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

敦煌的女儿

一个上海女子，在沙漠绝塞之中度过漫长的一生，且对敦煌艺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连任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广大网民选为《感动中国——共和国100人物志》之一，这在甘肃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便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正式叙述之前，先介绍她经历过的一件小小的趣事——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担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匆匆走进东安市场。费了好大劲儿，她找到了专卖衣料的柜台。

“请问，有痢特灵吧？”

“你要买痢特灵？”

“对。”

嘴唇抹得红红的小姐瞧着这位衣着简朴、素面朝天的中年女士，知道是外地来京的土老冒儿，便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

“同志，您别搞错了。这儿是卖衣料的地方。痢特灵请到药房去买。”

樊锦诗愣了愣，恍然悟出自己闹了笑话。临来北京的时候，敦煌的一位女青年托她买两米叫做什么利特林或者特利灵的料子。她历来对时髦的衣料一无所知，便让那位女青年写在纸条子上。谁想到了北京，事情一忙，竟把条子丢了。（回敦煌后一问，才知让她带的是“特立林”。）

樊锦诗说声“对不起”，转身离开柜台，身后飘来笑嘻嘻的声音：

“你识字吗？别把药房认错喽!”

唉唉，轻薄的妞儿!你不知道被你所嘲笑的这位中年妇女，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女才子了。这也难怪，她虽然是个女人，却对衣着穿戴无所用心。有一次去上海，樊锦诗和打扮入时的姐姐到南京路转了一趟，姐姐说：“我以后再不和你上街了。你把我的人都丢完了。”樊锦诗自己一瞧，不由笑了。什么年代了，还穿一双翻毛皮鞋，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显得又土又老，和当工人的姐姐走在一起，人家显然像个小妹妹嘛!

可是在莫高窟，却谁也不敢小瞧她。提起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人们眼里流露的更多的是佩服的神情。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敦煌的女儿——尽管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阿拉，至今讲得一口原汁原味的上海话。但人们还是愿意这样叫她：敦煌的女儿。自打1963年从北京分配到莫高窟，她已经在沙漠里生活了整整48个年头了。风沙没有赶走她，困难没有吓走她，丈夫没有劝走她，甚至连孩子们稚嫩的童音发出的声声呼唤也没有叫走她。她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建造了一座丰碑。她被公认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三代传人。

我的案头放着她的几封家书。

锦诗：

你好!

为配合一项基建工程，文化部文物局要我们派人参加考古发掘。经研究，决定由我带几名学生去突击。本月中旬就动身，时间大约是半年。对此，予民（大儿子）很有意见……今年下半年，是他初中毕业前的关键时刻，我们都不在，对孩子确实有影响，可又有什么办法？孩子看到别人一家一户搬进了家属区，对你不调来很有意见。整天向我嘟囔：“妈妈为什么还不调来？要是调来，我们也会有房子住了!”他还担心明年初中念完时不准毕业，不准升学，因为他的户口不在武汉……

金章

1983.7.1

这是樊锦诗的爱人彭金章写来的信。彭金章和她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时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多年来，身边带着孩子，又要当爹，又要当妈。这种内容的信他不知已经写过多少次了。但樊锦诗总是千呼万唤不回来，所以他在信中发出了“又有什么办法”的叹息。

妈妈：

您好吗？

我们学校最近已经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别的孩子学习都有人辅导，就我没有!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亲爱的妈妈!您什么时候能够调来呢？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我和爸爸都很想您，您就答应我们吧!妈妈，妈妈……

您的儿子予民

1983．7．4

一个孤独少年思母情深的热切呼唤，跃然纸上，催人落泪。

锦诗妹妹：

近安!

你究竟准备什么时候回武汉？你们一家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别忘了，你们分离已经二十年了!你那个宝贝儿子（寄住在上海姐姐家的小儿子晓民）越大越调皮，三天两头闯穷祸，谁也管不了。他老不在父母身边，总是个问题呀。敦煌再重要，还能重要过孩子吗？请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

姐姐

1983.7.15

亲人的呼唤是那样急切。每接到这样的信，樊锦诗的眼泪只有往肚子里咽。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提起这些事情，她总是带着自责的口气说：“我是个有家庭的人。我爱儿子，也需要儿子爱我；我爱丈夫，也需要丈夫爱我。可是结果呢？我几乎拿这一切换取了你们看到的那一点点成果。我一个人在敦煌，那么多的亲人为我做出了牺牲。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她也许太固执了。风光旖旎的武汉大学校园为她敞开了大门，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好几个专业都等着她去工作，她却终于没有离开风沙弥漫的莫高窟。敦煌对于樊锦诗来说，已经成为她心灵上的“母亲”。女儿之于母亲，原是永远无法分离的啊!

那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一列火车在光秃秃的戈壁滩上吭哧吭哧地行进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着三名高年级学生去敦煌实习。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宿白先生给弟子们讲起了敦煌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敦煌大地盘踞着一条绿龙。绿龙非常慈善，它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那时的敦煌可是个风调雨顺、林茂粮丰的富庶之地。然而盘踞在大漠北部的黄龙，却总想霸占这块水草茂盛的地方。于是黄龙和绿龙，便展开了连年战争。强大的绿龙屡战屡胜。遗憾的是，居住在绿龙身边的人们自毁长城，他们揭掉绿龙身上的鳞甲，砍断绿龙的巨爪……绿龙终于精疲力竭，抵挡不住黄龙的攻击，流泪离开了这里。泪水化为泉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这就是敦煌月牙泉。绿龙退走了，黄龙盘踞了这块地方。那蜿蜒起伏的鸣沙山，就是黄龙的头颅。令人感动的是，善良的绿龙临走时将自己的尾巴割断，留在了敦煌的土地上。它后来便化成了有名的鸣沙山。敦煌的后世子孙不忘绿龙的恩德，在山上开凿了一个又一个神窟……

这虽然是神话，却把敦煌的历史交代清楚了。是啊，敦煌曾经是一片森林覆盖的绿色世界，丝绸之路的咽喉，西部经济文化的要冲，古代世界进入中国的关口。要不，它为什么会叫“敦煌”——辉煌茂盛的大都呢？你看这些地名：青松堡、柳林园、榆林窟，哪一个不和树木沾边啊？

然而现在，举目四望，除了一座座死寂的沙丘，便是乱石嶙峋的戈壁……

“有志气的新中国大学生，”宿白先生呷了一口茶水，“应该学习绿龙的精神，砍断自己的尾巴，在敦煌扎下根来……”

三个学生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其中一位身材单薄、气质高雅的女生，听得特别认真。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凝神望着窗外，似乎在遐想着久远的过去。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幻景：骑在驴背上的玄奘、手持旌节的张骞、托钵苦行的法显、念念有词的鸠摩罗什，云海茫茫，大漠无边……忽远，忽近，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但他们的影子总是在她的眼前闪现着，顽强地向着一个既定目标走去。她就是樊锦诗。

“哦，到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一个小巧如带的绿洲出现在樊锦诗面前。气势宏大密如蜂房的莫高窟挡住了她的视线，热泪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她一头扎进了千佛洞。那升腾飘舞的飞天壁画，那千姿百态的菩萨彩塑，那洋洋大观的佛国故事，使北京大学女才子为之倾倒。她不顾身体虚弱，每天爬着蜈蚣梯钻进洞子考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她的胃本来就不好，可这里天天吃的是杂粮。吃惯了大米白面的上海姑娘，根本吃不下苞谷高粱。水质是那样的恶劣，樊锦诗天天拉肚，体重下降到了八十几斤。满头的沙子，用香皂洗不尽，就用洗衣粉洗，头发虽然洗净了，头皮却火烧火辣得疼。几个月之后，她浑身水肿，软弱无力，经常头晕目眩。但她是那样的好强，每天依然迎着猛烈的戈壁风沙，攀上高高的蜈蚣梯，拖着发颤的双腿到洞子里去工作。终于有一天，在一阵晕眩之后，轰然倒在了阴森冰凉的石窟里……

她是一个苦命儿。生下来就不足月，后来又得了小儿麻痹症，从脚麻痹到腰。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才算基本痊愈了。所以从小她就立志要做一名医生，为像她一样饱受折磨的病人解除痛苦。但是一位著名的大夫告诉她：她的身上还有后遗症，以这样差的体质当医生是绝对不行的，劝她死了这条心。治病救人的美梦破灭了，她痛哭了一场，整天泡到图书馆里看书解忧。慢慢地，她又爱上了中国古典文学。1958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了一名中国最高学府的莘莘学子。那时她特别迷恋阎文儒教授开的“石窟艺术”课。随着老教授口若悬河的讲述，她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神奇莫测的洞窟，看到了数不尽的大佛小佛，看到了长达五十多里无与伦比的艺术长廊。敦煌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风华正茂的上海姑娘，她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然而，谁知真的到了她日思夜念的圣地以后，她却因身体虚弱倒下了……

樊锦诗含泪离开了敦煌。

1963年7月，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方案上只有两个地方：北京、上海。有的同学说：这太好办了，随便抓个阄儿，上海也行，北京也行，反正都是好地方。然而樊锦诗的脑子里却出现了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西部小镇。这时她的身体已经好一些了，她总忘不了一年前实习时“逃跑”的耻辱。她似乎在冥冥之中期盼着什么。就在这时，敦煌派人到学校来要人了，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洞窟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工程开始前，要进行多方面的石窟考古，当然就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了。

系里找到去敦煌实习过的三位同学谈话。樊锦诗第一个表态：“我去!”

总支书记将她叫到里屋，压低声音说：“组织上的意思是让另外两位同学去，你怎么先表态了？”

樊锦诗说：“我去敦煌不好吗？”

总支书记说：“不是不好。是你的身体不好。你能吃得消吗？”

樊锦诗说：“去年当了‘逃兵’，今年还想再去试一试。”

总支书记说：“那就去吧。先干上两三年，我们用新的毕业生换你。这样可以吗？”

樊锦诗点了点头。

那时候，樊锦诗已经有了白马王子——同班的彭金章。彭金章被分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他原以为樊锦诗十有八九是要回到上海老家的。没想到她居然会再上敦煌!月光下，这对情侣紧紧地依偎着坐在假山后面，耳语般地喁喁而谈：

“金章，你再等等我。”

“等到什么时候？”

“两三年，也就两三年。”

“太长了!”

“不长，就不长!”

“好，好，不长不长。我等你，我等你……”

谁知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半个世纪的风雨，半个世纪的坎坷，当年潇洒英俊的白马王子已经成了鬓发斑白的老学者，而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也已面带风霜，成为地地道道的敦煌的女儿了。

莫高窟的夜是这样宁静。静得让人听得到大地发出的呻吟。对于饱受城市喧嚣的文化人来说，能够拥有这样静谧的夜晚，也许是最大的享受了，可以思索，可以幻想，可以伤感，可以怀忧。而我们的敦煌学家樊锦诗，最欣赏最喜爱的，莫过于千佛洞的夜晚了。多少年来，她总是在夜色中独步，在星光下徘徊，思考着，遐想着，任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望着那一排排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洞窟，她会想：天苍苍，野茫茫，我们的祖先从洪荒时代走来了!什么时候他们创造了文字？对了，一定是从描画开始的，是从在岩壁上描画开始的。于是有了文字，有了艺术，有了敦煌金碧辉煌、栩栩如生的佛像和壁画。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

夜深了，铁马风铃在清风中传来悦耳的音响。世世代代，在这块佛教艺术的圣地上，走过多少人啊!来了又去了，一串串脚印踏出了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著名古道……铃声叮咚，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迎面而来。真想随他们一道去罗马帝国，去古代波斯，去威震四方的长安城……消逝了，这一切都消逝了。但是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有责任在留有他们生活画面的敦煌艺术中，将历史的足迹考证出来，奉献给世界文明啊!——这是多么重大而又荣耀的职责!

樊锦诗全身心地投入了敦煌学的考证和研究。多年来成就显著，硕果累累。她和同事们先后发表和出版了《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290窟的佛传故事画》、《莫高窟北朝洞窟本生因缘故事画补考》、《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和南朝影响》、《敦煌壁画的保护》、《丝绸古道话沧桑》、《莫高窟唐前期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题材布局》、《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等重要著作和论文。特别是《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文，运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第一次明确划分了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期、北魏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中的疑团，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樊锦诗确认了一批北魏以前的石窟遗存，断代为北凉洞窟。同时又区分了北周和隋代之间的界限，推断出一批建德时期的北周石窟。在《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一文中，又将时间虽短但造窟频繁的隋代莫高窟分为三期，脉络清晰地阐述了这个承上启下朝代的重要变化过程，填补了隋代莫高窟研究的空白。她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敦煌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颗耀眼的新星。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将她的论著翻译成日文，作为教材，进行讲授。1989年世界第33届国际东方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樊锦诗应邀作了关于《敦煌石窟的现状与未来》的专题讲演。日本著名的石窟考古专家长广敏雄先生专程赴敦煌和樊锦诗切磋学问。

我参观了这位“敦煌的女儿”的居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座书库!是书的海洋，书的世界。大大小小的书架上摆满了几乎所有关于敦煌的学术著作和画册，就连沙发和茶几上也放满了各种书刊。为了写作方便，还特意在床边加了块木板，专门用来放置书刊资料。睡觉时想起了什么，翻起身来就查就写，而院里分来的苹果和葡萄，却被漫不经心地放置在水泥地面上，有些已经溃烂了。看来我们的主人是很少想起这些水果的。樊锦诗告诉我：“对我们这些既要搞学术研究，又要做业务领导的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休息这一说。每天五点准时起床，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一点我在采访期间有着亲身的体会。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她没有能够坐下来和我认真地谈一谈。我总是找不到她。这个娇小单薄的女人，像一只风轮似的在敦煌的石窟区、展览区、生活区、工作区轮流转动着，行踪快得像闪电。看见了她的身影，撵到跟前，又不见了。一天深夜，因为天气闷热睡不着，我到陈列馆附近去溜达。那时，她正忙着筹备纪念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工作。这是一座极其宏伟的现代化陈列馆，除了许多仿制的洞窟和壁画彩塑之外，还要展出100年来的图片和实物，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而时间又十分紧迫。听到里面有唧唧喳喳的声音，便走了进去。原来樊锦诗正领着一帮姑娘在布置展览。我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一个姑娘偷偷地告诉我，昨天早晨，她迟到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走到樊锦诗跟前，说：“樊院长，你的这件衣服真漂亮。”樊锦诗说：“你先别管我漂亮不漂亮!请你回答，你为什么迟到了10分钟？”看看樊锦诗到另一头去整理图片，姑娘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我：“你说说，她那么瘦小的一个身体，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儿？”

这句似乎不经意的问话，使我永远地记住了“敦煌的女儿”那瘦削的肩膀。那是一副在大漠瀚海中负重远行的肩膀，那是民族的肩膀。

然而家庭的难题却长久地困扰着国际知名的敦煌学家樊锦诗。丈夫长期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生活，身体越来越差了，经常感冒发高烧。而孩子们又长期得不到母亲的温暖，吃不好穿不好，性格也变得孤僻起来。作为一个母亲，她常常有一种负罪感。但是她又太爱敦煌了，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使她最为心碎的是那年春节，因为段文杰院长病重住院，研究院的工作离不开，她未能赶回武汉和家人团聚。除夕那天，她收到小儿子字体稚嫩的来信。

亲爱的妈妈：

你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邻居家的孩子们都穿了新衣服，在院子里放炮了。可是我们家呢？爸爸刚从考古工地上回来，累得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和哥哥还吃的是方便面，墙上落满了灰，被子都没有人拆洗一下。这还像个过年的样子吗？

妈妈，赶快回来吧，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

你的儿子晓民

樊锦诗读着孩子的信，泪如雨下。她似乎听到了一只待哺的羔羊咩咩哀叫的声音。除夕夜到了，居民区里到处响着鞭炮声。举目四望，家家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眼前出现自己家里冰锅冷灶，孩子们瑟缩着身子，围在患病丈夫床前的情景，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她的心头。砝码开始向武汉倾斜了。那一夜她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为了排解忧伤，她钻进洞子里散心。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了，每当遇上不顺心的事，她总是到石窟里去观看壁画和佛像，使心里的疙瘩在艺术欣赏之中得到化解。这一次她看的是《宋国夫人出行图》——樊锦诗最为赞赏的敦煌壁画之一。宋国夫人是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的妻子。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据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大片土地，斩断了唐王朝的西部臂膀。唐大中二年，敦煌人张议潮揭竿而起，发动了包括汉、粟特、回鹘、吐谷浑在内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推翻了统治河西地区达八十年之久的吐蕃贵族，并一举收复了包括甘肃兰州、岷县、临夏，新疆哈密，青海贵德、乐都在内的中国西部10州，使这些地方重归大唐版图。在这次波澜壮阔的起义中，张议潮的夫人广平宋氏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将军帐里，她帮助丈夫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两军对阵中，她手持花枪，打马直刺敌酋。战争结束后，张议潮被唐王朝委任为河西11州节度使，宋氏则被敕封为宋国夫人。壁画上的《宋国夫人出行图》，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那位协助丈夫收复失地，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宋国夫人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她的身边是众多前呼后拥的车骑随从和边走边舞的男女伎乐。一位古代敦煌的巾帼英雄跃然壁上，呼之欲出。

一千多年前的封建时代，敦煌尚且有如此杰出的妇女，坚定地守护着这块神圣的土地，为什么现在我们却徘徊犹豫，动摇不定了？看着看着，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心中的砝码又向敦煌倾斜了。

多少年来，樊锦诗和丈夫的关系一直是这样：每次回家，开头的一些日子，夫妻俩总是亲亲热热、恩恩爱爱，家庭里呈现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慢慢的，“蜜月”结束了，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开始争吵。而“战争”往往是彭金章挑起的：

“锦诗，你还是回来吧!”

“说过多少次了，敦煌不放我。”

“到底是敦煌不放你，还是你离不开敦煌？”

“两种原因都有。每次回武汉，敦煌人都眼巴巴地瞅着我，我不能伤他们的心。”

“你就愿意伤我们的心？”

“我谁的心都不愿意伤!”

“实际上你已经伤了我和孩子们了!”

“那你为什么不到敦煌去？”

“人家都是孔雀东南飞。总不能为了你一个，我们父子三人一齐飞向沙漠呀!”

不过吵归吵，最后还是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了——那样短暂的探亲假，加倍珍惜都来不及呢。

有一次，彭金章使出了杀手锏。他召开了家庭会议，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究竟是樊锦诗调回武汉，还是他上敦煌？同意妈妈回武汉的举右手，同意爸爸到敦煌的举左手。孩子们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都不举手。彭金章带着悲音说：“予民，晓民，你们都大了。我们一家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不管是妈妈调武汉，还是我调敦煌，你们都要有个态度。我保证尊重大家的意见。你们愿意让我上敦煌，我立马打起背包和妈妈一起走!”

予民看了妈妈一眼，怯生生地举起了右手。晓民躲闪着妈妈的目光，也举起了右手。看看孩子们都表了态，彭金章慢慢地举起了右手。三比一：樊锦诗回武汉!

泪珠在眼眶里滚动着，樊锦诗咬着嘴唇，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大家的意见。

她向丈夫和孩子们许诺：一个月以后听消息。她准备一回敦煌就找组织谈话，提出调动工作的事。谁知回到敦煌，刚进办公室，段文杰院长就来找她了：“锦诗，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坐飞机到北京去。”

“什么事？”

“我送你去机场。咱们在车上边走边说。”

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关系到敦煌百年大计的非常紧迫的事情。1986年金秋时节，我国外交部邀请各国驻华大使参观敦煌莫高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泰勒先生也应邀前往。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女士陪同参观，向众人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过去和现在，介绍了它的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时也提到了石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外国专家的合作。泰勒先生回京后，拟定了一个合作保护莫高窟的计划，和各国使馆联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很快回复：美国有个盖蒂基金会，是专门从事重要文物保护的，曾经参加过埃及古墓葬壁画的保护以及狮身人面像的修复。他们治沙是采用设置尼龙防沙网的办法。盖蒂基金会保护研究所所长刘易斯·蒙雷尔先生现在北京。敦煌研究院如有兴趣，请即派人来京接洽。

临上飞机时，段文杰院长握着樊锦诗的手说：“锦诗，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樊锦诗重重地点了点头。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长期以来，莫高窟的防沙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曾经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采用“堵”的办法，在石窟顶修筑了一条长达1088米的防沙墙，企图把风沙堵住，结果没有成功。后来又采用“清”的办法，就是让风把沙子吹下来，再用人工将它清除掉。这种办法虽然效果较好，但要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是研究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们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理想的防沙办法。

樊锦诗飞到北京，来不及洗把脸，换件衣服，便匆匆赶往历史博物馆。刘易斯·蒙雷尔先生正陪国家文物局领导在那里观看他带来的修复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录像片。樊锦诗悄悄走了进去，找一个角落坐下，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告诉蒙雷尔先生我来了。”她觉得自己未加梳洗便来会见外国朋友，似乎有些不礼貌。这时刘易斯·蒙雷尔已经转过头来，大声询问：

“敦煌研究院的樊女士来了没有？”

国家文物局的同志把她介绍给了蒙雷尔。直率的美国人对风尘仆仆的樊锦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樊锦诗和刘易斯·蒙雷尔正式会谈。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美方同意提供全套防沙设施。工程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三方合作进行，樊锦诗为总负责人。

她和沙漠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设计了一个“之”字形的防沙网设置方案。为了检验这个方案是否符合实际，她和设计人员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冒着八级大风，到风速最大、风力最强、飞沙最多的风口去做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将“之”字形方案修改成为“”形方案。这是一个科学的方案：“人”字的头顶，是一望无际的鸣沙山；“二”字的身后，是莫高窟的窟口崖面。这个防沙图案，既可以阻挡多方来沙，把沙子阻挡在尼龙网前面；又可以导沙，使沙子沿着尼龙网设置的走向，从窟口崖面两侧流下去。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施工，一堵总长3258米、高1．8米的强大的尼龙网防沙体系，在莫高窟顶建立起来。盖蒂基金会还提供了环境监测仪器、颜色监测色度仪和崖体裂隙位移观测器等配套设施，使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而作为这一庞大工程的负责人，樊锦诗头上的白发又添了许多。至于工作调动的事情，早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樊锦诗的家庭困难，引起了甘肃省有关方面的重视。省文化厅和敦煌研究院商量解决办法，段文杰院长感情深重地说：“说一千道一万，樊锦诗不能放。放了，就没有这个人了。而她自己又确实不想走。敦煌的事业离不开她这样泼辣能干、有牺牲精神的中年学者。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很快就要退下来了，谁来接这个摊子？所以最好还是调彭金章到甘肃来。他是共产党员，到甘肃对他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个道理他是应该懂得的。”于是文化厅两次派人去武汉商调彭金章。彭金章一直不松口，主要是怕敦煌的教育质量不高，影响孩子们的升学。省文化厅又在兰州确定了六个单位，让彭金章选择。特别希望彭金章能够担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这样他和孩子们就可以不必去敦煌了。兰州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虽然比不上武汉，却比敦煌好得多。方案确定后，省文化厅厅长亲自出马，三下武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彭金章和孩子们终于同意举家迁往甘肃。至于具体工作，彭金章说：“我既然到了甘肃，那就一竿子插到底，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到敦煌去考古。”消息传开后，武汉大学的同事们问他：“你是否真的要去甘肃？”彭金章笑道：“是啊!敦煌胜利了，彭金章投降了。”

彭金章到敦煌后，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和悉心研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画工们的生活区。成千上万杰出的无名画家以及一些云游四方的僧人，就栖息在那一排排昏暗窄小的洞子里。活着时在里面居住，死后就永远地安息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埋葬了他们的尸骨。彭金章先生一层层地将历史的积沙拨开，让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敦煌艺术的中华英魂得到昭彰。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予民和晓民，却依然居住在距离父母2000多里外的兰州，兄弟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没有父母照料的生活。好在他们已经长大了，而樊锦诗和彭金章也经常去兰州出差，每年的春节总是在一起热热火火度过的。

段文杰先生退休后，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接班之后，这位“敦煌的女儿”更加殚精竭虑，发奋图强，率领全院数百名职工，将敦煌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而她本人则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提起他们的樊院长，广大学者莫不交口称赞，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在她任院长的十多年里，敦煌的保护工作、管理工作、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全都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快速发展的坦途。这个阶段也是敦煌研究院出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这里只简要地说几件事。

近些年来，莫高窟游客大量增加，由上世纪的每年几万人、十几万人，增加到每年五六十万人，而且还有迅速扩大的趋势。这对于已经屹立千年的古老洞窟，无疑是个很大的负担。敦煌壁画之所以能长久地保存下来，一是因为气候干燥，湿度不大；二是因为环境安静，每年除了四月八庙会，洞子里基本上无人光顾。现在可好，每天几千人、上万人的队伍，摩肩接蹱，纷至沓来，一张张嘴里呼出的气，一个个身上散发的味，全都产生化学反应，直接影响壁画的寿命。怎么办？樊锦诗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距离莫高窟15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游客中心。广大游客到达敦煌后，先在那里集中，里面有高清晰的数字电影，介绍敦煌文化，介绍精华洞窟，让游客做到心中有数，大体上了解所要参观的内容。然后再用转运车把大家送到莫高窟。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在洞子里的时间，呼出的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多了。这个想法成熟之后，樊锦诗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以《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工程》的名义作为提案正式提出。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提案上做了批示，要求有关方面研究实施。国家发改委批准了这个项目，并拨出巨款开工建设。2013年底，这个中心的主体工程将如期完成。

樊锦诗另一件为人称道的“德政”是人才培养。敦煌地处偏远，满目荒凉，常年四季和青灯古佛打交道，在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年代，许多高学历高水平的人都不大愿意来此工作。外面的人才不好引进，那就培养自己的队伍，提高他们的水平。据我所知，好多单位都不太支持所属员工出去深造。你要读研考博吗？对不起，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你的工作谁来干？一定要走，那好，请办了离职手续，爱读什么读什么去!樊锦诗恰恰相反，全力支持青年学子出去深造。她鼓励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去考研究生，又鼓励研究生去考博，研博连读更为欢迎。国内学习也行，国外深造更好。生活嘛，请放一百个心好了，学习期间工资照发，每年还有补助：博士8000元，硕士6000元。学成归来，每人发给安家费：博士40000元，硕士20000元。这在甘肃，就算是拔了份了。在此政策的感召下，分配到敦煌研究院的高校毕业生，在工作两三年，熟悉业务之后，一般都选择读研考博，继续深造。当他们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满腹经纶志得意满之后，全都不忘敦煌的滴水之恩。一个个心甘情愿地回到莫高窟，在新的岗位上做出耀眼成绩，成为敦煌学各个领域的专家。

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2002年，敦煌研究院的青年博士杨富学成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博士后，师承季羡林弟子王邦维先生。户口和工作关系都转到了北京大学，北大还给他分了房子。按照常理，杨富学是不会再回到敦煌了。然而樊锦诗却不这样认为。她支持杨富学去北大深造，但不愿意放弃这个人才。每逢年头节下，她都要给杨富学打电话问好。每年两会期间，还提了礼品去看望杨富学。杨富学书多，北京的房子小，书都堆在外面。樊锦诗表示敦煌可以考虑给他分配一套房子放书。杨富学说，我的书要十个集装箱，一套房子放不下。樊锦诗说，那好，再给你两套房子放书。杨富学原来就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套房子，现在又给了两套，这样他就拥有三套房子了。在房价节节攀升，人们望房兴叹的年月，敦煌研究院院长为了留住一个人才，做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决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杨富学放弃了在北京的优厚待遇，舒适生活，又回到敦煌来了。回敦煌后也不能让人才闲置呀。樊锦诗量体裁衣，在敦煌研究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请对佛学和回鹘文有很深研究的杨富学担任所长，让其有充分发挥才能的天地。这就是樊锦诗的气魄，这就是樊锦诗的胸怀。她是延揽人才的大手笔!

樊锦诗担任院长后，工作更加繁忙，但她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且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而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的保存、维修和展望》、《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是对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敦煌石窟做出的理性思考。而《从莫高窟的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则是她试图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探讨敦煌石窟环境演化的新的学术尝试。

离开敦煌时，樊锦诗来送我。车子开出研究院的大门，像离弦的箭一样上了柏油公路。我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单薄的身躯在沙坡上移动着，迎着催人苍老的戈壁之风，执著地向石窟走去。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终于融化进巍峨的沙山，和莫高窟合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