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城市文化的发生及其嬗变

敦煌城市文化的发生及其嬗变^[1]

张兴龙

［摘　要］　敦煌城市文化的发生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土著民族社会结构的影响，军事功能是城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精神基因。其后的嬗变过程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功能层面上，敦煌城市从最初的单一军事功能发展到以商业贸易功能为主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二是在城市发展逻辑环节层面上，敦煌城市文化完成了从城市到都市、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升级”，并由此引发了城市文化形态的转型。

［关键词］　敦煌　城市文化　发生　嬗变

作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标志性城市之一，敦煌的城市形象、文化内涵与丝绸之路有着血脉纽带关系。一方面，古代敦煌城市的发生、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并由此导致了敦煌城市被绵长的丝绸之路文化缠绕交织千年之久。这固然有利于敦煌城市文化品牌形象的塑造和内蕴的积淀。但是，另一方面，当人们习惯于用丝绸之路文化的“宏大话语”来概括敦煌城市文化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丝绸之路城市群的内部差异性，换言之，敦煌城市文化的发生既非“先验”地生成，发展过程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不同的“历史区间”上往往凸显不同的文化个性。在都市化浪潮席卷中西部城市的现实背景下，追溯敦煌城市文化的历史发生源头，厘清发展、嬗变的过程，对于真切了解敦煌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当下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再生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敦煌城市文化发生的历史源流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物理性的建筑实体和人文性的文化历史的双重建构。前者包括了经过长期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宫殿、寺观、府第、园林、街道、民居等物质环境或体形环境，这些是城市存在的物质现实基础和空间结构，是人们对城市得以感官化、形象化的逻辑前提。后者包括了城市物质环境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内部蕴涵，它们是城市存在的非物质性的人文基础和历史结构，是为建筑物灌注“生气”和“理念”的“城市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对敦煌城市文化发生的历史追溯，就可以而且应该关注敦煌城市发生时期的物质载体和人文积淀。而按照意大利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的著名观点，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城市的出现既然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对城市物质、非物质文化历史源流的追溯，就有必要对城市发生之前绵长而广阔的区域地理自然环境和种族人口结构状况等方面加以考证、梳理和廓清，这既是敦煌城市文化发生的历史背景，也具有追根溯源的学理性意义。

首先，从种族人口的人文维度上说，敦煌地区长期生活的土著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是后来敦煌城市文化民族形态发生的历史源头。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据东汉应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意为盛大辉煌之意。考古学研究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相当于舜禹时的上古时期，敦煌地区就有人类的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尚书》曾记载，舜“窜三苗于三危”（敦煌古称“三危”）。这是对敦煌历史上土著居民的最早记载。考古发现，在我国夏、商、周时期，这里就有属于玉门火烧沟文化类型的羌戎居住。也就是说，在敦煌城市发生之前，这一地区的种族结构状况与丝绸之路东部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春秋时期，敦煌一度被称为“瓜州”，其得名源自本地盛产美瓜。此时的敦煌，居住的民族有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战国时期，随着月氏势力逐渐强大，不仅吞并了居住在敦煌的羌人，而且击败驱赶走了乌孙民族，由此成为统治敦煌的新民族。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民族日益崛起，开始向周围广大地区扩张侵略，他们很快席卷了草原来到了敦煌地区，打败了长期生活于此的月氏民族，此后，敦煌便为匈奴人占据。但是，匈奴人对敦煌的统治时间并不长。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彻底解除西北匈奴民族对汉族政权的长期威胁，发动了一系列反击匈奴的战争，经过一番惨烈的战争，最终成功迫使匈奴北撤，汉武帝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河西四郡，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为了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垦田，由此导致了敦煌地区民族结构、生产方式从最初从事游牧生产的少数民族，到从事耕种的汉族移民的前所未有的转变。据学者葛剑雄研究指出，西汉时期，河西四郡的人口基本都是内地移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移民始于元狩四年，以后续有增加。部分移民并非一次定居，而是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张和巩固逐步由内向外缘移居。”^[2]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汉代之前，敦煌地区民族人口结构依然是游牧少数民族居于主导地位，汉族文化的影响力尚无法对敦煌区域文化产生根本的影响，直到大量汉族移民来到敦煌，才有了敦煌城市文化的发生，而受到当地游牧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影响，后来敦煌城市文化中异域民族形态的发生、渗透和交织，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其次，从自然地理环境的物质维度上说，敦煌地区险峻的地形，奠定了敦煌城市文化原始形态中的军事堡垒性质。

自然地理环境是一切城市文化发生的最基本元素。世界上早期城市的发生大多与军事防御相关，而军事功能的凸显往往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上，敦煌属于被高山、隔壁、荒漠包围起来的盆地。它的东面是茫茫的戈壁滩，南边是阿尔金山延伸的绵长山脉，西面是浩瀚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南湖戈壁滩，北面则是马鬃山山系的余脉北塞山。在地理位置上，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界地带，是区域交通的枢纽和中心，由此导致了敦煌成为丝绸之路河西道、青海道和西域南、北交汇处的一大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经过安西，是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路西域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交；西北经由玉门关，顺西域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南行穿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翻越阿尔金山，可以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敦煌坐中四连，实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从这里西行，经过中亚，可以和南亚、西亚乃至整个欧洲联系起来，如此险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重要的交通位置，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敦煌军事堡垒的战略意义，军事防御成为敦煌城市文化原始形态中最基本的功能。

至此，我们可以说，汉代以前的敦煌，在正式开启丝绸之路之前，其文化深层结构受到土著少数民族的影响，再加上险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是敦煌城市文化原始形态发生的精神基因。

二、敦煌城市功能从军事重镇到商贸中心的嬗变

敦煌城市文化的嬗变可以从多向度加以阐释。从城市功能的层面上说，世界早期城市文化发生的一个普遍特征在于单一的军事功能凸显。随着城市文明形态的发展和成熟，军事堡垒性质的城市功能逐渐弱化，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娱乐性的功能日益增强。这种城市功能嬗变的过程，既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进步的标志，也是个体城市文化摆脱粗糙的原始形态，城市功能更趋完备的证明。从最初的单一军事功能发展到以经济贸易功能为主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敦煌城市文化嬗变的第一个表征。

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行，在正式拉开汉帝国丝绸之路文化序幕的同时，也开启了敦煌城市文化功能嬗变的历程。汉武帝元鼎六年，西汉政府正式设置敦煌郡，这表明西汉政府把敦煌作为维护西部边疆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的重要城市，对敦煌的控制也不再仅仅停留于驻扎军队的层面，而是以巩固统治、充实经济、维护稳定作为要务。这种变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敦煌军事要塞的城市性质，但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地位的提升，还是为经济贸易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形态的增强奠定了基础。西汉末年到东晋初期这段时期的历史，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敦煌城市文化的这种转型。一方面，敦煌城市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战略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央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尉长驻守敦煌，此时的敦煌成为统辖西域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城市。而且，自西汉政府开创的对敦煌城市政治、经济和军事综合功能发展的思路和控制力量，历经整个三国、两晋历代封建政府并无明显改变。三国时期，敦煌仍置敦煌郡，属曹魏政权管辖。西晋时期承袭不变。东晋隆安四年李暠建立西凉国，定都敦煌。虽然西凉国建都敦煌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这一事件表明敦煌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西北军事堡垒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魏初置敦煌镇，公元526年置瓜州，敦煌均为治所。整个汉魏之际，虽多有战乱，但敦煌的经济和商业日渐繁荣，中原文化广为传播，佛教东渐兴盛，敦煌一度成为西域地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在东晋时期，敦煌诞生了城市建筑雕塑文化的杰出代表莫高窟。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汉代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进一步从军事和设施上保障了这条横跨亚欧的贸易通道的畅通，从此，外国使团和商旅频繁地出现在丝绸之路上，这时的敦煌已经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换言之，商品经贸的文化功能已经成为这座军事要塞的重要表征。考古资料表明，敦煌故城范围南北长1 132米，东西宽718米。就地取土，层层夯筑，夯层厚12厘米，垣基宽6—8米，残高4米许。四角筑高大的角墩，今仍存高16米许，高出城墙一倍，下部夯筑，上部多土坯垒砌。该城为汉代故城，经西凉、唐代两次加固维修，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敦煌城市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在荒凉的西北戈壁，敦煌能够从一个军事要塞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中心，一方面源自该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附力，另一方面还在于这个城市对周围广大地区形成的辐射力、影响力。这种强大的文化吸附功能绝非一般军事要塞所能达到的。这正是芒福德所说的城市具备“容器”一样的容纳、吸附文化功能的体现。“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上每一座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但是，能够像敦煌这样聚集、吸附强大的文化资源，凝聚成为名震国内的文化中心，显然超出了一般军事重镇偏于防御的文化形态，它标志着敦煌城市文化军事功能的淡化和经济、文化功能的凸显。

隋唐以后，敦煌城市文化的主流形态彻底被经济贸易的商业文化功能所取代。隋朝大业三年，政府再一次置郡敦煌郡，由此稳定了敦煌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张掖召开盛会，宴请西域27国首领，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招商”活动，促进了“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繁荣，凸显了敦煌城市文化中的商业经济色彩。隋朝灭亡之后，唐朝政府在此驻扎囤积重兵，加强对西北地区边塞的守卫，保障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敦煌城市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成为丝绸之路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最著名的城市。这一时期，敦煌城市经济贸易的商业文化，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艺术，已经成为敦煌城市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符号。

宋代以降，敦煌一度被西夏王朝占领。丝绸之路日益衰败，元代曾设置敦煌为沙州路总管府，随着元代的覆灭，明朝永乐三年，改为沙州卫，嘉靖七年，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从此以后，瓜州、沙州均再无建置长达200年，敦煌城市文明辉煌不再。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清政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政治稳定重新设置了沙州所，并采取移民垦荒政策，从甘肃的州县移民数千户到沙州屯垦。至此，敦煌的商贸文化再次被单一的军事防御功能所取代，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敦煌城市商业文化终于被湮没在民族战争的硝烟和黄沙之中。

三、敦煌城市发展逻辑环节从区域性中心城市向“国际都市”的升级

敦煌城市文化的嬗变不仅体现为城市功能的转型，还表现为城市文明形态发展逻辑环节上的从城市到都市、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升级”。这是敦煌城市文化嬗变的第二个表征。

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研究指出，历史上的敦煌贸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性经济交流，而是具有了国际性，许多外来使团、商人在这里常年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使“地不产珍，献无奇玩”的敦煌变得商品琳琅满目，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从散见文书的记载来看，当时与敦煌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范围非常广泛，除来自中国中原、新疆及西藏地区的物品之外，还有来自高丽、波斯、印度、东罗马等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的货物，商品种类多达20多种，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在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除了往来不断的朝贡、外交使团在从事官方贸易之外，当时已经有一批职业商人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敦煌定居，除了从事经常性商业活动之外，还在敦煌开办了酒店、旅馆等。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商品贸易具有国际性，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具有国际性；二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的货币具有国际性。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些条件在当时的敦煌都已经具备，随着外来商人、物资的不断涌入，中国自产的铜钱退出了敦煌市场，来自西域、中亚的金钱、银钱和金银器皿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对外贸易的主要硬通货，它们同丝织品一道，被当地人认可和普遍接受。其实，除了商业贸易的国际性之外，当时敦煌的城市规模和语言种类也能反映出它“国际都市”的一面。据有关学者推算，当时敦煌的人口有3万之多，这一数字对于千年之前中国西部边陲的小县来说，已经足以反映其城市规模之大。另外，在敦煌文书保存了一大批民族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之外，当时还有回鹘、粟特等多个民族在敦煌活动，为了交流需要，当时已经有了一批职业翻译，这些都反映出敦煌国际化的痕迹。^[4]

敦煌“国际都市”文明形态的生成，是城市文化发展到更高逻辑环节的重要体现。由于“商业贸易的国际性”产生的前提是交通运输的畅通，而按照西方城市学家芒福德的观点，交通运输能以实现互通有无，平均所余物资，交流不同地区特有的物资：这些职能便促进了一种新的城市体制，即市场，市场本身也就是城市生活的安定性及规律性的产物。^[5]这恰恰是敦煌城市文明形态嬗变历程中的重要新生元素，由此直接导致了敦煌都市文化形态与一般城市的差异。“以政治中心为首的‘都城型城市’，如唐代长安、洛阳等，文人会聚，中外使节商贾云集，酒肆林立，其‘都城型民俗’表现为重礼仪和门第，食不厌精，建筑和服饰上‘竞相侈丽之风’。以交通、商业发达的‘商埠型城市’，如扬州、泉州等，市民‘性轻扬’、‘尚鬼好祀’……形成了喜艺文儒术和吟咏之事，耽于逸乐，善于消费的‘商埠民俗’。”^[6]隋唐时期的敦煌是否可以划归“商埠型城市”，固然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商榷，但是，当时敦煌城市的商业、交通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不难推断敦煌城市文化消费形态当不会过于单一僵化。

敦煌在走向“国际都市”的过程中，城市文化艺术创造力也随之空前提升，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的雕塑绘画艺术为代表，敦煌城市文化也具有了国际都市特色。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鸣沙山的断崖上，南北长约1 600多米，上下排列五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形如蜂房鸽舍。据传前秦苻坚时期，有个僧人路过鸣沙山，发现山上金光闪耀，如同千佛降临，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经历代开凿，尤其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的艺术创造更加兴盛，到了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拥有洞窟一千多个，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宝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窟，被人称为“东方的卢浮宫”。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大多以佛教为主题，内容关涉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等佛教故事，从十六国时期到隋唐，随着时代的变迁，壁画中的佛教主题也体现出时代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敦煌壁画是一门伟大的绘画艺术，不如说是一卷真切反映中国民族不同时代佛教观点的画轴。而把敦煌壁画艺术推向最高境界的则是极富传奇色彩的飞天。据统计，在莫高窟近500个洞窟中，几乎每个洞窟壁画中都有飞天。今天，敦煌飞天已经是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最重要的标志符号，更是敦煌城市文化的标志。研究者指出，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其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从艺术形象上说，敦煌飞天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为一的结果，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它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头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7]其实，这种不同民族艺术融合的结果，正好折射了当时的敦煌城市具有芒福德所说的城市“磁石”一样的吸收，以及“容器”一样的融合功能。如果没有对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广泛吸附，那么，我们无法想象敦煌城市能够集中不同民族艺术的成就，而最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飞天艺术。

在都市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趋势下，在我国已经把发展中西部城市提升为国家战略的现实背景下，敦煌城市的发展、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再生产，而无论发展城市文化产业，还是树立城市文化品牌形象，都需要首先摸清城市文化资源的“家底”，这就需要厘清城市文化发生的历史源流及其嬗变过程，而不是被类似丝绸之路文化这样的“宏大话语”始终遮蔽其个性化的金属般的光泽。

City of Dunhuang Culture and Its Evolution of Faculty

Zhang Xinglong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Dunhuang city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geography，population structures of indigenous peoples，urban culture in military capabilities is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forms of genes.Subsequent changes reflected in at least two ways：first，on the urban function level，city of Dunhuang from the original single military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o commercial trade functions as the principal regional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Logical link level II，urban development，city of Dunhuang culture went from city to city，from the regional center city to Metropolis“upgrade”and cau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ulture.

Key words：Dunhuang，urban culture，change

作者简介：张兴龙，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文学院讲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