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还是人道主义

除了汤普森和安德森之间长久和激烈的争论之外，以约翰逊和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者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进行了一场辩论。

由于文化研究更多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者自然对汤普森的人道主义感到不满，不过他们也没有完全接受结构主义。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学小组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汤普森的人道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同时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在汤普森和威廉斯之间关于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还是整体的斗争方式的争论之后，约翰逊与汤普森之间的这次辩论可以说是历史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第二次争论。

以约翰逊为代表的伯明翰中心研究者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的批判性考察，约翰逊等人指出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原本就有据可查，只不过历史学的人道主义将这种分析淹没了。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对生产方式的理论和历史分析尽管有经济主义倾向，但与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草案相符合。这种生产方式分析应该被重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而生产方式分析正是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论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阿尔都塞理论原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

第二，他们认识到，马克思没有否认过抽象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只是对于抽象的层次要合理把握。也就是说，阿尔都塞的理论抽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89〕。

第三，最重要的是，约翰逊在《爱德华·汤普森，吉诺维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一文中，对文化主义历史学（主要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吉诺维斯的Roll Jordan Roll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论文1978年发表在《历史学研讨会》^〔90〕上。在这篇文章中，约翰逊从两方面着手，希望克服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分。约翰逊认为，一方面，阿尔都塞主义批判已经获得了它的特权地位，因为这种批判代表了对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双重反抗，“阿尔都塞的工作提供了考察我们对象的特权观点”。另一方面，文化主义的历史回避了抽象，仅仅强调“经验的”和“活生生的”，将阶级等同于阶级经验，并且将社会的生产关系看成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与经济主义一样是还原主义的，只不过它是以向上的方向进行的还原主义。因此，文化主义不是充分的马克思主义。在约翰逊看来，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应该争取成为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分析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结构性关系^〔91〕。

作为文化研究者，约翰逊的论文1978年能发表在《历史学研讨会》上，与70年代历史学的发展状况有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融合。一方面，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欢迎阿尔都塞思想。70年代主要的历史学发展形式是女权主义历史学。由于阿尔都塞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不连续性，还有意识形态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联系，这些强调对解释资本主义内部的女性作用有帮助。他运用拉康的质询观念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建构，这种运用与关于社会的性别结构的理论讨论有密切关系。因此，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愿意运用他的理论来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的推动。历史学研讨会小组虽然最初由专业历史学家和鲁斯金学院学生共同创立，但后来专业历史学家逐渐成为小组成员。在研讨会后来的发展阶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社会历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师，是正统的阿尔都塞论者。他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攻击了英国历史学家们的狭隘经验主义^〔92〕，因此他非常支持约翰逊的文章。

历史学研讨会在70年代的这两种特征，显示了文化研究与历史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显示了结构主义／人道主义的二分被克服的可能性。历史学研讨会和伯明翰中心原本都将约翰逊论文看成是培养这两个小组之间的有效关系的最初步骤。通过伯明翰中心向“历史”的运动以及历史学研讨会对“理论”的不断增加的兴趣，从而使建立在共同的知识和政治利益上的对话成为可能。但由于约翰逊文章的发表，这种对话没有发生。约翰逊文章发表之后，历史学研讨会的研究者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约翰逊对文化主义的结构主义描述，表明约翰逊是正统的阿尔都塞论者，这表明了70年代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强烈冲突。

约翰逊这篇文章之后，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也出版了，它造成了历史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学科之间的辩论。总体来说，70年代的历史学家坚持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信“人民”历史和经验主义传统。而文化研究者虽然肯定人道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积极作用，但也受到结构主义的强烈影响。以汤普森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对结构主义和伯明翰中心的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这次辩论加剧了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矛盾。

综合起来说，汤普森从几个方面对阿尔都塞进行了批判。首先，他指出阿尔都塞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自我证实的和理论化的，阻碍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对于获得知识的过程来说是关键的。其次，他指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因果律观念过度理性，从而产生了机械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这一概念不能解释社会变化和变革。再次，他指出，阿尔都塞在谴责经验主义时，合并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最后，他指出，阿尔都塞否认了意识、经验和主体对历史的贡献^〔93〕。这几个方面显示了阿尔都塞理论的最明显缺陷。

具体来说，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是通过将其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比较而实现的^〔94〕。汤普森提出，阿尔都塞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完善形式，阿尔都塞在天主教青年学生运动中的成员资格，暗示了他被教条的信念体系吸引，1948年阿尔都塞加入法共的行为，是他远离人民阵线和抵抗原则以及亲近斯大林主义的证据。由于阿尔都塞对于由第20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危机表示沉默，汤普森将阿尔都塞后来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批判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监控行为，它反对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任何基本的社会主义批判”^〔95〕。另外，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与斯大林拥有共同的态度，阿尔都塞本质上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都置个人现实境遇于不顾，是政治上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忽视了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用抽象的理论语言表现了自身，在这种语言中，个人只是作为对结构性关系的支持。由于他们总体上忽视了主体能动性，因此他们为残暴行为辩护。“阿尔都塞主义是还原为理论范式的斯大林主义。最终，斯大林主义被理论化为意识形态。”^〔96〕

因此，尽管汤普森成功揭示了阿尔都塞理论的最明显弱点，但他将阿尔都塞主义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复杂形式，还有他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其他一些描述，实际上是将他自己1956年的经验投射到了阿尔都塞身上，忽视了6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的特殊历史背景。“出于对‘后斯大林主义一代’的无知的同情”，为了那些“对于巴里巴尔和拉康感到烦恼，但不熟悉这个世纪的基本的社会主义历史”^〔97〕的人，他写了这篇文章。

由于阿尔都塞主义对伯明翰中心的影响，《理论的贫困》一文的发表自然导致了历史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辩论。1979年，汤普森、约翰逊和霍尔就汤普森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辩论^〔98〕。约翰逊与霍尔都认为此文是对左派“以专制主义方式辩论”这一总体倾向的证明。约翰逊重述了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区分了“文化阶段”与“理论阶段”。文化阶段主要指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等研究者主张文化主义的阶段；理论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1968年后的左派知识分子受到大陆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尤其是阿尔都塞的影响。约翰逊认为，现在是超越这两个通常对抗的阶段和创造新阶段的成熟时期。汤普森对约翰逊所谓的“文化阶段”的概念颇有微词，认为这个阶段是凌乱的和印象主义的历史，是新左派文化辩论的胡乱拼凑。这个概念消除了他与霍尔、霍加特和威廉斯的理论分歧。汤普森认为，约翰逊责备其他人是理论的专制主义者，但约翰逊自己却创造了一些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虚假的对抗和范畴。

霍尔同很多思想家一样，首先承认了《理论的贫困》的积极意义。汤普森的研究是有经验基础的，并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有效批判，给予主体和经验以极大肯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霍尔也指出了汤普森这篇文章存在的问题。第一，汤普森虽然某种程度上批判了阿尔都塞理论，但汤普森所采取的争论方法是一种过分的人为对抗行为，回避了真正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第二，汤普森将历史实践具体化了，盲目迷恋具体的东西，混淆了理论与理论主义。“存在理论主义的贫困，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可能存在理论的贫困……马克思教导我们的是，必然存在……不同层次的抽象。”第三，霍尔提出，虽然历史学家对于恢复从属阶级的经验作出了理论贡献，但一般来说，他们运用的经验概念是有问题的，因此他反对汤普森的经验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能接受完全的“经验”，也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概念而理解经验。霍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像阿尔都塞主义者那样否定经验的重要性，但也不能相反地完全肯定经验的重要性。

针对霍尔等人的批判，汤普森对自己的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和修正。总的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他看到了经验主义的问题；他没有反对结构概念，而仅仅是反对结构主义；他承认自己忽视了“意识形态”范畴。汤普森指出，“经验”不止具有一个意义，因此他区分了“经验Ⅰ”（活生生的经验）和“经验Ⅱ”（被感知的经验）。社会存在中的事件的模式产生了“经验Ⅰ”，它不仅仅被反映在“经验Ⅱ”中，而且以一些方式被强加于“整体的意识领域”，从而使它不能“被意识形态无限地转移、推迟、歪曲或者压制”^〔99〕。这里，虽然汤普森明确认识到意识形态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但他并没有真正处理这个问题，他相信经验能够克服意识形态。霍尔指出，汤普森对社会存在（经验Ⅰ）和社会意识（经验Ⅱ）——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划分，尽管是对之前的经验概念所做的修正，但这种划分有很大问题，因为仅用“经验”一个术语指涉两个独立的概念，必然会导致理论混乱。

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之间的这次辩论可以称为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对话。其实，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起，文化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冲突就存在，但二者的对话促进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伯明翰中心直到70年代中期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伯明翰中心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改造，导致对它自己的文化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做出了重新评价，这导致了文化研究和历史学之间矛盾的激化。而霍尔认识到，70年代，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女权主义的发展，反种族歧视政治的出现以及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不再能够根据人民的共同经验被思考了。由于撒切尔对人民意识的重构，人民也不再必然具有左派性质。霍尔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综合的和不平衡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家过去坚持的“人民”概念对于社会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必须从矛盾中的差异出发，考察有可能创造统一的斗争与组织的形式。霍尔不再相信民粹主义政治学，他否认普通人可以被简单地号召起来。他对阿尔都塞的理解帮助他认识到，人民力量恰恰可以由于差异的统一而被建构。因此，他试图考虑过去十年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考虑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因素在社会政治中的综合影响，从而开创新的理论领域。霍尔的思想变化一方面与社会背景相关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葛兰西霸权理论为霍尔等文化研究者分析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比如撒切尔主义、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而霸权理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帮助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走出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范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