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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方式选择与比较

时间:2022-03-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相比于过去以看电视、参加旅游活动为主要休闲方式的休闲体系现如今已逐渐被多元化的休闲方式所代替。从目前看,不少学者主要是围绕居民休闲方式(行为)选择、休闲时间分配、休闲活动参与以及休闲消费偏好等问题展开比较深入的探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关注和研究上海居民的休闲方式与休闲行为,是一个在理论、实践与政策层面上都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休闲方式选择与比较_论休闲与休闲时代

第四节 休闲方式选择与比较

一、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

(一)生活方式

一般而言,生活方式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社会群体及个人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各种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33]生活方式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生活、休闲生活、人际生活、消费生活、家庭生活等。生活方式通过生活形态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风格,并在社会变迁中发生演变。生活方式的数量特征表现为生活水平,包括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状况等;生活方式的质量特征表现为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活动兴趣、社会态度、行为规范,以及利用休闲时间的方式等。

(二)休闲方式

所谓休闲方式则是指“人们在日常闲暇时间里从事的能够满足愉悦、安逸、刺激等心理和生理需求活动的方法和形式。”[34]休闲方式的直观形态是休闲活动及其利用方式,但并不等同于休闲活动,休闲方式更体现主体的能动性和目的性,表达对休闲活动选择的倾向和偏好。休闲活动是休闲方式的客体,是休闲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最近几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家庭收入的不断递增,导致休闲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休闲的本质也逐渐被广大民众所了解,特别是休闲对个人发展以及休闲消费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较高的认可。相比于过去以看电视、参加旅游活动为主要休闲方式的休闲体系现如今已逐渐被多元化的休闲方式所代替。应该说,经济、科技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将不断地更新休闲方式,各种形式、各种主题、各种内容的休闲方式伴随商业化和市场运作的深入将被大量开发,满足人们放松、愉悦、教育、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三)生活方式与休闲方式的关系

生活方式对休闲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首先,生活方式是休闲方式的基础。人们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才能从事包括休闲在内的其他社会活动。其次,生活方式决定休闲方式。生活方式的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是影响人们选择休闲方式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决定因素,因而在总体上决定人们休闲方式的质量和休闲活动的数量。

休闲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休闲方式丰富生活方式的内容。休闲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类型,既表现出享受物质生活的特性,又体现出追求精神生活满足的价值诉求。工作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延长以及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休闲成为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居民休闲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比拟的。二是休闲方式对生活方式发展起积极的推进作用。过去多少年以来,吃饭问题一直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个严峻问题,而今,吃饭依旧很重要,但是吃饭却成为朋友相聚、放松心情的一种现代休闲方式。生活方式休闲化是生活方式在当代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休闲方式有助于提高生活方式的质量程度和生活满意度。从个人角度讲,通过休闲方式可以获得压力的释放、情绪上的舒缓、令人愉悦的社会交往,从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或生活满意度。从群体角度说,人们参加团体的户外健身活动或美化社区和城市活动,不仅能够加强邻里之间的交往,优化社区居住的生活安康环境,以至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35]

二、休闲方式选择与比较

(一)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居民的休闲生活日趋丰富,休闲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因此,对城市居民休闲方式进行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目前看,不少学者主要是围绕居民休闲方式(行为)选择、休闲时间分配、休闲活动参与以及休闲消费偏好等问题展开比较深入的探讨。如由王雅林、刘耳、徐利亚撰写的《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一书,以1997年的市场调查为依据,全面分析和研究了三座城市居民休闲时间的分配和使用,以及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又如由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一书,主要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期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乐山、丽江等大、中、小城市各阶层人群休闲时间利用与休闲生活偏好的调查和研究。还有杨国良的《成都市民消费结构与休闲活动关系研究》论文,探讨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与休闲活动特征的关系,[36]以及邱扶东、吴明证的《旅游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主要是针对影响旅游者消费决策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37]此外,不少高校的研究生也围绕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研究撰写了一批研究论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研究的深入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全国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发展大关,不少大中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0~10000美元的转折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进行调整的重要时期,而且影响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选择和休闲生活质量的因素也必然随之发生演变。及时准确地把握影响居民休闲生活因素类别和影响程度,对于提升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完善城市休闲设施结构,都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加强对影响城市居民休闲生活因素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急迫的。

(二)选取上海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将上海作为研究样本的收集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城市人口因素。上海现有人口接近2400万,从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的角度看,其市场人口规模无疑居我国特大型城市前列,而且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旅游客源地市场。二是城市经济因素。2012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逾越2万亿元,这样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主要大城市中排在第十位左右,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38]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上海本地居民从事各种形式的出游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消费导向因素。上海是一个体现海派文化特性的工商业城市。自20世纪初以来,上海居民的休闲行为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导向示范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关注和研究上海居民的休闲方式与休闲行为,是一个在理论、实践与政策层面上都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和致公党上海市委于2010年联合开展了《关于上海居民休闲情况研究》的调查和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资料,调查对象以在职人员为主。在2010年6~7月期间,通过致公党基层组织在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虹口区、闸北区、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等10个区的10余个街道及部分企事业单位,发放了主题为“关于上海居民休闲情况的调查”问卷共计478份,回收有效问卷464份,有效问卷率为97%(见表2-9)。

表2-9 调查问卷样本构成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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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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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在本次调查中,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中青年人占了较大比重。这部分群体受教育水平较高,个人文化素质较好,收入较为稳定,是参加城市休闲活动的主体部分。因此,本次调查样本提供了比较合理和现实的研究视角。

(三)上海居民休闲方式的基本状况

1.休闲伙伴选择:依赖亲情、重视友情

休闲伙伴是居民参与休闲活动过程中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直接体现。选择不同的休闲伙伴反映了居民从事休闲活动时的一种价值取向。

(1)休闲伙伴选择,亲情友情并重。休闲同伴是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体现,在不同的休闲方式中,休闲同伴的选择首先反映出居民在特定的地域和社区休闲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及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居民在日常的休闲活动中选择家人和朋友作为休闲伙伴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35.08%及34.0%(见表2-10)。

表2-10 上海居民平时休闲活动的伙伴选择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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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亲情的代名词,而朋友是友情的象征物。可见上海居民在休闲活动中既依赖亲情,又重视友情。从不同性别群体看,男性市民选择家庭成员作为休闲伙伴的比例低于女性约13个百分点,说明男性选择休闲伙伴时所具有的外向型特点更加明显。

(2)休闲活动伙伴选择群体性差异显著。从居民不同年龄层次看,有关休闲伙伴主体的选择,大致分成两部分,青年群体尤为看重朋友和同事群体,其中18~25岁年龄阶段的居民选择朋友和同事作为休闲伙伴的比例合计达到78%。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开放、最活跃的社会群体,较少受到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血缘关系的束缚。中青年或中老年群体选择家庭成员比例略高于选择朋友,值得关注的是,36~45岁群体,是所有年龄层次中对家庭成员最依赖的,选择比例高达41%。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渴望与朋友和同事交往的比例接近50%,说明减少孤独和渴望沟通的心态成为老年人选择休闲伙伴的重要动因。

2.休闲活动选择:方式多样化,范围扩大化

休闲方式是指人们利用或支配休闲时间参与休闲活动的形式和方式。在不同时段里,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形式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为了比较动态的反映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多样性,本次调查分别设置了平时、周末、小长假、黄金周和带薪假期五个时段,列举了23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休闲活动方式,以便揭示居民协调休闲活动方式与休闲时间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以及把握居民选择休闲活动方式的演变特征。

(1)活动方式和休闲空间随休闲时间变化而扩大化。在平时,居民主要以家庭为休闲活动空间,看电视(25.44%)、上网(21.61%)和阅读书刊(14.16%)是居民最普遍的三种休闲方式,选择比例约占活动总量的60%以上(见表2-11)。

表2-11 上海居民实际休闲方式选择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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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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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pring(1993)调查统计结果分析,看电视是美国人最消耗时间的一项休闲活动,占去人们大约50%的闲暇时间。[39]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林东泰(1993)也发现,台北市青少年平时最常见的休闲方式同样是看电视,比例高达71.7%。[40]此外,根据王雅林于1998年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地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看电视是三地居民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工作日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04.22分,占一天全部休闲时间约三分之一。[41]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论相似,本次调查研究也发现,上海居民在平时的休闲活动中,看电视耗时最多,表明以看电视为主的休闲方式构成了居民平时休闲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周末,购物活动(13.62%)、上网(11.97%)和看电视(9.72%)成为前三项活动,选择比例约占35%。与此同时,居民选择户外活动、饭店就餐、前往娱乐场所或朋友聚会等活动方式比例不断递增,休闲活动多样性开始凸显。

在小长假期间,与周末不同的是,外出进行旅游活动(24.41%)、看电视(10.02%)和上网(9.30%)三项活动位居前列,选择比例约占43%。其他如购物、外出就餐和朋友聚会则是重要的补充形式。

在黄金周或带薪假期中,各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分别占到32%和44%左右,国内中远距离的休闲度假旅游或境外观光旅游愈加受到居民的青睐。而看电视、上网、购物和就餐等则成为居民休闲活动的辅助方式。

休闲活动方式的切换说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形成的“1+2+5+43”休闲时间[3]构成模式基本保证了居民可以自由地安排各自的休闲活动,并能够进行多样化的休闲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公共娱乐设施配置的不断完善,以及休闲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为居民实现多元化的休闲活动方式提供充足的条件和渠道。

居民休闲活动方式的变化体现出如下特征:首先,居民在不同时段中选择休闲活动方式的演变轨迹逐渐与国际接轨。在休闲活动方式选择方面,上海居民选择趋势的演变规律与国外发达国家市民的基本相似,也即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选择休闲活动方式的自由度明显增强,导致休闲方式的多样性得到充分体现。在平时以观看电视等为主的休闲娱乐方式,到了周末和小长假期间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黄金周及带薪假期期间,外出旅游则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方式。其次,居民在不同时段中对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也反映了活动形态和活动心态的变化规律。首先,从休闲活动方式看,随着休闲时间的变化,居民休闲活动形式由静态方式转向动态方式。其次,从休闲活动数量看,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居民选择休闲活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且更加多样化。最后,从休闲活动心态看,休闲时间增多也促使居民在休闲活动中,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追求。最后,居民在不同时段选择休闲活动,反映了休闲时间与休闲空间互动发展的演变特征,显示出休闲时间愈长,居民休闲活动样式愈加多元,空间愈加扩大的演变趋势。具体而言,随着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多,作为休闲方式所依托的活动空间逐渐由家庭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由室内空间转向室外空间,由本地空间转向外地空间,乃至国外空间。居民在空间上显示出比较强烈和执著的离开原有居住地的倾向,家庭作为户内休闲场所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公共活动场所、商业街和郊区环城游憩带以及中远距离的旅游目的地的替代性则明显加强。

(2)日常休闲活动方式选择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尽管可供选择的休闲活动日益丰富,但是总体而言,居民对于休闲活动的选择仍然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以平时休闲活动为例,在调查问卷所涉及的23种休闲活动类型中,电视和上网两项活动比例占到47%,如果除去阅读书刊一项,其余20项活动所占比例则不足40%。

(3)居民休闲活动内涵娱乐性大于文化性。从调查数据看,居民在平时、周末和黄金周等不同时段,对博物馆、科技馆和名人故居等场所的选择比例分别为1.17%、2.49%和3.2%。相比于看电视、上网、购物及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方式,相差10至20个以上的百分点。这说明无论是平时、周末抑或是假期,教育和文化类休闲活动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推崇。这组数据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深刻揭示出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偏爱娱乐性休闲活动,表明上海居民仅仅在休闲时间的拥有和使用方面已经与国际接轨,而在休闲生活的文化质量以及自我发展的内涵方面与发达国家居民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4]。当然,也应该看到,上海尽管拥有各种类型博物馆、纪念馆100余座,但是其中不少在主题演绎、展品布置、市场宣传和内部管理等不少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居民也缺乏吸引力。

3.休闲场所选择:活动场所内外搭配,空间距离动态演变

休闲场所是休闲方式实现的空间载体。在时空二元对应的变化态势中,居民不同的休闲方式所依赖的场所会有所不同;即使相同的休闲方式也会因不同的休闲时段或不同的休闲方式,而在场所空间选择上存在差异(见表2-12)。

表2-12 上海居民对休闲场所的选择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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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时休闲场所的选择。上海居民平时的休闲场所选择,与其平时休闲方式的选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通过表2-11我们可以发现,上海居民平时最主要的三大休闲场所是:家里、公园广场绿地和商业街区,分别占84.25%、46.76%及30.09%,这与休闲方式的选择是一致的。可见,家庭是上海居民平时最主要的休闲场所。

(2)周末休闲场所的选择。与平时相比,周末的休闲场所选择集中性有所减低。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饭店、公园广场绿地和影剧院。可见,在周末,上海居民更喜欢外出进行休闲活动,这与居民进行休闲活动的选择倾向相吻合。从排名最高的饭店这一休闲场所选择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愿意在周末选择外出进行餐饮。但是,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场所的选择仍然分布在住宅场所周边,距离一般都不远。

(3)小长假休闲场所的选择。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一时段,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旅游目的地所占比重增加,周边和郊区旅游景点成为最重要的休闲活动场所,其中更以郊区景点为重,所占比例为32.08%。其次,饭店、公园广场绿地和商业街区所占的比例均超过10%,也是重要的休闲场所。再次,家庭作为平时休闲的主要场所,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所占的比重由84.25%下降到14.54%。最后,从所列举的选项来看,居民进行休闲活动的场所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4)黄金周休闲场所的选择。调查发现,黄金周期间,居民对于休闲场所的选择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集中性,旅游景点成为最重要的休闲场所,所占比例高达70.6%,这表明近年来上海居民对于旅游活动的积极性出现了极大的高涨。

(5)带薪假期休闲场所的选择。同黄金周休闲场所的选择趋势相比,带薪假期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其休闲场所选择的集中性更为增强,旅游景点继续作为居民最重要的休闲场所而存在,二者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83%,其中仍以外省市旅游点为重,占65.44%。

综上所述,从休闲方式和休闲场所的选择比较看,调查结果都表明随着休闲时间增加,休闲空间也体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规律性。第一,居民对休闲场所的选择,在空间上显示出比较强烈和执著地离开原有居住地的倾向,导致休闲时间的延长和休闲空间的延伸呈现同步扩大的趋势。第二,随着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多,作为休闲方式所依托的活动空间的性质上逐渐由室内转向室外。家庭作为户内休闲场所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风景区、公园等户外场所的替代性则明显加强。第三,平时,居民的休闲场所选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选择性较多,比较分散,但是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加,这种结构逐渐固定在以旅游地为核心的活动范围内。

4.休闲时间使用:总量基本平衡,自由度逐渐增强

时间是居民从事休闲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直接关系到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高低。我国居民全年休息和休假时间之和已占一年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际上处于中上水平,略低于发达国家。[5]本次调查数据表明:

在平时,有近53%的居民每天休闲时间约为2~3小时,与此同时,约有26%的居民每天休闲时间仅为1小时(见表2-13)。

表2-13 上海居民平时休闲时间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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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末两天期间,约有46%的居民总共拥有4~10小时的休闲时间,也有约30%的居民仅有4小时左右的休闲时间总量(见表2-14)。

表2-14 上海居民周末休闲时间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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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长假期间,约有63%的居民休闲时间在12小时上下(见表2-15)。

表2-15 上海居民小长假休闲时间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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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周期间,拥有1~3天休闲时间的居民约占42%,而拥有3~5天休闲时间的居民也高达36%左右(见表2-16)。

表2-16 上海居民黄金周平均休闲时间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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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薪假期里,花费3~5天休闲时间的居民约有37%,能够使用5天以上休闲时间的居民也接近33%(见表2-17)。

表2-17 上海居民带薪假期平均休闲时间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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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纵向比较来看,上海居民平时和周末拥有的休闲时间与2004年所作的调查相比,在总量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42]也就是说,居民休闲时间总量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周期。需要指出的是,居民休闲时间使用的自由度却有所增加,这主要得益于休假制度的调整和2009年开始实施的带薪假期制度。与以往相比,长假里居民使用3~5天或以上休闲时间的比例大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一方面,说明带薪假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居民利用长假从事旅游活动的力度在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带薪假期促进消费的经济功能。

(2)在各个时段,总有部分居民群体拥有的休闲时间量会处于较低的状态。这部分群体从年龄结构上看,大致分布在中青年群体中;从职业结构上看,较多分布在各种性质的企业管理岗位上,此外还包括一部分公务员岗位;从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叠合上讲,这部分群体是居民家庭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恰恰是他们却拥有相对较少的休闲时间,呈现较多的亚健康状态。

5.休闲消费支出呈现梯度化格局,稳中有升

休闲消费是居民在休闲活动过程中满足自身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一种经济行为,休闲消费程度高低既反映了居民在休闲活动中追求享受和实现发展的一种经济价值尺度,又体现了休闲活动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作用。调查数据反映:

在平时,约有77%的居民平均休闲花费在100元以下,其中,约有38%的居民花费低于50元。这一消费结构与平时大多数居民以家庭和社区为休闲活动空间,以看电视、上网和阅读书刊为主要休闲方式的基本状况相吻合(见表2-18)。

表2-18 上海居民平均休闲花费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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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末,平均花费在100~300元的约占45%,位居第一,300~500元的约占24%,紧随其后。结合前面有关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调查数据可知,在周末,居民外出购物、就餐的比例快速提升,因此休闲消费数额也出现明显增长。同时,根据旅游消费的成本可知,在周末,郊区短途旅游或周边地区的观光旅游也成为居民青睐的休闲活动。

在黄金周期间,约有34%的居民休闲消费支出在1000~3000元之间,而休闲消费在500~1000元的居民约占28%,两者合计约有62%。显然,居民主体部分在不同时段的休闲消费支出与被访者家庭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占75%的分布现状相吻合。说明居民休闲消费的支出比较理性,休闲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较为合理。

在带薪假期中,消费1500~5000元的居民约占31%,而约有29%的居民休闲消费在5000元以上,两者合计为60%。统计数据表明,在上海能够从事高端旅游的人数已经占居民人数的三成左右。相比于2004年的调查,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居民的休闲消费额度也呈现正比例增长。特别是结合居民在黄金周或带薪假期中选择外出旅游比例的上升,说明旅游已成为长假里居民休闲活动的重要形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在目前,只要居民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居民身上所隐含的市场消费潜力十分巨大,其形成的市场拉动规模将是非常可观的。此外,一些低收入群体和已退休的老年群体,在不同时段的休闲活动支出相对偏低,这也需要引起关注。

三、影响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因素

在本项研究中,影响因素是指影响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主体性因素与客体性因素的总和。影响因素也是本文在休闲方式选择倾向分析基础之上拓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次影响因素的调查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休闲方式的性质、休闲设施及服务因素、个人健康及心理因素、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群体支持因素等五大类别,具体又分为19个子项,并从影响程度大小角度分成:完全没影响、较没影响、影响一般、较有影响、非常有影响五个档次,[6]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有关影响因素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19。

表2-19 上海居民休闲活动的妨碍因素分析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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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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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大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五大影响因素中,个人兴趣与心情因素起决定性影响(52.7%),健康与心理因素也位居前列(47.6%)。[7]显然,上海居民参与休闲活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个人因素是居民参与休闲活动或选择休闲方式时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二)个人的社会经济因素

个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46.5%)。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时间长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于居民进行休闲活动的选择依然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三)休闲设施及服务因素

休闲设施及服务因素的影响位列第三(39.9%)。这表明居民在进行休闲娱乐活动时,对于企业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和服务质量的考虑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往往对周边的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好坏提出一定的要求。

(四)社会群体支持因素

社会群体支持因素的影响程度位列第四(38.3%)。表明居民虽然受主体性因素影响,但是周边朋友对自身休闲活动的支持与否对其休闲方式选择和决策过程的影响力不可忽略。

(五)休闲场所的可获得性因素

休闲场所的可获得性因素影响程度最低(38.3%)。休闲场所的可获得性主要是指居民在具有进行休闲活动的主观意愿的前提下,到达娱乐场所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指数。调查中休闲场所可获得性的影响程度最低,表明居民在进行休闲娱乐活动时,受到场所限制的可能性最低。

总之,从居民休闲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看,心情、兴趣和健康因素的影响度得到显著体现,充分表明心理和生理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活动质量的重要因素。这种现象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出现的休闲活动消费“脱物化”趋势基本吻合。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活动和休闲消费考虑的重点已发生鲜明变化,也即由以往关注休闲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转移到注重休闲活动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关注休闲活动带给自身心理愉悦的体验和生理健康的提高这一综合目标上来。由此预示着上海居民的休闲生活方式正处于转型的临界点。

四、居民休闲方式选择面临的挑战

(一)“一个困局五个难点”

1.一个困局

由于受到时间、经济状况、周边休闲设施配套、交通配套等硬件设施及休闲活动项目等软件配套的影响,居民现实休闲方式选择和愿望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日常休闲意愿方面,看电视、上网等现实选择比率较高的活动项目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现场观看表演、室内活动、泡吧和电影剧院等休闲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由此看来,居民希望在日常能进行多样化的休闲活动,但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居家看电视和上网在一定程度上实属无奈之举,休闲活动并没有尽如人意。对黄金周和带薪休假期间休闲方式进行选择时,尽管现实和意愿出现了吻合,即均以外出旅游为主,但这从另一个角度正好反映了上海居民在观念上对休闲方式的认知还太过局限,甚至将旅游作为了休闲的代名词。

2.五个难点

(1)社区中心等场所休闲功能如何提高。此次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离居民住所距离最近的休闲场所,社区活动中心的功能发挥十分有限。在选择比例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社区活动中心的功能发挥主要体现在平时,并且对其表现出相对较高热情的主要有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文化卫生和体育工作者等群体。

社区活动中心的主要宗旨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关的文化服务,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环境中,高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等在让地球“变小”的同时,林立的高楼却拉开了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距离,社区活动中心就是来弥补这种心之距离的一个重要节点。很显然,从居民的选择结果可以看出,社区活动中心在功能发挥方面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这一调查结果也与目前不少社区原本作为公共休闲服务项目配套的会所/俱乐部等场所被占用或挪用的现状吻合,应该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2)休闲产品及服务价格的满意度如何提高。在围绕影响居民休闲生活方式选择因素的调查统计中发现,休闲产品及服务价格是居民进行休闲活动选择的关键因素,回答较有影响和非常有影响的人数分别占到29.0%和24.0%。这也和居民休闲满意度调查结果高度一致。因为针对“休闲产品价格合理”的满意程度调查数据是最低的,这就表明尽管城市配置了相应的休闲设施,居民也有意愿参与休闲活动,但休闲产品价格的不合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居民的消费热情。

(3)居民休闲意识如何进一步提升。从休闲的影响因素来看,居民的休闲意识等个人因素是影响其进行休闲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居民所进行的休闲活动往往还停留于被动的消费时间,上网、看电视等休闲活动仍然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较大的地位,而通过休闲活动实现自我发展需求的休闲项目还没有真正被人们所重视起来。因此,虽然居民的休闲观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尚未完全理解现代社会休闲的真正内涵,还需要加以积极引导,以倡导科学的休闲理念。

(4)特殊群体的休闲要求如何得到重视。虽然上海城市休闲娱乐设施相对完善,不仅在硬件上与国际水准全面接轨,而且在休闲服务质量的保障和休闲产品的供给上也更具有国际性水准和国际化理念。但是就某些特殊群体的休闲要求并没有得到体现。本次调查中发现,25岁以下群体和60岁以上群体的休闲活动相对单一。由于这部分群体具有特殊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对休闲活动的内容要求也各有不同,所以在未来产品开发中,应该注重对这部分群体休闲要求的发掘。

(5)文化教育类休闲活动关注度如何提高。从调查中发现,问卷中列举的技能培训、书画摄影、养花草(宠物)、休闲教育、画展、书展和美术展等选项的选择比例很低,有些甚至为零。这表明上海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对文化和教育类休闲活动方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折射出居民在休闲活动中自觉接受高雅文化熏陶和进行自我教育过程出现脱节这一严酷现实,深刻表明居民仅仅在休闲时间占有和使用方面已显现与国际接轨的征兆,而在休闲生活的文化质量以及自我发展的教育内涵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二)提高上海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1.根据上海实际,适时推行“国民休闲计划”

制定国民休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制订有关引导和扶持政策,采取各种激励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上海改革开放的成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休闲需要,使休闲真正成为广大群众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消费行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居民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

国民休闲计划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国民性。计划要让上海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休闲活动。二是福利性。计划要降低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成本,对本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予以资助,其中应包含外来务工人员。三是阶段性。计划要立足现实,突出重点,选择试点,有步骤地实施。四是兼顾性。上海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计划既要满足本地居民日常的休闲活动需求,也要充分照顾外来游客进行的观光度假需求,使本地市场与外来市场在合理协调中互动发展。

2.建立多部门联合协调机制推进休闲服务业发展

由发改委牵头,联合文化、旅游、体育、园林、商业、餐饮和交通等部门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的常设机构,负责全面统筹和积极推进上海休闲服务业的发展工作。常设机构可设置在发改委内。

3.尽快制定上海休闲服务业发展规划

抓住上海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有利时机,应加快制定上海休闲服务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引领,充分发挥休闲服务业在带动经济增长、塑造城市魅力、提升服务能级、促进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同时,力争使休闲服务业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近期发展的重点工作,并纳入到十二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中。

4.借助世博会和迪士尼的双驱动力,提出建设“休闲城市”的基本目标

杭州在休闲城市建设方面提出了“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其近年来的成功经验值得上海借鉴。上海应提出建设休闲城市的具体目标,并结合自身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尤其是要充分利用世博会遗产的后期放大效应和迪士尼项目的前期扩散效应,推进上海休闲城市建设,在休闲产业发展规模、城市休闲功能建设、居民休闲生活质量方面提出明确发展指标。休闲城市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设想经过5~10年,在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基本实现休闲城市的发展目标。

5.构建休闲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保障上海休闲城市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上海开展休闲城市建设有较好的基础,也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加快薄弱环节的整改。借助于评价指标体系,每年发表上海休闲城市建设白皮书,不仅让全体上海市民感受到休闲城市建设带给自己休闲生活品质的提升,也促使居民加入到休闲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去,使休闲城市建设成为全体上海市民共同关注之题,共同参与之事。

6.加强引导,丰富休闲活动的文化内涵

一是由宣传部门牵头,会同文化、旅游、体育和园林等管理部门,通过媒体和各种社区教育平台,大力宣传和倡导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现代休闲方式,帮助居民更新休闲观念。二是加大开发多种形式的学习型、知识型和文化型休闲产品的力度,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普及各种形式的休闲文化教育和休闲技能培育,推动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学习型休闲活动的积极性,切实改变居民日常休闲活动方式过于单一、文化内涵偏弱的局面。

7.优化和提升基层社区公共活动场地的休闲功能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基层社区各种公共休闲服务场所被占用或挪用的现象进行有效管理,促进社区公共活动场地休闲功能的归位,并从政策、资金和具体服务项目上加大对基层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建设的扶持力度,优化和提升社区休闲功能,既要积极体现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在居民日常休闲生活中的载体作用,又要充分发挥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在沟通邻里与和睦交往中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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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2005.

【注释】

[1]1997年,中科院在对我国北京、西安、沈阳、南京和广州5大城市居民关于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中发现,无论经济发达地区,抑或是相对落后地区,在休闲时间的使用方面,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收看电视的时间,竟然要占去所有休闲时间的一半以上。在5大城市中,平均每天收看电视占用休闲时间最多的是西安人,为59%,最少的是沈阳人,也有55%,广州人达到58%。可见,收看电视是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带有共性的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形式。参见:都市人:谁比谁忙[N].文汇报,1998-8-15.

[2]表2-8的数据为三地居民在各项因素选择上的百分比的平均值,例如:认为“休闲方式的趣味性”、“完全无影响”的百分比为9.90,即为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居民分别认为该项因素“完全无影响”的比例的算术平均值。而各类别因素总的平均值则为该类各项因素选择比例的算术平均值。如“休闲方式性质因素平均值”则为休闲方式性质类六项因素比例的算术平均值。下同。

[3]即1个带薪假期;2个黄金周(春节、十一);5个小长假(元旦、“五一”、清明、端午、中秋)和43个周末双休日。关于周末双休日,其中因春节和十一两个黄金周连休占用4个周末,元旦、清明、五一、端午和中秋因连休用去5个周末,故剩下43个周末双休日。

[4]据有关资料表明,英国居民参观博物馆作为休闲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平均每年去博物馆的1.5次。楼嘉军.休闲新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126.

[5]主要是在带薪假期时间上略少于发达国家。

[6]本文调查问卷中,影响因素程度分为“完全没影响”、“较没影响”、“影响一般”、“较有影响”、“非常有影响”五个档次,为方便叙述,文中依次称为“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

[7]本文调查问卷中,影响因素程度分为“完全没影响”、“较没影响”、“影响一般”、“较有影响”、“非常有影响”五个档次。此处的数据为“较有影响”和“非常有影响”两项的选择比率,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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