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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通论复述

时间:2022-11-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资本边际效率一部分由上述不变因素决定,一部分由各种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决定。利率一部分由流动性偏好状态决定,一部分由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决定。这就是说,新的投资是由资本品工业的供给状况、对未来收益的信心、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四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以上是通论的简要总结。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充分就业是一种稀有的短暂现象。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复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把以上所有论证提纲挈领地总结起来的阶段。一开始我们最好分辨清楚,在经济体系中,哪些因素是给定的已知数,哪些是自变量,哪些是因变量。

我们假定不变的有:劳动者的数量和技能、现有资本设备的质量与数量、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偏好与习惯、各种体力劳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包含着除了以下列举的变量之外能够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定的这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说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也顾及不到这些因素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的自变量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上面说过,这些自变量都可以进一步分析。

我们的因变量是就业量和国民收入,后者以工资单位计量。

已知因素作为给定的已知数,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我们的自变量。例如资本边际效率表:一部分是由现有资本设备的数量决定,这是我们认为不变的因素之一;而一部分是由长期预期状态决定,这不能从不变因素中推导出来。但也有一些完全可以从不变因素中推导出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推导出来的东西看作是不变的。例如在不变因素中给定就业水平,则可以推导出工资单位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因此,在我们认为不变的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由就业量决定,换句话说,由现在用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决定。这说明在国民收入与就业量之间有一个唯一的对应关系。[52]进而在不变因素中,还可以推理出各种总供给函数。一类物品的总供给函数,自变量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因变量则是从事该物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最后,可以从不变因素中推导出劳动力的供给函数,我们据此还可得知,到了哪一点劳动就业函数[53]就不再有弹性。

资本边际效率一部分由上述不变因素决定,一部分由各种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决定。利率一部分由流动性偏好状态(流动性偏好函数)决定,一部分由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最后的自变量只有三种:①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心理上的消费倾向(Propensity to Consume)、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Attitude to Liquidity)、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Expectation of Future Yield);②由劳资双方议价决定的工资单位(Wage-unit);③由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数量(Quantity of Money)。如果上述给定的已知因素不变,则这三种自变量决定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和就业量(Quantity of Employment);而这三种自变量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并非原子式的终极自变量。

当然,把经济体系中的决定因素划分为给定的已知因素和自变量两类,从任何绝对的观点看都是武断的。分类的标准只能建立在经验之上。一方面,凡是变化很小,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而短期内所产生的影响也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列为给定的已知因素;另一方面,凡是其实际变化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支配性影响的因素都列为自变量。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是,任何时间内一个既定经济体制下的国民收入及其就业量(二者几乎是同一事物)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经济学的研究既然如此复杂,我们不能希望有完全准确的概括性结论,而只能找出几个主要因素作为自变量,它们的变化决定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这种体制中找出几个变量,来由中央当局加以调控或管理。

现在让我们把以上各章的论证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总结中各个因素的次序则与以上各章的次序正好相反。

社会上总有一种动力把投资率推到这样一点,它使要素供给价格与未来预期收益所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大约等于利率。这就是说,新的投资是由资本品工业的供给状况、对未来收益的信心、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四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引起消费的增加(或减少);一般说来,只有当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公众才愿意扩大(或缩小)其收入与消费的差额。这就是说,一般而言消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是同方向的,但消费变化的数量较小。当储蓄增加量一定时,消费的相应增加量可由边际消费倾向推导出来。与投资增加相对应的总收入的增加量可由投资乘数推导出来。

最后,如果我们假定(作为第一近似值)就业乘数就等于投资乘数,那么用这个投资乘数乘以投资工业中的增量(或减量),即可得到总的就业增量(或减量)。投资率增减的原因先前已经讨论过了。

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可以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表。其原因有三个:①就业增加时,即使工资单位和以工资单位计量的物价不变,产品的总价值也仍然增加;②工资单位本身也有提高的趋势;③产出增加时,因为短期内成本递增,所以按工资单位计量的物价会上涨。这三方面都增加货币的需求。

凡此种种,加上其他各种反应,都会影响经济均衡的位置。而且以上所列举的自变量都可能毫无征兆地随时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变化,所以,事态的发展异常复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几个变量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样比较有用,也比较方便。如果我们用以上这种方法来研究实际问题,也比较容易处理;否则,如果处理实际问题仅凭直觉(直觉所能顾及的事实往往有太多枝节问题,不是一般原理所能处理的),恐怕会因材料太多而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

以上是通论的简要总结。因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率三者都有各种特征,所以,经济体系的实际现象也蒙上一层色彩。关于这各种特征,我们当然可以从经验上做概括性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是必然的。

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产出与就业方面有剧烈波动,但经济体系并不是非常不稳定;反之似乎可以在次正常(Subnormal)状态下停留一个相当时期,既不显著趋向于复苏,又不显著趋向于完全崩溃。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充分就业(或近乎充分就业)是一种稀有的短暂现象。变动初始可能很活跃,未及顶点便不能支持,正所谓“其勃也兴,其亡也忽”(Start Briskly But Seem to Wear Themselves);于是我们就经常处于庸庸碌碌的状态之中,既不能说满意,也不能说绝望。由于变动在没有达到极端以前便不能支持,接着又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就有了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物价,经过一番扰动之后,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我们能够维持的物价水平,然后便暂时稳定下来。

这些由经验得出来的事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于是我们只能假定:现代社会在环境上和心理上一定有若干特征会产生如此结果。这里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哪种假想的心理倾向会产生一个稳定的体系?第二,根据我们对于当代人性所有的一点常识,我们可不可以说当代社会确有这种心理倾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要解释观察得来的结果就需要以下稳定条件:

(1)当一个特定社会在其资本设备上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因而产出随之增加(或减少)时,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必然如此:由此推算出来的两个乘数都大于1,但也不会太大。

(2)当资本的未来收益或利率变化时,资本边际效率表必然如此:新投资量的变化不能与此前的投资变化太不成比例;亦即当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变化或利率变化相当温和时,投资量的变化也不能太大。

(3)当就业量变化时,货币工资也趋于同方向变化,但不太成比例;即就业量的变化比较温和时,货币工资的变化也不能太大。这与其说是就业量的稳定条件,不如说是物价的稳定条件。

(4)我们可以加上第四个条件,它所提供的倒不是经济体系有稳定性,而是在朝一个方向变动到相当程度以后会自动改变,朝相反方向变动。即投资率较前期更高(或更低)的状态已经持续一个以年计量也不算太长的相当时期,则资本边际效率将蒙受不利(或有利)影响。

(1)第一个稳定条件是说,乘数虽然大于1,但也并不太大。这个条件作为人性的心理特征似乎非常合理。当实际收入增加时,现实需求的压力逐渐减少,而维持习惯上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与收入的差额在增大;如果实际收入减少则正好相反。就社会上一般人而言,当就业增加时,当前的消费量自然也趋于增加,但不如实际收入的增加量大;但就业量减少时,当前消费量也趋于减少,但不如实际收入的减少量大。而且不仅一般人如此,政府大致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失业人数持续增加的年代,政府往往不得不举债实施救济。

不论读者是否认为这个心理法则合情合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如果这个心理法则不适用,那么实际经验必然与现在大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论投资量如何微小,有效需求都会呈累积性增加,直到实现充分就业为止;反之,当投资减少时,有效需求也会呈累积性的减少,一直到就业人数等于零为止。而实际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并不趋向于极端,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也许在某一段范围内真有这种不稳定性;假使如此,则范围也一定很狭小。在此范围以外的无论哪个方向,我们的心理法则都一定适用。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乘数虽然大于1,但通常情况下并不是非常大;如果乘数真的奇大无比,那么当投资率有一个特定量的变化时,消费量也将大幅改变(其改变限度在充分就业和零就业之间)。

(2)有了第一个条件,当投资量有一个温和的变化时,消费品的需求也不会有无限大的变化。有了第二个条件,则当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或利率变化不太大时,投资量也不会有无限大的变化;原因在于要从现有设备上大量扩大产品生产,很可能会引起成本的递增。如果在初始阶段可以用来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有大量剩余,则在某一段范围之内可能很不稳定,而一旦剩余资源大部分已经利用,则不稳定性就不会存在。另外,如果工商界的心理起了剧烈的变化,或是有划时代的新发明,以致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二个条件也能限制由此引起的不稳定性;而在限制向上变动方面可能要比限制向下变动方面更有效一些。

(3)第三个条件与我们的人性经验相符合。虽然上面说过关于货币工资的斗争大体上只是要维持一个高额的相对工资,但是当就业人数增加时,一方面因为工人的谈判能力增大,另一方面因为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工人愿意为改善财政状况而多冒一些风险,因此,货币工资的斗争大概在各个行业都会加强。然而这些动机也有一个限度,工人不会因就业情况改善而要求货币工资增加许多,也不会因为要避免失业而让货币工资减少许多。

这里又和上面一样,不论这个结论是否合情合理,但是实际经验表明,这种心理法则一定存在。如若不然,则失业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一定会使货币工资减少许多,因此使得物价水平极不稳定。不仅如此,恐怕除了充分就业之外,没有另外的稳定均衡位置;而货币工资率将无限制降低,直到以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变得非常丰裕,利率也因此下降到足以恢复充分就业的程度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哪一点是休止符。[54]

(4)我们的第四个条件倒不是一个稳定条件,而是经济衰退与复苏的接连起伏。这个条件只是根据一个假定:资本资产的年限参差不齐,而寿命都不太长,最后都不堪再用。如果投资率低于某个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因素都没有大的变动,最后,资本边际效率再次提高,投资率再次恢复到这个水平之上只是时间问题。同样,如果投资一期比一期高,而又没有其他因素变化,资本边际效率又会再次降低,直至最后引起经济衰退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经济的复苏和衰退因以上几个稳定条件而受到了限制;因为有了这第四个条件,即使是有限度的经济复苏和衰退,只要已经延续了相当时期,即使没有其他因素的改变来加以干涉,也会自己转换方向作相反的运动;以后还是这同一力量再把方向转换过来。

这四个条件结合起来,足以解释我们实际经验中的显著特征:就业量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并不趋向两个极端,而是围绕一条中线上下波动。这条中线的位置固然比充分就业要低得多,但也比最低就业量要高得多。所谓最低就业量是指如果就业人数如果低于这个水平,生活将受到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这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势所决定的,而且这种“自然”趋势如果我们不设法矫正大概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位置是建立在必然规律(Laws of Necessity)之上无法改变的。以上四个条件畅通无阻只是一个实际观察到的事实,并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必然规律。

【注释】

[1]为行文简单起见,我将忽略以下一点:资本资产的寿命不同,收益为实现各类资本的未来收益所需时期也不同,所以利率及贴现率也不同。换言之,不是只有一个利率及贴现率,而是有一个利率及贴现率体系。但我们不难将以上论证略加修改,包括此点。

[2]但他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也犯了循环推理的错误,不是错了吗?

[3]费舍尔:《货币论》,第168页。

[4]费舍尔:《货币论》,第159页。

[5]费舍尔:《货币论》,第155页。

[6]罗伯森:《产业波动与自然利率》(Industrial Fluctuation and the Natural of Interest),《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

[7]不完全如此,因为利率的高低,一部分反映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期限不同利率也不同,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要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为何而定。

[8]所谓“非常不确定”(Very Uncertain),并不就是“可能性很小”(Very Improbable),参见拙著《或然论》第六章,论论证的权重

[9]我在拙著《货币论》中(第二卷,第195页)指出,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非常高,就可以增发股票募集资本,其效果与低息借款是相同的。同一件事实,我现在则说,如果证券的市场价格很高,就表明该资本边际效率大,因此其效果与利率降低是相同的,投资量是由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比较决定的。

[10]有一些企业不容易转手,或者没有可以转让的证券与之相对应,对于这类企业以上所说当然不适用。然而这类企业的范围现在逐渐缩小,其在新的投资总值中所占比例也快速缩减。

[11]信托投资公司或保险公司不仅要经常计算其投资所得,而且要计算该投资在市场上的资产价值。一般人认为这种行为很谨慎。也许正因为有这种行为才使一般人对投资资本值的短期变化过分注意。

[12]据说当华尔街交易旺盛时至少有半数的投资买卖,买卖者想在当天就脱手。商品交易所也是如此。

[13]至于“货币”和“债券”的界限,可以按照处理特定问题的方便随意划分,而与以上所下定义无关。如我们可以把货币作为对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而且持有者掌握此支配权至少3个月以上。凡对购买力支配权不能在3个月内收回的即为债券。我们也可以用1个月、3天、3小时或任一期限来代替3个月;我们也可以把凡是不能当场支付的现金都不算作货币。但事实上为方便起见,我们常常把银行定期存款包括在货币以内,甚至偶尔把短期债券(Treasury Bills)等票据也包括在内。原则上我还是用《货币论》中的方法:所谓货币就是银行存款

[14]讨论特殊问题时,可以把债券的期限明确规定,但在一般讨论中则不能。债务的期限不同当然利率也不同。所以在一般讨论中所谓的利率,最好是指各种利率所组成的利率体系。

[15]这里所讨论的就是我在《货币论》中所谓的两种看法以及“多头空头”(Bullbear)。

[16]也许有人认为,根据同样的理由,如果有人相信未来投资收益比市场预期低,那么他们有充分理由愿意持有现金。其实不然,他固然有充分理由愿意持有现金或债券,而不愿意持有股票,但除非他相信未来利率会比现在市场所想象的高,否则持有债券又比持有现金更有利。

[17]凡能找到的我都节录下来放在本章的附录中。

[18]在附录第一节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一段。

[19]卡佛教授对于利息的讨论颇为费解。因为:一是他前后不一致,不知道他所谓“资本边际生产力”是指边际产物的数量呢,还是指边际产物的价值呢?二是他也没有说明,资本的数量应当如何衡量。

[20]最近,奈特(F.H.Knight)教授曾讨论这些问题(《资本、时间和利率》,《经济》,1934年8月号),对于资本的性质,曾有许多饶有兴趣的深刻观察。他证明马歇尔教授的健全和庞巴维克分析的无用。但他的利息论却完全是传统式的、古典学派式的。依照奈特教授的说法,则所谓资本边际生产力状态就是一种利率使得储蓄流入市场的时间速度正好等于储蓄流入投资用途的时间速度,而投资所产生的净收益率,则又等于为使用其储蓄而付出的代价。

[21]图14-1是哈罗德(R.T.Harrod)先生提供给我的,罗伯森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分析方法,《经济学杂志》,1934年13月号,第652页。

[22]参阅本书第十七章。

[23]当代经济学家所谓的“中立”利率,与庞巴维克所谓的“自然”利率不同,也与维克塞尔(Wicksell)所谓的“自然”利率不同。

[24]见本章附录。

[25]注意,马歇尔用“资本”一词而不用“货币”,用“资本供给量”而不用“贷款”,然而利息是借钱的代价,因此,这里所谓“资本的需求”应当是指“为购买资本品而对贷款的需求”。但是,使资本品供需相等的是资本品的价格而不是利率。利率可使借贷的款项相等,换言之,可使债务票据的供需相等。

[26]这就假定收入不是不变。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提高利率会“额外增加工作”,难道说提高利率因为可以增加为储蓄而工作的吸引力,所以可看作是实际工资的增加,从而可以使生产要素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吗?我想这是罗伯森先生在类似场合心目中所有的意思。当然,这种额外工作“在短时间内不会太多”,想用这个因素来解释实际投资量的变动可以说是最不近情理甚至是荒谬的。我主张把这下半句重写如下:“如果资本边际效率增加,对一般资本的需求量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没有被利率上涨所抵消,那么资本品的生产增加;因为资本品的生产增加,而就业量增加,所以收入水平提高;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所以有额外等待,而且这种额外等待的货币值恰好等于前面资本品的增加值,所以前者正好足以提供后者。”

[27]为什么不会出自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提高呢?例如一般资本的需求量之所以大量增加,是因为利率降低,那么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将上涨。我主张这句话这样写:“如果对资本品的需求量大量增加,而资本品的供给量不能即刻增加以满足需求,那么这种需求未满足的部分,将暂时因资本品的供给价格的提高而受到抑制;提高的程度使投资量不必有多大改变,而资本边际效率已经等于利率。同时(也永远如此),适应于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要素将用来生产在新环境下边际效率最高的资本品。”

[28]简直不能用。利率只适用于借贷市场,所以我们只能说,为购买新旧资本投资品或为其他目的而借钱的利率。

[29]此处行文含糊,到底是说延期消费一定会产生这种效果呢?还是说延期消费只腾出若干资源,至于这些资源是失业还是作投资要看环境而定。

[30]注意,并不是收入的持有人可以但并没有做消费之用的钱;所以等待的报酬是准地租而不是利息。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这样腾出的资源一定用来投资。而如果腾出来的资源导致了失业,那么等待还会有什么报酬?

[31]在这段文字里,庇古教授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计使用不当的投资,但计算了“暂时存入银行,未曾动用的服务支配权”,那么净储蓄是否等于资本增量。但在《产业波动》第22页,庇古教授明白地说,这种存钱对于“实际储蓄”(Real Savings)并不发生影响。

[32]在该处(前引之书第一版第129~135页或第二版第146~150页)庇古教授讨论当银行创造新信用时,可供工商界使用的实际资本的源流将扩大多少。他的办法是“从银行创造出来交给工商界的流动信用之中,减去如果没有银行也会产生的流动资本。这种减数有两个。自此以后他的论证就非常晦涩了。开头,固定收入者有收入1500,消费用去500,储蓄1000,后来因为银行创造信用,所以他的实际收入减为1300,消费用去500-X,储蓄800+ X。庇古教授下了结论:这个X就是银行创造信用而净增的资本。企业家们的收入到底增加多少?是等于银行所借的数额(减去以上两个减数)呢?还是等于固定收入者减少的数额(200)呢?不论增加多少,是不是企业家把全部增加的数额都储蓄起来呢?投资量的增加是不是等于银行所创造的信用减去以上两个减数呢?还是等于X呢?所以庇古教授的论证似乎在应当开始时反而戛然而止。

[33]《货币和信用理论》,第339页以及全书,尤其是第363页。

[34]如果我们是在长期均衡状态,则也许可以作出这种假定,使这个说法成立。但是我们所讨论的价格是不景气情况下的价格,假定企业家在预测时设想现有价格会永久维持的假定必然与事实不符。如果企业家如此设想,那么现有资本品的价格将与消费品的价格同比例下降。

[35]《经济复兴》(Economic Reconctruction),第233页。

[36]至于什么决定新均衡的性质,则必需留待第五篇讨论。

[37]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38]即使把Y的定义不规定为Y/ M1,而规定为Y/M,则货币数量说仍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Truism),但是却没有任何重要性。

[39]这一点在第二十一章还要讨论。

[40]参阅马歇尔对庞巴维克下的脚注,《原理》,第583页。

[41]米达斯(Midas)也译“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国王,贪恋财富,求神赐给他点金的法术,狄俄尼索斯神满足了他的愿望。最后连他的爱女和食物也都因被他手指点到而变成金子。他无法生活,又向神祈祷,一切才恢复原状。——译者注

[42]这个关系由斯拉法(Sraffa)先生首先指出,《经济学杂志》,1932年3月号,第50页。

[43]见第二十章。

[44]这一点在第十九章中还要比较仔细地讨论。

[45]如果工资和契约用麦子规定,则麦子可能也会有流动性收益,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第四节再进一步讨论。

[46]弹性等于零这个条件太过苛刻,并不必需。

[47]参阅第十二章第二节脚注(第85页)

[48]“流动性收益”这一属性与此二者的存在与否有关系。如果一种资产的供给可以很容易就增加,而对这类资产的需求可以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很容易就转移到别的物品上,则这类资产在财富拥有者心目中不大会有“流动性收益”,如果人们预期货币的未来供给量会有急剧变化,则货币本身也就失去了“流动性收益”。

[49]土地抵押贷款及其利息固然都用货币规定,但抵押者可以交割土地以清偿债务,而且当他不能用货币来履行债务时必须交割土地,因此土地抵押制度有时很像一种契约,用现在交割的土地购买未来交割的土地。有时地主把土地出售给佃户,也先经过抵押手续,就更和这种契约的性质接近了。

[50]此处所下的定义与当代学者对中立利率所下的定义颇有出入,但与他们心目中的对象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51]参阅第二十章。

[52]各种产出的就业函数在就业量的有关变动范围之内也许斜率不同,在现阶段我们暂时忽略由此引起的复杂性。参阅第二十章。

[53]定义见第二十章。

[54]工资单位改变的影响将在第十九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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