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通论

敦煌文化通论

颜廷亮

“敦煌文化通论”是199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为94BZW006，课题负责人颜廷亮。课题的最终成果为专著——《敦煌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主编颜廷亮，全书共40万字。《敦煌文化》是敦煌文化研究的首部通论性著作。

敦煌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和敦煌学研究同时起步的。但是，在很长很长的时期中，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敦煌文化研究乃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潜在的分支学科而实际上并未正式形成，甚至连“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都出现和流行得很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文化研究实际上处于点滴零琐、不成局面的状态，缺乏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进行的对敦煌文化理论观照；在最好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提供给读者的也不过是敦煌文化诸多类别和载体中某几个类别和载体的一个拼盘。这种状况的出现，自然有其属于学术研究发展规律方面的原因。然而，在敦煌文化研究起步已近百年的时候，这种状况就应当逐步让位于从总体上对敦煌文化进行的理论观照了。《敦煌文化通论》这个课题正是基于此而提出来的，而作为这个课题之研究的最终成果的《敦煌文化》一书，由于率先对敦煌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观照，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敦煌文化研究的首部通论性著作。

《敦煌文化》全书共40多万字，除季羡林先生写的《〈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周绍良先生写的《〈敦煌文化〉序》以及《主要参考资料》和《后记》外，由《导论》和主体部分即上、中、下编构成。

本书导论部分着重讨论了“敦煌文化”的概念问题。作者简要地回顾了“敦煌文化”这个概念的出现及其出现之后一直未见有人对之进行界定的状况，指出：翻阅一下近百年间出版和发表了的、总字数以百万计的大量敦煌学论著，就可以看到，似乎还没有人为敦煌文化下过一个十分明确的、为敦煌学界所有专家学者或多数专家学者所认同的定义。不仅如此，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甚至连“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也似乎都未引人注目地出现过。只是到了敦煌遗书出土已经40多年之后1943年，卫聚贤先生才在其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的《敦煌石室》一文中，在敦煌学研究界最先使用了“敦煌文化”这个概念。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也有使用这个概念的，但是这个概念的流行并不广泛。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0来年间，这个概念才渐渐地流行开来。但即使在此时，这个概念更多的仍然是在口说耳传中被便用。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使用者的脑海中，大致还是相当模糊、甚欠清晰的。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想到的只是敦煌地区保存下来的那一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是那一堆古代文化遗产当中的教育、学术、科技、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简单的堆砌拼合。只是到了《敦煌文化》这部专著的《导论》中，作者才在敦煌学研究史上首次为“敦煌文化”这个概念下了一个带有科学色彩的定义，即：敦煌文化指的是敦煌地区居民从4世纪到14世纪那一千年间的精神活动支使下的劳动创造，是这种劳动创造所体现与承载的敦煌地区居民那一千年间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是敦煌地区居民那一千年间所进行的包括教育、学术、科技、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等在内的劳动创造所体现和承载的敦煌地区那一千年间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这个定义也可以简要地加以表述，就是：敦煌文化指的是指的是以4至14世纪为存在时限、以那一千年间敦煌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状况为存在背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全体居民为创造者的具有鲜明特点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

在讨论了“敦煌文化”的概念问题之后，《导论》又论述了敦煌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由潜在形态到正式出现、由微观研究到总体把握的历史。

在全书主体部分的上编《史述编》中，作者首先论述了敦煌文化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史前提，并特别论述了前敦煌文化时期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敦煌地区文化总体格局的形成，实际上为敦煌文化的正式产生提供了一个文化史前提。然后，作者依次对敦煌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进行了讨论，从而全景式地勾勒出了作为中囯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自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敦煌文化的全部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敦煌文化”作为古代历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其存在是以具有一定的数量和鲜明的特色为标志的。因而，“敦煌文化”并不等于“敦煌地区文化”，“敦煌文化”和“敦煌地区文化”是两个既互有联系而又互有不同的概念，“敦煌地区文化”指的是敦煌地区自古至今的全部文化，而“敦煌文化”指的则仅是敦煌地区自古至今全部历史上一定时期中的文化；前者包括了后者，后者则仅是前者当中的一部分，范围要比前者小得多，仅仅是指从东晋十六国到蒙元末期的敦煌地区文化。东晋十六囯开始以前敦煌地区的文化虽然为敦煌文化的正式立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史前提，特别是提供了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格局，但由于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敦煌地区的本土创造性成分，还只能算是前敦煌文化；东晋十六囯时期，敦煌文化正式产生，其标志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敦煌地区文化中本土创造性成分的较为明确的出现以及敦煌遗书的开始形成和莫高窟的开始营造；从北朝开始到归义军政权终结，敦煌文化曲折发展，先后出现隋和唐前期、归义军时期的两次大繁荣，在两次大繁荣中间则是吐蕃统治时期的纸谷状态；从沙州回鹘政权时期开始以后，敦煌文化步入衰相出现和大致终止的过程，到蒙元时期之末更是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为作为当时敦煌地区居民精神活动的物化表现的文化产品的数量已大大减少，而且特别表现为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地区文化总体格局中地位的逐渐下降以至消失。

全书主体部分的中编《类记编》对敦煌文化主要类别和载体进行了论述。敦煌文化的类别和载体很多，但就重要性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应当说是教育、学术科技、宗教、文学和艺术等五个类别和载体。因而，作者也就将这五个类别和载体挑选出来，在《类记编》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逐个地加以讨论，既叙述了每个类别和载体从产生到终结的、与敦煌文化相始终的全部历史，又论述了每个类别和载体本身的基本类别乃至基本特点。作者特别指出，这五个类别和载体相互间并非毫无联系、截然分开，而是互有联系、互相交叉的，因而绝不可以人为地将它们互相割裂开来进行把握，而应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了解它们中的每一个。作者还特别指出，这五个类别和载体各有自己的价值，彼此并无什么明显的主次高下之分，它们以及别的一些类别和载体共同建构成敦煌文化的大厦，体现着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因而在把握敦煌文化的时候，不能重此轻彼，更不能取此舍彼；在某些研究著作和通俗性读物以及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常可见到的那种把敦煌文化完全或主要理解为敦煌艺术、以对敦煌艺术的论述和介绍完全或基本上代替不寸敦煌文化的全面论述和介绍做法，不能认为是妥当的。

下编《神论编》实际上是全书的重点，是全书主体部分上、中、下三编中最能体现《敦煌文化》一书的价值、最应引起注意的一编。在这一编中，作者从总体上研究和论述了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作者指出，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敦煌文化应当有自己的既与西来文化不同、又与中原腹地文化有异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否则，它也就不能称之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历来的研究很不够，已有的研究往往是浮在表面的、零碎的、从敦煌文化某一类别和载体来进行的，因而其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也就有限。作者则在这一编中从不同角度对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点进行了讨论。第一章讨论的是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指出：敦煌文化的创造者包括了敦煌地区居民中的诸色人等，其中的主要群体如世家大族、宗教特别是佛教群体、普通社会群体等在敦煌文化的创造中各自都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而总的说来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全民创造出来的，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全民的精神活动及其外化。第二章讨论了敦煌文化的内部构成，指出：敦煌文化中有大量外来文化成分，但其中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乃是中原传统文化；总之，敦煌文化是居于主体地位的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第四章讨论的是敦煌文化的总体风貌，认为在敦煌文化中，无论是道教及其文化或佛教及其文化一直走的是日益世俗化和庶民化的路子，本来就属于世俗文化的儒家及其文化也一直走的是庶民化的路子；整个说来，到了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化终于完全成为世俗化和庶民化的文化形态。第五章讨论的是敦煌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作者以季羡林先生关于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为指导，对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敦煌文化是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汉文化圈的西陲硕果；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中心区域东部界外近邻地区的文化，既接受西来文化的影响，又作为中原传统文化圈的坚实的西陲存在而对西来文化起着屏障作用，保护着中原传统文化圈的西部疆界之不被逾越。至于第三章，更是下编五章中最为重要的一章，是全书重点中的重点，作者在这一章中重点讨论了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或曰灵魂。作者认为，敦煌文化的精神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对天人关系了的理解，对人自身的现实和终极关怀，对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对宗教及其文化的态度，等等，敦煌地区居民都有自己或明或晦的特点。但是，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在许许多多普通人乃至不少研究者那里，敦煌社会是佛教社会、视敦煌文化是佛教文化，因而也就很自然地以为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崇信佛教及其文化。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妥当。毕竟持这种看法的人抓住的不仅只是表象，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表象；他们并未抓住全部表象，更未抓住隐藏在表象下靣的本质性的东西。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敦煌文化的基本精神或曰灵魂，乃是根深蒂固的中原情结，乃是入骨透髓的乡土深情，乃是这二者水乳般的交融为一。

课题最终成果2002年10月获甘肃省第八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