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的参照

3.1.2　结构主义的参照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思想最初发端于20世纪之初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关于语言学的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通过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工作而兴盛一时，成为20世纪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对于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对于一种潜藏在事物背后、起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的内在“结构”的关注和研究。吉布森(Rex Gibson)在考察诸种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实践所表现的特征之后，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所有结构主义者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再进一步，这最基本的原则又可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Wholeness)、关系(relationships)、消解主体(decanting the subject)、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转换(transformation)。⁽⁷⁾

结构主义思想对于“整体”有着特别的重视。结构主义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单独的部分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义、功能，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是因为它的所有的一切，都归属于整体，都唯其参照整体才能够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脱离了整体，任何部分就无意义可言。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机械地相加之和。然而，整体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回答是，整体总是依据某种结构或系统而构成的。这些包含组织之性质的结构既是产生整体的生命之源，又时时服从于作为生命之整体的自身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者才对整体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结构主义同时对于“关系”极为注重。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结构主义者相信，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决定了要素的形态与基本特征。

缘于对于“整体”的重视，结构主义甚至有“消解主体”的观点。所谓“消解主体”，其原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结构主义者认为，在各种门类的社会科学中，所谓对人的研究、如何探索人的本质等，其途径不是直接地研究人自身，而是要研究那种与人类有种种关系总和的整体。这种整体虽然基于主体，由不同的个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所构成，但整体一旦建立，个体自身的意义就消融于其中了。因此，个体之存在的意义就必然让位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主义者强调，在理论上，整体的性质可视为既恒定又统一，但在实际中，整体总表现出它的具体性，总是因所涵盖的内容多寡而显示出此整体与彼整体间有大小不同、高低不等的层次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消解主体的程度。整体涵盖的内容越多，面越大，消解主体的程度就越高。

结构主义的这些观点对于建筑形态和景观的整合具有重要的启示。它启发我们将建筑的形态置于景观的整体结构的制约之下，重视景观各要素之间的形态关系对于建筑自身形态生成的控制性。斯坦·艾伦(Stan Allen)有这样的描述：“形态是重要的，但物体的形态不如物体之间的形态重要。”⁽⁸⁾

然而，结构主义正是在“消解主体”上遇到了责难。作为对于存在主义的否定，结构主义极力消解主体在哲学中由来已久的特殊地位，将它视为结构中与其他要素地位相等的要素之一。结构主义强调个体的制约性。个体既受其他个体的制约，又受某一有关的整体系统的制约，这是从横向维度上的制约。同时个人意识界受非个人的无意识界机制的制约。这是纵向即深层结构制约。故结构主义认为既不存在胡塞尔所谓的先验的认识主体，也不存在存在主义所谓的进行自由选择的行动主体。⁽⁹⁾主体在结构中是消极被动的，是某种外在力量的表现。⁽¹⁰⁾结构主义这种对于主体的否定走到某种极端，当然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亚尔都赛(Louis Arthusser)甚至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解释道：“结构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反人道主义的东西，这种方法倒是努力要使我们的社会回到一种比较朴素的人道主义上去，而且我认为这是挽救人类的唯一方法……如果人类继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主宰和创造物，可以自由地毁灭地球上的一切，那么人类真正走上了绝路。我们的人道主义在于告诉人们：请注意，你们不是孤立的，你和你的同类是同其他生物有着联系的……”⁽¹¹⁾他的解释虽然揭示了“消解主体”的真正意蕴，但客观上它的确有可能会被引向极端，导致一种主体的虚无。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始终与生态科学本身及其影响的发展壮大相伴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伦理冲突。这一冲突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生态科学的发展似乎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些有力的支持。然而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无疑也是虚无的，甚至将对我们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即使是像“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和“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这样尽可能包容的观点也蕴含着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危险，而这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这与结构主义面临“非人性”指责的境况相当类似。许多坚定的生态主义者最终也只能在两者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摇摆，包括麦克哈格。⁽¹²⁾

尽管美学判断与伦理探讨并非同一层面，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但是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结构主义和生态伦理中包含着的整体与个体在地位与利益上的冲突与两难确乎能够启发我们思索：同样是作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建筑形态与景观的整合是否就仅仅意味着一方(建筑)对于另一方(景观)的被动适应和配合、退让乃至于将建筑完全虚无化呢?

在此应当强调这样的理解：“整合”必然是积极的，是双方的互动，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的、整体的、和谐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对于过度的文脉主义的批判也是类似的。亚伯克隆比(Stanley Abercrombie)表述了以下的观点：妥善处理建筑与景观的形态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假使尊重场所不是建筑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我们也必须承认，如何将建筑物安置在基地上及周围环境里，会影响建筑的美学品质……对建筑来说，有效地处理建筑物和大地的关系是很基本的。”而另一方面，在上面的判断中已经蕴含着，亚伯克隆比认为建筑对景观的配合仅仅是较为基本的层次，是“必要条件”，但并非最终极的目标：“最糟的是建筑物在基地上像个外来的、多余又不恰当的添加物；无关痛痒时它悄悄地融入周遭环境；最佳状况是，建筑使周遭具体地凝聚成一个场所，将有关地方特性的线索集理、编织成视觉焦点，建构新的真实……光去配合周围的房舍成就不了艺术……建筑的角色并不都是去配合，反而往往是引入新的元素以转化既有基地。”⁽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