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歧视视角下的科学界“走西口”现象

5.政策歧视视角下的科学界“走西口”现象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国家有关部门酝酿抄底海外人才市场，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千人计划”，列出的措施之一就是提供与国外年薪相当的百万人民币，并配有相应的科研经费支持，希望借此引进重量级的高端科技人才，带动我国科技的振兴。这一计划甫一出台，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广泛热议。笔者曾与朋友开玩笑说：这是中国新世纪的“海马计划”，也是对以前“海龟”计划的升级版本，借助“海马”的奇特滋阴壮阳功效，从整体上改善中国的科技活力。坦率地说，这是国家的一项比较英明的决策，21世纪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关注人才市场的变化是一个大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战略。既然问题如此明确，为何还引发了如此广泛的争议呢?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内外有别的人才双轨制积累的不满的整体爆发。由这个问题挖掘下去，或许可以发现我们多年执行的人才政策存在的严重弊端根源之所在。

(1)留守还是西行——科学界“走西口”现象的透视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客观地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大多是基于本土科技力量取得的。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市场化，本土科技人员的地位却日益边缘化，其付出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国家的人才政策日益暴露出它的实用主义本质，对内部的人才，只用而不维护，对外部人才则重利允诺，科学场域内源于公平的竞争精神被制度悄然消解。据媒体报道，此次国家准备采用国际惯例引进海外人才，直白点说就是年薪百万以上。坦率地说，这个薪酬标准基本上与国际接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国内长期奉行的超低工资政策在国际惯例面前，突然把被政策有意或无意遮蔽的问题一下子推到前台。反观国内人才的待遇的差距越来越显著。这种对比，恰恰是本次大规模引进“海龟”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坦率地说，中国内地的科研环境其实很恶劣。我们拥有数量与美国相近的研发队伍，而我们的科技投入长期偏低，R＆D占GDP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1.5%，2007年的总额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不到，与哈佛大学所获得的捐赠额大体相当。就是靠这有限的一点资源，2007年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问题是这种低成本人才开发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以严重透支整个群体的体力与快速削减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希望为代价的。

当下中国的科研考评体制片面追求SCI、EI等论文的数量与级别，而很少考虑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能够在CNS的(国际上三种著名的刊物：细胞、自然、科学)就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诚然，能够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中国科技人才的唯一考评指标。毫无疑问，海外的华人学者由于直接工作在西方的环境下，具有研究起点与语言上的优势，熟悉这些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其论文也就更容易发表，毕竟这是西方人制定的体系和规则。问题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发表SCI论文。目前，为了应对这种畸形的考评体制，国内科研人员也逐渐开始发表一些高档次的SCI论文，然而国家的人才筛选体制又一次转型，开始以海外背景为鉴别的标准，并许以相当优惠的倾斜政策，这种倾斜的政策导致原本就已经存在差距的两路人才，在政策的有意偏袒下，再次处于不平等的竞争起点上，其后果的显现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毕竟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政策建构的环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换言之，任何个人在既定政策面前可以选择的选项是不多的，要么选择适应既定体制，要么选择各种途径获取海外背景，然后对冲倾斜政策带来的收益。按照人才学的观点，大多数人的智商原本没有太大差别，毕竟天才是极少数，只是因为出去几年，然后人生的际遇就有了天壤之别，这实在是缺乏过硬的根据。在倾斜政策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克隆那些成功者的经验就是一个理性的人的明智选择。笔者曾戏称这种现象为中国科技界的“走西口”现象。在中国民间，走西口原本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那些生活无着的人们，为了生计不得已冒险去赌博一把的行为，希望借此来改变命运。当一个国家的大多科技人员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留学与否直接挂上钩以后，我们实在不敢预测这个国家的科技基础是否还是牢固的，它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吗?正如中科院政策所陈安博士曾撰文指出：采用超国民待遇的方式来引进人才，这个做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联想到晚清末年实行的癸卯学制改革(1904年)，由于葬送了大多数读书人传统的科举取士的出路，结果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覆灭。这个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因此，我们应该为所有的人才提供同等的竞争环境，而不是厚此薄彼。我们欢迎更多的学有所成的海外人才回归国内，与本土人才携手合作共同把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向更高的境界，但是，当本土科技力量总被政策性地歧视的时候，这是在人为地制造矛盾与分裂，这种做法正在无情地摧毁科技基础。难道发展中国家为了所谓的赶超就可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来换取那点贴金的政绩吗?我不知道欧美发达国家是否也曾经以牺牲自己的本土力量，来取悦外来的大和尚。其实，即便果真如此，人家也不见得十分满意，毕竟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更看重研究的环境以及发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好自己的科研环境，营造一种公平、宽松、和谐的氛围，普遍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以及加大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这种基础性工作比那种势利的双轨制人才政策要有用得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试验和学费我们交不起。

(2)“海龟”与“土鳖”之争的实质是科技政策制定的公正度的缺失

在笔者看来，国内这几年一直蔓延的“海派”与“土派”之争，已经被极度表面化与庸俗化，甚至已经沦落为一种伪命题。这种发展趋势恰恰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长期存在的公正度缺失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远非人们热衷猜测的利益与权力之争。充其量，权力与利益之争是这种扭曲政策带来的结果，而非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科技政策制定中严重缺乏公正度。早在2 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公正是维护生产和幸福的东西，其部分是为政治团体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是一种肯定的状态，它是完整美德的完整实践。众所周知，当下科技政策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一项高质量的科技政策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科技的未来发展蓝图，如著名的美国政策专家W·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制定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科技政策报告，直接决定了“二战”后美国的科技发展路线图：重视基础研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整体科技实力。他的这项著名报告也被后人称为“科技政策的圣经”，虽然在60年后，可以发现这些政策的某些主张已经过时，但是它在历史中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反观这份报告的一个重要感觉，就是它充分考虑了政策的公正度问题，也许这就是它最终能够得到实施并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

任何科技政策在宏观上都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套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模型，这些国家意志与目标就是政策的硬核，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任何政策的结构都要包括一些相应的保护带，借此来实现国家的目标。政策的保护带大体包括一些运行规则与制度架构，这部分提供了两种功能：鼓励功能与惩罚功能(禁止条款)。通过这样一些政策结构体系，落实到具体的实施过程，就体现为一定时期内科技资源的分配模式与配置方式。我们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长期存在的缺陷就是在保护带的设置层面就存在严重的产生公平缺失问题的隐患，导致政策的奖励与惩罚机制严重扭曲，政策一出台就面临四种政策质量偏差现象，即政策失灵、政策阴影、政策冬眠与政策黑洞现象。久而久之，我们的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总是锁定在“高成本、低认同”的路径上，这样一来，导致作为政策美德的公平的丧失，当下遭遇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一般来说，科技政策的公正度建构了科技共同体活动的空间边界，当政策的公正度偏低时，共同体活动的空间就比较小。如当政策通过某种分类体系来划定政策的边界空间，那么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就是被政策歧视的群体。当前众说纷纭的“海龟”现象就是因为很多政策专为少数人而设立，而导致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策空间之外，这才是当下争议的焦点所在。决定政策公正度的政策空间的大小是不能任意变大或者缩小的，因为任何真实的政策空间都是政策受众双方博弈的结果。换言之，政策空间不能接近零，也不能接近无穷大，它的合理范围应该处于政策受体在开放的公共领域内通过民主的方式博弈的均衡点。在这个位置上，科技活动运行的成本最低，政策的运行阻力也最小，而社会认同则达到最大化，这个位置也正是科技政策发挥效率最优的位置。政策公正度量的缺失引发科技共同体两种反应：首先，承认与蔑视机制的扭曲;其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约束下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权力与资本的勾连。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科技政策公正度的缺失所带来的潜在危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导致共同体的分裂与疏离;同时，也将加剧科学界走西口的趋势，因为这是个体唯一可以躲避利益受损的路径，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于在政策制定中忽视公正度指标?究其原因无非有两点：其一，我们的政策大多是利益的政策而不是原则的政策，这就导致我们总是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而可以肆意地践踏原则。这种政策制定理念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其实，我们的文化骨子里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而实用主义是不需要历史视野的，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许多政策制定都是短视的。其二，我们的政策制定模式仍然锁定在精英政策制定主体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科技活动空间是极度狭小的，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中看到有时几个人就可以兴邦，而同样几个人也可以亡国，原因正在这里。坦率地说，这种精英政策制定模式下出台的政策质量是无法控制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必须打破精英政策制定模式，升级到共同体政策制定模式，只有这样，政策的公正度问题才能被关注，由此而来的政策空间才是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构建的基础。当下争议的意义也在于此，希望通过这次争议我们能够真正关注那些被排除在科技活动空间外的人群的诉求，以及反思我们长期奉行的政策制定模式存在的缺陷。如果完全忽视这些被边缘化的声音，那么我们的未来就坐在了不确定性的列车上。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典礼中曾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让我们记住美德和希望。关注那些被政策边缘化的人才，恰恰是一项高质量政策的美德，而关注政策的最小公正量问题也正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