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学领域的新问题

四、当前我国经济学领域的新问题

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而现实经济生活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就不断提出了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就我们国家而言，自从1978年以来，我们就遇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全新的问题。

1．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对西方经济学的模仿

“苏联模式”被证明是不好的模式，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完全落伍于时代，也必须批判和摒弃。即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传统理论也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经典作家的观点，而主要是斯大林的观点，是为“苏联模式”下的集中计划体制提供理论支持，探讨的是集中计划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培养出来的是产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计划经济人才。对“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的反思，已经得出了基本的结论，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选择这种体制，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初级阶段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仍然是我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

显然，西方在市场经济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政策上都有许多成熟的东西，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有一般性的一面，所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人们把眼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西方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些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上就模仿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以几个基本范畴建立起理论框架，运用一些实证的分析工具，包括数学公式进行推导，以使逻辑体系和讨论“精密化”。时至今日，这种模仿已普遍化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创新和融合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项工作已经有人在做，尽管还只是逐步的，没有完全脱离模仿。

2．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有关理论结合起来，这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学者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人们在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大框架下研究各个分支理论，主要方面有：研究所有制理论；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研究按劳分配理论；研究市场运行问题。特别是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

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问题，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以及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果的机制和过程问题。

（1）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问题

在现代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中，制度被假定为给定了的前提，一切分析都是在以确定的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制度被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讨论经济的运行问题。这是由于作为其背景的市场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成熟，比较稳定。但是，对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因素，必须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虑。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有人开始作了一定的尝试，分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或者说分析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经济运行。中国的经济体制转换、政治体制改革远没有完成，在制度变动的情况下，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是中国宏观经济学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

（2）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始终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但他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建立这种基础，如萨缪尔逊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综合起来，琼·罗宾逊则要从李嘉图主义寻找解决的微观经济综合起来，但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自从理性预期理论出现以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但对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果的机制和过程的分析却比较欠缺，理性预期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是以微观分析替代了宏观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不过是微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很多宏观分析就事论事。

（3）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核心问题。自从菲力普斯曲线问世以来，人们对此作过很多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了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情况。然而，失业和通货膨胀既然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那么，就与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相关，因而，在不同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但由于缺乏失业方面的资料，很难在这方面做出扎扎实实的实证分析。

直到现在，我国失业率的统计只有城镇的登记失业率，农村大量的隐蔽失业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和在职失业尚无统计，只有一些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这就为宏观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失业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目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尖锐，但尚未进入宏观决策的视野。为此，一方面需要尽快建立有关失业的统计，为决策和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开展对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既要考察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原因和特殊机理，也要考察它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

（4）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问题

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因为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经验都证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推进市场化的条件和保证，而市场化的进展也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相当不容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时期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推进了市场化进程，而另一个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债务危机。这既与市场化秩序的选择有关，也与宏观政策的操作有关。中国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既有宏观失衡的发生，也有宏观稳定的出现，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对于宏观稳定的讨论也相当热闹，但是，对政策操作比较关注，而对市场化秩序注意不够。因此，如何选择市场化的秩序，如何掌握宏观政策操作的主动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5）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

金融风险及其防范是市场化进程中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特别是近几年来，金融危机不断，墨西哥债务危机刚刚过去，泰国的金融危机又接踵而至，且波及整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其影响之大令人震惊。不过，应当注意，金融风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由于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均与外债、外汇和国际收支有关，因而表现为外部的原因（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经济基本面上存在问题）。但是，金融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外汇储备充足，资本账户尚未自由化；另一方面，企业的高负债与银行的不良债权扭结在一起，金融风险与其说在外部，不如说是在内部更为恰当。因此，对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机理及其对宏观稳定的影响的分析，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对策的研究，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倾向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二元混合经济的分析方法问题。中国的经济由于处在体制转轨时期，在要素市场上，一定程度上分为两个部分。例如，劳动力市场，一部分是市场部门，一部分是政府部门；金融市场一部分是正规金融，一部分是民间金融。宏观经济分析必须从二元经济这一事实出发。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是关于金融自由化和货币控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实现了较高的金融增长，出现了较高的实际利率，为金融的自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根本上看，金融自由化有利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稳定，但也易于发生货币失控。因而，如何在搞好货币控制的同时，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或者说，如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搞好货币控制，就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国内目前扎扎实实从事这种研究的很少，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方向上有所突破，将会使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受到很大的局限。

三是关于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在宏观分析中，区分事前和事后、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是基础性的一环，而考察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是宏观分析的核心内容。国内学术界往往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有所混淆，要使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运行分析有所前进，需要在这方面下一番工夫。

四是关于一致性稳定政策问题。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问题，历来是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交替实施扩张和反通货膨胀政策，还是坚持一致性政策，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

3．微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1）微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微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则相对比较集中。微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微观经济在理论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博弈论方法的革命”、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厂商行为研究等领域。其中，“博弈论革命”被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上的最前沿课题。博弈论方法在解释制度形成、厂商行为和市场结构方面，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中的静态决定论模型，为分析和描述制度安排的多元性、动态性以及厂商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理论分析工具。

20世纪前的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和消费者行为，配置资源，组织经济有序进行。但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而二者并不有机衔接，因而使经济学从整个体系上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以萨缪尔逊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他们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在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制，在一种体制中，即当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使用时，发生作用的是微观经济学原理，也就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而在另一种体制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充分使用时，宏观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发挥作用。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微观经济学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而宏观经济学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自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学理论界对这种分割始终有种种不同的意见。而经济社会活动过程已经使整个经济学界深信：宏观经济学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因此，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成为西方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经济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大地推进了微观经济学（在他们看来，微观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全部），这就是产权交易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以及博弈论等理论的提出，和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运用。然而，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围绕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人们对诸多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和分歧。如：

厂商是否与以往微观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总是力图使自己（或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

决定厂商和市场的边界的因素是什么？这个边界是由交易费用大小决定，还是由经济规模或者从经济范围的角度得到解释？

市场（或行业）的定义是什么？市场结构有哪些决定因素？或者是哪些派生因素决定市场结构？哪些因素决定寡头竞争的程度？

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将制定什么样的定价结构？价格歧视的福利含义是什么？原有厂商的行为能否阻止新竞争者的进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是如何确定的？市场绩效未达到理想的竞争性水平事关重大吗？

是结构影响行为，从而行为影响了绩效，还是绩效或行为决定了结构？微观个量的经济行为如何对总量经济产生影响，程度如何？总量经济因素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如何度量？等等。

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使国内学者在微观经济学上所争论的问题有所不同，关于微观经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关于企业行为与绩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上的研究；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科斯定理的研究和国有产权改革的研究；关于国有企业制度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模式的分析，对小企业的转让、租赁、兼并、拍卖等的研究；利用博弈论、信息论来研究企业的制度安排等。

（2）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微观经济学前沿问题

1）关于产权理论问题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权理论范畴的界定、企业交易、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等问题上。

2）对于产权理论范畴和界定问题

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在使用“产权”概念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有的人认为，产权等同于财产权，而不同于所有权，是可以不受干涉地行使的权力；有的人认为，产权与财产权相关但不相等，它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所有权范畴，是具体的行为权；也有人认为，仅从内容上对产权的外延做出界定是比较困难的，只能从研究方法上对产权界定一个外延，而经济利益是产权的核心。由于产权的界定与产权的实施紧密相关，因此，明晰产权是产权实施的前提。这也就进一步表明，研究产权界定问题必须要深入研究产权的生成机制问题。在私有制下，所有权与产权是一致的，而在公有制条件下，所有权与产权却存在差异，这也正是现阶段我们必须明晰产权的关键。

3）关于产权交易问题

随着要素市场的逐步形成，产权交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国有小型企业产权的转让过程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目前，有关产权交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产权交易的主体（国有产权），产权交易中的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的价格与交易的范围、产权交易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果等。

4）关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问题

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一直是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究竟如何理顺和代理制能否有效改革（委托—代理制能否有效解决国有资产的运作效率）、明晰国有产权存在的模糊状态的成本效益比较等。从国有产权的生成机制上看，国有产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政企如何分开）、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中谁是卖方主体等。

此外，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近来关于企业产权问题的研究又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特别是对公有企业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企业理论局限于物资资本所有权或产权的范围，转入了一个较新的领域。对产权的研究也不仅局限于对占有或所有的简单认识，而是更深入地研究产权的激励及其承担者问题。

5）我国企业组织形式问题

自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将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予以肯定以来，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对股份制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一次高潮。问题主要集中在股份制企业的属性、股份制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如何股份化、国有产权在股份制企业中的运作体系、现阶段推行股份制的条件与障碍等等。结合1994年开始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理论界还对国企的公司制改造进行了讨论和研究。1994年末国家经贸委确定的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有77家选择了国家独资公司模式，并据此成为享有政府授予的“代行出资者权利”的企业。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目前的环境尚不具备硬性要求多数企业选择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此结果是必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模式难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同时也丧失了利用社会资金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机会，等等。另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还出现了诸如“企业授权经济”模式，实际中的做法是政府将企业的资产经营和处置授权给企业本身，由企业在规定权利范围内全权对企业资产运营负责，由此还衍生资本运营等相关理论研究课题。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讨论主要围绕谁应该是授权主体？授权后的企业是否拥有企业的产权？企业资产非正常贬损由谁负责？谁来监督？对监督者的激励是什么？等等。

6）股份合作制问题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肯定了股份合作制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后，学术界对股份合作制探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型国有企业如何向股份合作制转换、股权如何设置、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实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资产处置、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股权分散与集中所引起的企业效率问题、股权集中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性质如何确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否能够使小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并扭亏为盈等。

参考书目：

[1]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罗杰·A.阿诺德著．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3]宋奇成．西方经济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4]刘伟主编．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罗守权、卓岩编著．经济学原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6]阚宏、吕殿平编著．经济学教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7]沈晓梅编著．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

[8]刘戟锋主编．社会科学概论，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