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及三代玉鱼出土情况看玉鱼为玉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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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史前及三代玉鱼的出土情况进行统计,并从考古学和文物学的角度对其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进行分析判断,对部分学者认为玉鱼为玉币的观点进行考证,从而对玉鱼与玉币的关系问题进行推论。玉鱼为玉币的观点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目前考古学界在考古报告中叙述鱼形玉器为玉鱼,钱币界和收藏界则认为这种玉器为玉币。

荣　亮⁽¹⁾

（上海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201306）

摘　要：玉币作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在史书中早已有载,然而对于玉币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目前尚无定论；另外关于玉鱼是否为玉币的问题亦存有较大争议。本文主要针对史前及三代玉鱼的出土情况进行统计,并从考古学和文物学的角度对其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进行分析判断,对部分学者认为玉鱼为玉币的观点进行考证,从而对玉鱼与玉币的关系问题进行推论。

关键词：史前及三代　玉币　玉鱼　争论

一、引言：玉币的出现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逐渐积累,社会分工日益明显,最终阶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变革。人们在互相交换剩余产品时,一些生活中普遍需求的商品如工具、装饰品之类往往承担着价值尺度及交换媒介的作用,由于它们已经行使了货币的某些职能,所以可称之为实物货币或商品货币。

珠玉作为货币在古史中记载较为详尽,现在将主要观点摘抄如下：

《论语·阳货》载有：“礼云,礼云,玉币云乎哉！”《管子·国蓄》篇云：“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天官·大宰》云：诸侯“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对此郑玄注曰：“玉币,诸侯享币也。”庄子在《让王》中亦云：“……事之以珠玉而不受。”《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孙诒让在《周礼正义》：“玉币即瑞玉也。”

鸦片战争后,魏源曾建议清政府“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²⁾王国维曾言：“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盖贝、玉之大者“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饰者,皆小玉小贝”。⁽³⁾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秦以前的确是以珠玉为币,秦统一天下始发生改变。玉器作为中国古代的实物货币古籍中也确有记载,同时玉币的存在也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对于玉币的存在学术界对此早已达成共识,笔者在此不作赘述。⁽⁴⁾但是玉币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孙文兔先生曾从金属圜钱的形制、祭祀礼璧以及史书记载等三个角度对玉璧为玉币进行了论述。⁽⁵⁾这是目前学界对玉币为何物进行相关论证的屈指可数的文章,不过其论证并不充分,观点较为牵强,至于史书记载方面更是无从谈起。笔者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并结合考古学、文物学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界关于玉鱼为玉币的观点值得商榷。

二、史前及三代玉鱼简介

中国玉器从古至今已有近8 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素有爱玉、崇玉的传统。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对天然玉石的开发利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为“玉器时代”。玉鱼是我国古代玉器的典型代表物之一,同时也是装饰玉器中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一直被后人探究和屡屡提及。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鱼文化的传承系统才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中国鱼文化的载体摆脱了对自然物的简单利用,演进为复杂的人工造物,因此才有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六千年前的许多鱼纹彩陶。随之相伴的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鱼的出现,但并未成为一种持久的、普遍的文化现象,只是在商周时期玉鱼才具有礼器的性质,并构成“玉敛葬”的重要成分。“玉鱼的兴盛表现出中国鱼文化传承机制的调整,即表现为源起于河姆渡的玉磺、玉块等器物在西渐过程中同其他文化因素的不断融和。……玉鱼成了玉葬与鱼葬混成的传承符号。”⁽⁶⁾

1．新石器时代玉鱼

从总体看,新石器时代玉器造型较小、简单,较抽象的模仿自然形态。此时玉鱼为薄片状、质地光润、通体受沁,以单阴线为饰,器面琢磨细致洁净,具有早期造型艺术朴拙简练的美感。新石器时代玉鱼出土较少,从表一可知,有9件左右,同时根据考古报告分析多为装饰品（图一）。

图一　良渚文化之玉鱼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藏

表一　新石器时期玉鱼出土情况统计

2．商代玉鱼

在商代,青铜器的发展不仅为玉器的制造提供了新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还扩大了玉雕的表现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玉器制造业的发展,玉器在选料、造型、制作技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商代玉鱼大多通体受沁,或呈鸡骨白或呈斑点状。器形主要为扁平直条形、扁平弧形、圆身直条形。其中以扁平直条形为多。鱼头吻部向上下两边外凸,呈丁字形。鱼眼有的为大圆眼,眼眶斜磨,很有神采,少许用小圆孔直接代替眼睛。鱼眼不钻孔的往往在头部有小钻眼,可以系绳佩于腰间。一般用阴线区分头部与躯干,背鳍与腹鳍大多刻有整齐短小阴线。鱼身近尾处稍内收,尾部有的分叉外撇,有的扁薄呈刃形。商代玉鱼通体雕琢简练、古朴、写实,注重外轮廓线。阴刻线多为直线条,细而坚挺勾勒状。⁽⁷⁾早商遗址中出土的鱼形玉器数量较少,晚商遗址中出土的鱼形玉器大幅度增加,尤以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出土的数量为多（图二,表二）。

图二　商王武丁时期鱼形玉刻刀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表二　商代玉鱼出土情况统计

3．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继承商代晚期的某些特征,也有自己的特色,有浮雕（片雕）,亦有圆雕。西周玉鱼的双圈大圆眼与商代单圈圆眼的做法仔细观察还是不尽相同的。西周玉鱼保留了鱼与刻刀相结合的传统形式,被置于胸腰附近,然而,原来接在玉鱼之后的刻刀已被拉长的鱼尾所取代,多数的西周玉鱼的鱼尾长度较商代玉鱼有所增加（图三,表三）。

该时期玉质仍以青玉为多,一般受沁较深。鱼形玉器是西周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有作为礼器之用的鱼形璜,还有作为装饰品的鱼,式样多变,形态各异。绝大多数的玉鱼鱼身扁薄弯形或略弯,有的还显现出水跳跃之状,头前有一小穿孔。在两面刻出鱼的眼睛、鳃、背鳍、腹鳍,也有少数刻鱼鳞纹,还有素面无纹饰仅具鱼形的。另外还有一种玉鱼在腹前雕刻有爪,可能具有某种特殊含义。⁽⁸⁾

图三　西周早期之玉鱼、鱼形玉刻刀　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表三　西周玉鱼出土情况统计⁽⁹⁾

（续表）

4．东周玉鱼

东周玉器继承了商、西周玉器的基本体系,玉礼器、玉佩饰、丧葬用玉成为主体。这一时期玉鱼出土较少,春秋早期的玉鱼,体扁平,长条形,继承西周玉鱼的风格,有较精细的装饰纹样,腹鳍有细密的阴刻线,鱼腹有双勾云纹表示鳞甲,还有的琢有齿脊形鳍。多在嘴部穿孔,可供佩带。也有的在上鳍下方钻孔（图四,表四）。

图四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战国玉鱼

表四　东周玉鱼出土情况统计

（续表）

三、玉鱼为玉币之争

玉鱼为玉币的观点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目前考古学界在考古报告中叙述鱼形玉器为玉鱼,钱币界和收藏界则认为这种玉器为玉币。

西周黄堆老堡被清理发掘的11座墓葬中,发现了一批海贝（货币）、石贝、玉贝、珠、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蛤蜊、石鱼、铜鱼、小石磬等,罗西章先生认为这些珠、玉以及石鱼、铜鱼等均为可以用来交换的实物货币,其中有10座墓葬出土了海币、玉鱼等货币,占总墓数的91%。⁽¹⁰⁾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遗址和墓葬中,玉、石贝常有发现,但发现数量最多的却在西周中晚期。

《辞海》贝币条中也说：“……后来由于真贝不够,乃用仿制品,有珠贝、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等。”不过由于海贝的捕捞过多,货币的流通量过大,所以就引起了货币的贬值。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另选币材,因而社会上就出现了石贝、玉贝以及铜贝。“尽管这些珠子和玉一样有着经济价值,一度可以用来交换,具有货币的职能,但由于它们的质料、大小不同,计算价值不便,所以最后还是从货币的队伍中退了出来。”⁽¹¹⁾

王桂芝认为殷墟妇好墓共出有8枚石贝和700枚海贝,国墓地茹家庄伯墓出土玉鱼56件,这样多数量的玉鱼,就不单纯是佩带用的装饰品了。同时这些石贝、玉贝均殉葬在墓主棺内下腹部,与大量玉器等贵重器物放在一起,以示富有。这和殉葬海贝具有同等意义,说明石贝与海贝性质一样,当为货币的一种。最后王桂芝先生还引用《衡门百泉谱》和《盔堂古物簿》中对玉鱼和铜鱼的记述来论证国墓地出土的玉鱼有可能是一种能够流通的玉币。

不过,玉鱼为玉币的观点一直存有争议。朱华和邹志谅⁽¹²⁾两位先生从玉鱼出土伴随物和出土数量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玉鱼并不是钱币,其他学者对玉鱼为玉币的论证也不充分,证据亦不能令人信服,认为在论证一种器物是否为玉币时必须要结合当时相伴出土的其他器物的情形而定。对于探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问题,必须要深入分析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为货币必须要做到“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

同时他们也从《礼记·丧大记》“饰棺至用。……鱼跃拂池者,池必有鱼。故此车池悬绞雉,又悬铜鱼于池下,若车行则鱼跳跃上拂池也”对棺饰铜鱼为鱼币进行了否定。另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发现铜鱼和玉鱼是杂乱相处的,铜鱼不为币,玉鱼亦不为币。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同时笔者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并结合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对玉鱼非玉币进行一些拾遗补证。

首先,从文献记载而言,对于玉鱼为玉币或者鱼形币的这种判断,目前找不到相关的文献记载。虽然我们在前文中已经阐述过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关于玉币的记载。但玉币以何种器物为代表而存在,或者在物物交换中以何种形式进行交换都鲜有记载,仅《说文》中云：“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王章声。礼六币：寺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敝。”文中六种玉被称为六币,但无玉鱼。对于玉鱼为玉币的观点目前从文献记载中难以考证。

其次,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早期货币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开始的。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三期的一个坑K3中就发现了12枚海贝,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墓地中,43座墓出土海贝659枚,蚌壳仿贝1枚。殷墟妇好墓一墓中出土6 880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墓出土3 790枚,这些出土物分布在墓内或者车马坑中,还有的集中在麻袋中,而一般文化层则很少发现。这些海贝早期也作为装饰品使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贝具有使用价值且较为珍贵,具备携带方便和耐磨的特点,因此便从其他一般等价物中脱颖而出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二里头文化开始至商周以来,贝币使用范围逐步扩大,使用频率也非常高,由于在一些特殊时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一些玉器偶尔也被用作物物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使用,但使用频率非常之低,虽具有货币的功能但不认为是钱币。在商代,我国便进入青铜时代,最早的青铜货币即铜币开始被铸造使用,海贝的使用频率逐步降低。可想而知,玉币的使用几率已几乎不存在。秦统一六国后便“令天下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再用作货币。”⁽¹³⁾对于中国货币史上短暂作为物物交换的玉器,是否可认定为玉币值得商榷。

第三,从考古学和文物学角度分析,从表一可见,新石器时代玉鱼出土非常之少,出土地也各自不同,很难形成早期的物物交换,并且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用品并不富裕也使得能够进行交换的剩余产品难以出现。商和西周时期玉鱼出土量显著增多,特别是安阳殷墟墓葬发掘中出土玉鱼30件,殷墟妇好墓发现75件,由此,有学者认为发现如此之多的玉器装饰品很不正常,他们认为这些玉鱼可能为玉币。不过笔者通过翻阅《1967—1977年殷墟发掘简报》和《殷墟妇好墓》中得知,1967—1977年殷墟发掘中出土玉器共275件,其中玉鸟20件、玉管40件、玉璋183件、玉璜19件等,妇好墓中共出土玉器755件,琮11件、璜73件、玛瑙珠26件等,如果说玉鱼为玉币,那么以上发掘的其他玉器是否也为玉币？此问题值得探讨。所以我们不能以数量的多少来确定器物的用途。同时从考古报告中亦可发现很多玉鱼都分布在不同的墓葬之中,部分在棺内,也有在棺上,或堆置于椁室二层台上。一般而言,出于棺内的玉鱼是在棺盖合上之前,即进行殡礼前,被置于棺中的,因此多为墓主生前或贴身爱惜之物。出于棺外的玉鱼,则是在移棺至墓地后,方被置于椁内,属于葬玉。“按西周葬俗,棺外多有罩,即所谓墙柳是也,柳有荒,墙有帷,其上大都有饰物,各墓所出的铜鱼就是这类棺饰。但也有以玉为之的。”⁽¹⁴⁾由此可见这些玉鱼为装饰品而非货币。

我们从商周玉器出土情况统计表中可知,30件以上的次数仅为9次,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出土地主要为山西、山东、陕西的三地。就山西出土的商代玉鱼而言,目前仅出土于灵石旌介M1及浮山桥北M27。“值得注意的是,浮山桥北的玉鱼不仅唇上有一孔,尾上还有一孔,故为佩饰之用。”⁽¹⁵⁾1969—1977年安阳殷墟西区墓葬发掘共发现玉鱼30件,多数为扁平体,少数是半立体或立体形,有的呈长条形,有的呈璜形,大部分尾作锥形或斜刀形（图五）。有青灰、乳白、墨绿色等,长2．2—7．2厘米不等。数量不多难以形成规模,交换的可能性便不大,形状大小不一,更不利于交换。玉器在中国古代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但是“事神”的礼器,又可作为“瑞信”和装饰品。作为祭祀所使用的玉器也是身份的象征,想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非常困难,玉石也极为珍贵,非一般布衣可得,仅为上层贵族之间交流珍藏之用。⁽¹⁶⁾

图五　安阳殷墟出土玉鱼拓本⁽¹⁷⁾

鱼形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虽然形制无多变化,各时期用途和寓意不同,功用亦有差异。“新石器时代玉鱼以装饰为主；商代玉鱼已表现出装饰与殓葬功能的分化,但佩饰功能仍是主体；西周玉鱼则以殓葬功能为主,尤其在西周中期达到鼎盛；至于东周以后,零星出土的玉鱼虽具有某些殓葬功能,但已不再为棺椁上的饰件,更大部分是作为佩饰使用了。”⁽¹⁸⁾战国中期由于玉器的贵重加之青铜货币的流行,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玉币便完全退出我国古代的流通领域。但是玉鱼依旧存在,并且一直作为重要的装饰品延续至今,历朝历代均有发现。玉鱼作为玉器的典型代表物之一,其主要功能作为装饰品、配饰使用,即使是在特殊时期也作为其他功能使用过,但只是偶尔现象而已。

四、结　论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玉币作为中国早期实物货币而存在,我国古代早已有玉币的相关文献记载,对于玉币的存在与否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论证,不过对于玉币究竟以何种形式而存在尚难以明确,古籍文献中更没有玉鱼为玉币的记载。我们通过从货币史、考古学、文物学的角度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玉鱼为玉币的观点有待商榷。玉鱼作为玉器的典型代表物之一,其最主要功能为装饰品,抑或偶尔和其他小型玉器一起作为物物交换的载体充当货币的职能,但仅凭此点是否可认定玉鱼为玉币有待进一步充分考证。对文物的定名须择其主要时代特征,从器物器形以及文物的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而定,对于玉鱼为玉币的观点还需要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严谨的研究论证。以上观点仅是个人的浅陋之见,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作者简介：荣亮（1983— ）,男,安徽六安人,历史学硕士,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等。

(2)《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三》。

(3)《观堂集林》卷三《说珏朋》。

(4)蔡运章：《中国古代玉币略论》,《中国钱币》1982年第2期。

(5)孙文兔：《试论中国原始货币——玉》,《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6)陶思炎：《中国鱼文化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7)周太祥：《玉鱼》,《东南文化》2001年第12期。

(8)马金花：《山西西周墓葬出土玉鱼的探讨》,《文物世界》2010年第5期。

(9)由于西周玉鱼出土较多,此处仅附上出土较多的统计表,文中表格所统计的数据截至2010年,由于出土玉鱼多散落于各种考古报告中,统计的结果难免有偏差,在此敬请谅解。

(10)罗西章：《黄堆老堡西周墓葬出土货币的初步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1998年5月。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