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大敦煌”文化发展圈依托敦煌文化品牌促进文化大省建设

拓展“大敦煌”文化发展圈依托敦煌文化品牌促进文化大省建设

巨　虹

一、“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总体构想及其学理支撑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一颗明珠，也是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咽喉和锁钥——“华戎所交一都会”，因为近两千年前开凿的莫高窟，更因为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的敦煌遗书，这个存在于古老沙漠绿洲上的石窟名动天下，和鸣沙山、月牙泉一起，使得这个僻处西部边陲的小城逐渐为世人所熟知。随着学术意义上的敦煌、旅游意义上的敦煌、文艺作品里的敦煌声名日渐鹊起，敦煌毋庸置疑地成为了甘肃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和读者杂志、牛肉面一起代表了甘肃省的文化形象。敦煌文化品牌理应是一个金字招牌，但是现阶段我们对它利用得不够充分，还有不小的潜力可以挖掘，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拓展。

从西汉时期开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就以“河西四郡”的整体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四个地区有着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旅游文化资源方面都有着较高程度的相似性。如何依托现阶段敦煌文化品牌已经形成较高知名度和吸引力的优势，建立一个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最终目的的“大敦煌文化发展圈”，把河西地区文化资源有机地保护、传承，进而创新地整合起来加以合理利用，是促进我省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构想。

自从西汉设河西四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政策的实施以来，以敦煌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区域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河西四郡设立后，当时的西汉中央政权为了巩固对西陲的统治，移民实边、修筑长城、设置邮驿……20世纪发现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为我们展示了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军士、平民们的物质与精神各个层面的生活，有关他们的吃穿用度、买卖交易、书信往来的方方面面，得以借由汉简传承下来。

到了魏晋时期，经过六七百年开发经营的河西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地区，成为文化极盛之地，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学士。“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踵而至，中原板荡，而相继出现在河西地区的“五凉政权”却重视文化教育、礼待士人，在河西地区营造了相对安定的乐土。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河西地区出自“西州大姓”的本土文人士子与中原避难而来的文士一起，为五凉文化的灿烂辉煌做出了很大贡献。索靖、郭瑀、刘昞、祈嘉、宋繇、宋纤、氾腾、阚骃等敦煌籍或河西籍学者兴办学校、聚徒授业并著书立说，以多样的学术活动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生动展示了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高度与深度。此外，这一时期以敦煌为重心的河西地区文化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儒释道交流融合、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接碰撞的特点，而其中佛教石窟寺的建立及佛经的翻译与佛教的传播更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亮点，竺法护、竺法乘、鸠摩罗什、昙无谶、乐僔、法良等人是个中翘楚。

在五凉文化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与积淀的基础上，闻名世界的敦煌文化绽放了自己的光芒，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为全世界所瞩目。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壁画精美、彩塑灵动，遗书丰富，一应的历史、宗教、文学、音乐舞蹈、社会生活、经济贸易、医药文教体育都蕴涵于其中。一个世纪过去了，通过各种手段和丰富的形式对敦煌文化进行研究、保护，传承、创新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敦煌文化已成为一个著名文化品牌。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代的敦煌郡是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88年）分酒泉郡设置的，共统辖6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包括现今的敦煌市、瓜州县（原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我们应该考虑依托已有的、闻名海内外的敦煌文化品牌，大胆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拓宽敦煌文化所对应的地理区域，以文化属性为原则对河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区域重新进行整合和划分。具体来说，可以把汉代敦煌郡的地理范围作为“核心层”，然后将“外围层”扩大到整个酒泉地区甚至河西各市所辖的大部分地区；整合利用相近的、共有的文化资源，在河西地区共建一个有利于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敦煌文化发展圈”，延伸敦煌文化的时间跨度，拓展敦煌文化发展地域空间，为甘肃省的文化大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文化资源保护

建设、拓展“大敦煌文化发展圈”，首先应该注重对该区域内的相关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与传承。现阶段而言，应该配合甘肃省已经开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极力保护、传承与“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相关的各类有形的历史、民族、旅游文化资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类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一切有关文化遗迹及现实存在，无论是有形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应该在文化资源保护的范畴之内。古代石窟寺是河西地区的一大特色，除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河西地区还有始创于北凉时期的天梯山石窟，以及马蹄寺石窟和文殊山石窟。河西地区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寺庙众多，有早于拉卜楞寺800年的具有浓郁藏族建筑风格的天堂寺，见证了标志西藏划归我国版图的“凉州会晤”的白塔寺，保存有“汉夏合璧”西夏碑的武威文庙，纪念鸠摩罗什“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的翻译传播佛经功德的罗什寺塔，以及大云寺、海藏寺、木塔寺、西来寺，还有拥有国内最大室内卧佛涅槃像的大佛寺。汉墓、壁画墓中发现的壁画与莫高窟的壁画相映成趣，河西地区有出土了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的雷台汉墓，丁家闸壁画墓和“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魏晋壁画砖墓群，作为羌族文化遗迹的“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更是战国至明代羌民族文化的生动呈现。除了阳关、玉门关、敦煌汉长城，河西地区还有不少古城关遗址：悬壁长城、汉明长城与新河驿、安西汉长城、白虎关，除了敦煌古城、河仓城，该地区的西部古文化遗存还有锁阳城、桥湾城等代表。

这些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资源同时也是现今宝贵而独特的旅游资源。此外，河西地区还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酒泉宝卷和敦煌曲子戏，保护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宝贵财富，是“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首要任务。打造“大敦煌文化发展圈”，能够更有力、更合理地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一切以文化发展为主要目标来统筹兼顾，更好地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三、“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文化资源整合创新及品牌化发展的空间拓展

文化资源要保护要传承，同时也应该在新形势下科学有序地整合、创新相关的文化资源，使其能更好地为甘肃省的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以敦煌文化品牌为依托，拓展相关文化品牌的发展空间，促使“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而言，应该以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开发为重点。

敦煌文化品牌在产业化方面发展较好的就是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的开发。打造“大敦煌文化发展圈”，首先还得依托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来拓展敦煌文化品牌的发展空间，更好地诠释、展现已有的宝贵文化资源。在“大敦煌文化发展圈”之中，可以全盘统一规划，不再是局限于一个乡镇、一个县区市、一个地区来独立地考虑问题，而是从整个文化发展圈内的资源的实际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入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从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出发进行挖掘、开发、创新、整合上，工作效率可以提高，工作成效将会更加明显，整体开发力度将会更大。

拓展敦煌文化品牌的发展空间，打造“大敦煌文化发展圈”，侧重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的产业化开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该文化圈所涉及的各个市县地区的政府及相关单位以至社会各界都要达成共识，真正把文化发展圈的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开发视为文化圈的支柱型产业，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监督职能，在政策、制度、法规上给予大力支持，为文化发展圈的产业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同时，各级政府应该在投资引资方面对文化发展圈加以扶持，加强对文化发展圈内与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具体包括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各个相关市县地区的文化旅游、演艺配套设施建设和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到相关地区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撰写研究报告、论文及专著，深入挖掘“大敦煌文化发展圈”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提出专业的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进一步促进以敦煌文化品牌为代表的大敦煌文化与相关地区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的深度融合。

再次，敦煌旅游文化的魅力主要来自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上述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的特色及其与莫高窟的异同的比较便可成为“大敦煌文化发展圈”深入挖掘拓展旅游文化的对象；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敦煌神女》、《敦煌音画》为代表的敦煌演艺业的灵魂是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而从汉简里反映出的文化，以及为敦煌文化做好准备并与其一脉相承的五凉文化，更是滋养了以敦煌为重心的整个河西地区，这些文化积淀可以为构想建设的文化发展圈提供无穷无尽、生动丰富的创作源泉，不仅可以供演艺业来撷取，同样的，也可以为文学创作、美术创作、影视创作提供广大的取材与创作空间。这些文艺精品可以充实文化发展圈文化旅游业和演艺业开发的内核，增加其知名度和吸引力。

拓展敦煌文化品牌的发展空间，打造建设一个有利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敦煌文化发展圈”，既有历史依据，也有现实存在的迫切需要和可能，祈盼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共同努力，为甘肃的文化大省建设再添助力。

作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