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规划所遇到的矛盾

（二）建设规划所遇到的矛盾

1．大学与城市的矛盾

在历史的维度上，近代的国内外大学一般都选址在大城市或其郊区，表明了城市与大学的紧密关系，在我国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城市与大学的关系则更为紧密。因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化的进程也可以说是城市化的进程。当大学从象牙之塔走到地面上的时候，大学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彰显。

国内外成功的案例表明，大学以它内含的智力推动了城市形成新的产业链，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大学设施向公众开放，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总体素质。另一方面，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城市的信息化又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撑；城市的发展课题、城市的创新要求又为大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课题，提供了其学科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大学是城市的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小城市，如英国的剑桥大学、我国地处成都市区的四川大学以及地处广州的大学城等即是这样。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要求处理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要求解决好大学与城市的矛盾。这就是说，大学如何利用城市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城市又如何利用大学资源以提升城市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居民的总体素质？与此相应，在大学校园建设规划中，人们又将如何同城市的建设规划相匹配？相衔接？诸多此类关系和矛盾都是必须全力处理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2．传承与发展的矛盾

这里所讨论的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即是具体到每所大学在其改建、扩建或新建过程中，原有沿袭多年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能否保持、延续或者说继承下去的问题。

大学既是一种客观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存在。概括地说，这种文化存在应该有四个方面的特质：（1）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2）崇尚学术自由。一部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自由探索，自由表达，才能真正发掘人类潜能。（3）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大学实验室、实验基地的存在，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倡导，大学的教育和学习的氛围，正是要树立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4）崇尚道德和爱国主义。

具体到每一所大学而言，大学文化则集中表现在一所大学的历史所形成的个性上，可以说，也表现在她的大学精神之中，表现在她的校训之中。如哈佛大学的校训、耶鲁大学的校训、北京大学的校训、清华大学的校训等，无一不是在展示其价值理念和大学文化或大学精神。

统计数字表明，在2005年的2273所高校中，近一半高校，即约1022所是在1998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有关资料证实，这些高校一般都在改建或扩建之中，而其扩展一般又采取三种途径：（1）“内涵式发展”的扩展，即原有规模不变或是在适当扩大条件下的改建或扩建；（2）建立分校区，保持原校区，选择新址建立分校区；（3）建新校区，不再保持原有校区，按城市规划和学校发展的要求，在新址建立新校区。从校园建设规划的意义上考察，无论是第一种途径还是第二、第三种途径，均要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历史所形成的风貌同改建扩建或新建而成的风貌这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处置、为何解决的问题。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一关系若处理不当，显然将会造成校园个性化和大学原有文化氛围的缺失。比如，有的大学在扩建时，一次性地推倒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而在新校区建设时却又丢失了原有的校园风貌等。

3．整体性与分散性的矛盾

在大学校园的建设规划的实际生活中，整体性与分散性两者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又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之一。这是因为，在新建、扩建、改建的校园建设规划中，如何秉承大学的个性，除了需要处理好时间维度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空间维度上整体与分散的关系问题。

具体地说，每所大学的个性文化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载体。在物质层面上，这一载体就是校园的空间环境。其中，又往往集中地表现在她自身的校园空间布局上，表现在建筑物的设计与布局上，表现在校园文化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上。

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不少高校在扩容后，学校又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校区，或者说两个不同的空间，人们不禁设问：到底如何在这两个空间上表现其大学精神的整体性？再进一步问：在建筑风格的表现上，在文化景观的构筑上，在校园空间的布局上，到底怎样才能处理好整体性与分散性的矛盾？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统一性与区域性的矛盾。怎么办？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大学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也就会出现矛盾，大学文化的弘扬也就会无从谈起。

总之，在校园建设规划中，整体性与分散性的矛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

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

我国大学校园的建设规划一般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这表现在在校园的发展和规划设计之中，尤其是在新建校园之中，整个运作主要是由相关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层、职业规划和建筑师来决定。

不言而喻，这一运作模式的优点很多，因为，它有利于集中而有效地处理大学校园事业发展和规划设计的相关性及其矛盾；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围绕建设任务去贯彻一个相对一致的发展意图；有利于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条件来协调各方面力量；有利于将校园建设规划的蓝图给以尽快变成现实等。如广州市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城内包含10所大学，占地43.3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30.4平方公里，规划人口35.40万人。这个大学城全部建设完成却仅耗时19个月，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优势十分诱人。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校园建设规划方式却存在着一大问题。因为，它忽略了校园建设规划中的“公共参与”（或“校园参与”），即没有能够让校园的使用者，特别是让广大师生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参与其中，这就是说，忽略了校园规划中的“自下而上”的参与。

校园建设规划中，如何处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从而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显然，在社会普遍承认人们“话语权”的今天，这更应该是必须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