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歧视与健康的问题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歧视与健康的问题

以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往往集中在人自身的身体上。大多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人的健康、疾病、死亡等问题。到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身体社会学。这一视角将对健康和疾病的关注转向了一种社会整体的视角，试图通过对社会因素的具体分析来发现阶层、性别、种族等是如何影响人们健康的。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社会学》中向我们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社会问题与健康的关系。^[11]而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吉登斯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歧视问题对健康的诸种影响。

(一)阶层与健康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工业社会中，处在职业等级最底层的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体力劳动者在存活年限上大大低于处于职业等级高层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而前者在家庭出生婴儿的死亡率、生病的频率和范围上则往往高于后者。^[12]从我们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的情况来看，以云南和四川两省为例，云南省1998—2000年连续三年的HIV感染者职业构成统计数据表明，感染者中农民和无业人员共占全部感染者的比例数均在72%以上;而四川省1987—2000年底期间HIV阳性者的职业构成比表明，农民占HIV感染者总数的76%以上。^[13]

这些研究结论和数据都表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往往因为在健康问题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使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对于HIV感染者来说，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其更是成为一种“‘获得性收入缺乏综合征’，一种由于贫困、失业以及穷人通常采用的生存策略带来的疾病”^[14]。

(二)性别与健康

从遗传学和生理的角度来看，女性在获得健康和抵御疾病的能力方面很多时候都要劣于男性(比如对心脏疾病的抵抗力和对艾滋病病毒的抵抗力)。但这只是一方面，在这里，我们更关注那些在社会生活领域对不同性别健康造成影响的复杂因素。

莱斯利·多雅尔(Lesley Doyal)曾经提出妇女的健康和疾病模式可以由构成妇女生活的主要活动领域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些不同劳动的累积性效果是妇女健康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15]在这里，“不同劳动的累积性效果”应该包括家务劳动、生育、孩子养育和照顾、就业、受教育、获得社会保障等因素。而从社会实际来看，妇女在很多方面都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以艾滋病为例，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缺少教育机会、缺少生存和发展的资源、针对女性的性暴力频发、女性感染者的生活负担等因素都是女性易感艾滋病和得不到有效救助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为了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广泛而积极的健康权利，必须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特殊的待遇。这既符合人权发展的需要，也是对社会和谐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