉『戦後における農業人口の補充問題』、『農業総合研究』第12卷第1号所収、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