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高原地区贫困分布特征、高原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高原贫困地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实践探索等角度对国内高原减贫研究进行综述。
(一)高原地区贫困分布特征及贫困特殊性研究综述
高原地区致贫因素很多,以下几点尤为突出:一是历史因素。高原地区自古以来即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发展非常落后。加之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开荒及滥砍滥伐等人为因素,导致高原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植被恢复困难,水资源严重缺乏。二是地理因素。地理条件差,加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高原地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三是交通因素。交通落后,导致高原地区生产成本加大,生产效率低下。四是成本因素。高原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改造难度大、成本高。有关学者从这些因素出发,对高原地区贫困分布特征及贫困特殊性进行了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高原地区贫困分布与高原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分布相关度非常高,高原地区贫困与恶劣的地理、自然环境相吻合。周毅、李旋旗等(2008)研究了包括高原在内的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带与贫困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得到生态脆弱带与贫困县分布、土地面积和人口三个因子的关系式,揭示了高原地区等生态脆弱带与贫困之间的定量规律,主要包括:变动率大的界面性气候与季节性约束强的种植业的矛盾;易变化的生态环境受到高人口增长率冲击和市场发育对生态脆弱带有重大影响等。他们根据有关数据分析得到:中国典型生态脆弱带地区内约92%的县为贫困县;约86%的耕地属于贫困地区耕地;约83%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1]。龙世华、许改玲(2006)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发现四川高原地区贫困呈现出五个特点:贫困地区分布与山地、高原地理环境吻合;贫困程度深,脱贫难而返贫易;贫困地区中贫富差距较为明显;贫困地区人均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无相关;经济贫困与素质贫困并存[2]。而李正禄(2007)通过分析黄土高原地区贫困的表现形式及致贫的主客观因素,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但没有缓解,贫困程度反而逐年加剧[3]。可见,高原地区减贫任务依然艰巨。
(二)高原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1.关于生态环境建设与高原地区的反贫困。
高原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环境问题与高原贫困密切相关,因为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高原贫困地区的脱贫进程,而贫困往往又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和过度利用。翟岁显(2005)研究了青藏高原生态特殊性对地区开发、致贫、脱贫等方面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具有特殊性。一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具有高寒性;二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具有易于破坏性;三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破坏的难以恢复性;四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影响具有广泛性。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该地区的贫困性。青藏高原的农牧区大都处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生态恶化和贫困性呈因果相连,贫困既是生态恶化的重要结果,也是生态恶化的结果。环境恶化和经济落后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恶性、掠夺性经济资源开发的结果既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无益于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青藏高原的扶贫开发、经济发展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大生态观”[4]。赵君丽(2002)通过分析黄土高原地区地理分布与生态环境特点,认为长期的生态环境不合理开发和利用造成生态环境脆弱是黄土高原地区致贫的重要特殊原因,提出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提高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是黄土高原脱贫的必要手段,并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5]张万寿、尹全洲(2001)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迁的整体研究,探讨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机理,指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是其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主要因素。他们提出了应该通过大力发展替代经济,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实现黄土高原生态建设与反贫困战略的双赢。[6]
正是考虑到生态环境建设和高原减贫的重要联系,许多学者均认为,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高原地区反贫困的重要途径,高原贫困地区脱贫应该和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结合起来。但目前高原贫困地区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阻力相当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脆弱,治理任务艰巨。二是经济系统低效,环境冲突严重。三是社会系统封闭,科技水平落后。四是生态建设效益滞后,所需投资巨大。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李胜利、赵景波等(2002)分析了黄土高原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阻力:生态系统脆弱;经济系统贫困;科技文化水平落后;生态建设效益滞后、投资巨大等。针对以上问题,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完善高原贫困地区多元化的生态建设投资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资源开发政策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支撑作用等。[7]屈波、邹红等(2004)认为:“生态贫困”是指由于环境先天脆弱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人为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贫困。他们的研究分析了环境先天脆弱对生态贫困区域的形成、分布及特征等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在青藏高原生态贫困区要重点优化资源开发模式、控制人口增长、加快生态恢复重建等政策建议[8]。王永莉(2008)从生态建设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的功能定位及所面临的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认为青藏高原地区面临着进行生态功能建设和加快脱贫、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建立生态保护与重建的财政支持体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大力发展资源优势产业;适度进行生态移民;创设土地发展权等。[9]
事实上,通过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加快高原地区减贫进程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王海英、刘桂环等(2004)的研究以1997—2000年间实施的甘肃定西县黄土高原九华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为基础,研究了该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开发模式、布局模式及其经济社会效益,提出高原干旱贫困地区进行生态建设是该地区加快脱贫进程的战略选择。该研究也为同类型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方案的制定及实现脱贫、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10]董锁成、吴玉萍等(2003)也做了类似的研究,认为发展生态型经济是实现生态脆弱的高原贫困地区脱贫的有效途径。他们通过对甘肃定西地区生态脆弱与贫困双重矛盾的分析,依据生态环境脆弱性、贫困性的内涵,构建了反映生态环境脆弱性与贫困性耦合关系的指标体系,选取时间序列数据对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经济贫困性的驱动因子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了经济与环境的互动机理与驱动力。[11]
2.关于高原地区反贫困与可持续开发建设。
高原地区减贫与发展必须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这一点,相关学者也进行了研究。
第一,有的学者提出了在高原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思路。盛国滨、祁花(2007)的研究认为:青藏高原地区历史上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生产方式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应该在青藏高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双赢。他们分析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该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构想。[12]鲍文(2008)的研究指出:四川的高原山区仍以贫困、生态脆弱、丘陵区发展受限和少数民族众多为特征,同时该地区作为我国主要江河的上游,生态安全地位突出,高原山地资源也是该地区摆脱发展困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资源。他在研究中提出了新山区的概念,即生态环境质量与人口分布高度重合,形成人口-生态-资源-发展之间良性循环的格局,与平原区互补和互利的高地区域。[13]
第二,有的学者从组织制度保障方面对高原减贫与可持续开发进行了研究。张福生、刘占雄(2001)提出在高原贫困地区的持续开发中,扶贫资源的组织传递应该从按行政区划、条块组织配置为主转向按经济区域、综合协调与市场引导并重的配置机制。他们的研究表明,高原贫困地区的持续开发仍然面临着严峻形势。一是高原贫困地区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二是高原地区实现解决温饱和持续开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任务艰巨;三是高原地区生产力要素的改造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4]于兴军、王晓平(2009)从黄土高原生态治理项目的实践出发,研究了小流域生态治理与高原贫困地区持续开发建设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在设定高原贫困地区生态治理目标时应该注意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相结合,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政府对高原贫困地区生态治理项目的支持和引导是项目成功的关键;高原贫困地区生态治理项目的进展需要有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激励机制。[15]周德翼、杨海娟(2001)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针对黄土高原的贫困和水土流失问题,从正负两个方面设计了调控高原贫困地区农民行为的激励机制,包括稳定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和强化水土保持中的市场激励机制、以经济手段刺激水土保持团队激励、转变黄土高原贫困地区水土保持治理模式等。[16]更阳(2007)通过对青海高原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的调查分析,归纳了青海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分析了劳动力培训转移对青海高原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意义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17]
第三,还有的学者从产业发展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刘巍文、邓艾(2008)提出了青藏高原应该通过走生态工业化的道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他们研究了青藏高原生态工业的概念内涵及特征,所谓青藏高原生态工业是指进一步挖掘青藏高原生态畜牧业、稀有物种等自然资源潜力的集约型产业。同时,分析了青藏高原发展生态工业的可行性,提出了从政策法规、经济手段、信息系统、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加快青藏高原生态工业建设。[18]韩奋发,宋保忠等(2005)从农业科学和扶贫开发的视角出发,结合钙果种植在高原贫困地区的实践,认为发展与高原贫困地区地理条件相适应的种植业对于该生态建设及扶贫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19]
(三)高原贫困地区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综述
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实践与经验,对于制定我国高原地区的反贫困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价值。通过认识和了解发展中国家扶贫开发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做法。综合来看,可供高原地区减贫的国际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
第一,是重视社会组织和社区力量在减贫中的作用。王名(2001)通过若干实例说明NGO组织是国际社会反贫困的重要力量,通过实地考察中国NGO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活动,归纳总结了中国NGO组织在扶贫开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面临的问题,其结论也适用于高原贫困地区发展。[20]黄承伟、蔡葵(2004)通过研究国际NGO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启示,系统总结了十多年来国际NGO组织扶贫实践中培育基层组织参与社区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培育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困难、条件及目标定位,提出了政策建议:要转变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方式与运行机制;要有意识地推动贫困地区社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21]冉光荣(2006)通过研究西藏反贫困的实践,认为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在藏区反贫困中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并研究了藏区反贫困借鉴国际经验、争取国际机构支持的具体途径。[22]
第二,是重视发挥专项扶贫计划的作用。陶晓辉、熊坤新(200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反贫困经验的研究,指出当前国外反贫困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贫困人口的项目参与水平低;过多依赖于救助和补贴,不能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少关注穷人参与政策制定及协商能力的培养;多数反贫困项目都是针对单一目标而不能针对贫困群体的多重需要,因而往往不能满足贫困群体的切实需要。[23]
第三,是重视资金支持在反贫困中的作用。闰新华(2009)研究了国外小额信贷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和成功经验,认为国际小额信贷扶贫的成功经验主要是政府的支持、高利差、选择合适的模式及商业化运作。基于国际经验,他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小额信贷扶贫应从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入手,给予民间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利率的市场化要与实现其他条件协调进行,转变政府支持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24]张季(2001)研究了国外扶贫资金管理的主要模式: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印度的扶贫资金项目带动模式、泰国政府主导型的网络扶贫模式等,分析了国外扶贫资金使用的特点及对我国扶贫资金管理的借鉴意义。[25]
第四,是重视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推动作用。焦国栋(2006)总结了国际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和措施,提出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快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的大力扶持是消除贫困的关键。[26]国外不少国家都注重通过国家计划这种强有力的形式推动解决本国贫困问题。如印度乡村综合开发计划和就业计划;泰国乡村发展计划、小农发展规划和乡村就业工程;印度尼西亚农业综合开发计划、社区自主自动能力建设、移民计划等。上述计划均由国家制定实施,从而有效地消除或缓解了贫困。
(四)中国高原贫困地区减贫的实践经验及存在问题研究综述
高原贫困地区在减贫实践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就,这对于继续推动高原地区减贫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对通过机制、政策创新、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发展等途径减贫的实践经验及存在问题也进行简要综述。
第一,推动体制机制及政策创新,加快高原贫困地区减贫进程。已有的研究表明,体制机制及政策创新在高原贫困地区减贫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贾荣敏(2009)研究了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通过生态移民反贫困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认为:三江源地区最主要的贫困问题是受生态环境约束的基础性贫困,实现生态移民是该地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通过生态移民,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并最终脱贫的目的。[27]黄黔(2009)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分为黄土高原、岩溶山区、中部山区等八个贫困片区,通过扶贫开发的案例分析,提出了科学试验、扶贫试点、连片开发的三阶段扶贫开发模式。他的研究还指出,中国现阶段扶贫开发具有以下特征:应从贫困农村入手破解中国农村的科学发展问题;按照贫困片区实施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与生态修复结合等。[28]
李松志(2006)以处于云贵高原的凤庆县为例,研究了我国高原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小城镇成长机制与相应的脱贫调整对策,强调了功能定位、功能开发在高原贫困山区小城镇脱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9]周伟、麻泽龙(2005)通过对西藏山南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该地区的贫困表现:生活与生产水平低,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人口素质低等。究其原因,是由于高寒的自然环境,市场经济的缺失,地广人稀的分散效应,区位优势无法转换成区位经济优势加之落后的知识体系。他们的研究提出了该地区减贫的主要措施:通过以工代赈完善基础设施;通过中心城镇和旅游景区的“增长极”作用来营造市场,通过培育当地的知识体系、建设当地的生态环境,打造高原生态品牌来发展地方经济。[30]朱自堂、杨秀槐(2007)通过贵州省镇远县的实践,考察了云贵高原地区通过林业产业发展针对性扶贫的做法。[31]刘艳华、宋乃平等(2007)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模式的案例研究,对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脱贫的模式制约因素、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必须以充分认识高原地区区域自然、社会特点为基础,合理选择退耕还林配置模式,加快脱贫进程。[32]
第二,关于生态环境建设与高原地区反贫困的实践。高原贫困地区减贫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尤飞、董锁成(2003)等以甘肃定西为例,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内外部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提出了制约该地区脱贫发展的关键因素:干旱缺水、垦殖砍伐、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单一、现代化水平低等。并提出了区域重点创新对策和外部推动战略,具体包括:“教育移民”战略、节水型生态农业战略、优势第三产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环境友好型资源配置战略等。[33]周述实(2001)通过对甘肃18个贫困县脱贫实践的考察,提出了高原地区反贫困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推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思路。[34]吴普特、汪有科等(2008)以榆林市米脂县孟岔村的实践为研究标本,分析了在黄土高原地区现代生态型农业发展模式及其对脱贫的意义。[35]
第三,产业发展与高原地区反贫困的实践。产业扶贫是高原贫困地区反贫困的重要途径。高原贫困地区的产业模式基本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效率低下,危及生态环境,因此迫切需要改造传统产业,使环境资源产业成为高原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和发展重点。贡保草(2010)通过分析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成功模式,探讨了高原贫困地区环境资源产业开发式扶贫的途径和关键环节。他认为,必须做好高原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区域战略产业的选择;必须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营造环境资源产业发展的市场氛围。[36]马丽(2001)通过回顾黄土高原1985—1996年间贫困地区范围的变化,根据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扩散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战略。她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地区贫困分布具有不均衡性,该区域已经脱贫的地区可以通过协作扩散、跳跃扩散、等级扩散等三种方式带动区域内落后地区脱贫。[37]
任晓丽(2009)通过对陕西省永寿县的个案分析,提出通过旅游产业发展高原贫困地区经济的思路和具体政策建议。她提出应该打造高原贫困地区绿色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同时,要运用市场化手段,打造高原贫困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发展平台。[38]赵世磊(2009)提出通过增强生态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带动高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他在研究中提出,高原贫困地区生态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有所提高,但科技贡献率仍然偏低。应该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研究,提高科技对生态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同时,加强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与推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3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