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亚洲论述与当下的思想课题

齐　珮^[2]

摘　要：本文从地域化和历史化两个角度总结了该书对于东南亚地域秩序建构问题的论述，认为该书承继了和辻哲郎、梅棹忠夫、浜下武志等日本亚洲论述的系统，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体系的建构、地域经济研究、地缘政治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为切入点，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所承载的世界体系重构为线索，借道“海域贸易”打通日本与东南亚的连接，主张日本经“海”入“亚”的有效性和可能性，进而探讨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定位。由此本文剖析了日本思想界、学术界盛行于当下的“日本海洋文明论”的实质，即白石隆的“海洋帝国”论是一种精致的日本国家主义论调，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以“现代化”“现代性”为指归的日本亚洲论述理念和方式。

关键词：东南亚；地域共同体；海洋亚洲；日本

引言——日本能否轻装“入海”

虽然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70年，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直到战后日本围绕“亚洲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过，这个地理概念背后不仅隐藏着亚洲地域内部的复杂历史关系，还牵涉了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在日本对亚洲问题的讨论始终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意识，即日本在亚洲的自我认同问题。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历史语境，日本的亚洲主义探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明治维新后以福泽谕吉代表的“脱亚论”与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一体论”两种思考方向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交替更迭。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孙歌说：“在脱亚还是兴亚这个层面上，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的确可以作为历史中的两个原点，围绕他们构成了一个日本近代史运动的椭圆形轨迹。”^[3]但是无论是“脱亚”还是“兴亚”，他们的论调共通的本质是针对西方的近代入侵构筑起一个“符号化”“理念性”的亚洲，后者可以称之为“想象的亚洲”。针对这一东西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和符号理念，20世纪中叶出现了以和辻哲郎为首的另一条思考路径，其基本特点是摆脱东西方对立的模式，从日常事实而非观念和意识形态出发认识亚洲，这一线索历经和辻哲郎的“风土论”和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至此“亚洲”终于作为一个结构性地域而不是一种符号化理念被重新追问和探讨。在这一思考脉络上，20世纪90年代日本知识界出版了由沟口雄三、浜下武志主编的《在亚洲思考》丛书，再次将亚洲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日本与亚洲的关系由此被高度学术化、客观化，浜下武志、川胜平太、宫岛博史等一批优秀的地域经济史研究学者积极主动地做出了回应。但是这些学者由于立足于地域研究，关注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面临着因消解国家框架而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暧昧立场。

1999年8月，川胜平太、梅棹忠夫等日本地域研究学者会同美国学者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国际海洋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是日本如何把关注点从大陆转向“海洋文明圈”。这个讨论无疑是近年来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的“海洋国家论”的一个版本，其着眼点是经济的而不是思想的。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川胜平太先后出版了《从海洋看历史》（东京藤原书店，1996年）和《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央公论出版社，1997年）两部著作，以此为标志揭开了“日本海洋文明论”的旗帜。此后，2000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副校长白石隆出版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央公论出版社），2003年由川胜平太和浜下武志共同主编出版了《海洋与资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一时间从地域研究、经济史、地缘政治以及生态文明观等研究视角出发彼此呼应的“日本海洋文明论”成为日本学术界热门话题和研究潮流。

19世纪新加坡，中国人聚集的鸦片馆

如此看来，“日本海洋文明论”仍然位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这一思考脉络的延长线上，而且仍然没有摆脱日本自身在亚洲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追问。换言之，这一论调是承继了和辻哲郎、梅棹忠夫、浜下武志等人排除亚洲问题的理念性层面的探讨而投身于实体性亚洲问题，尤其是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体系的建构、地域经济研究、地缘政治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为切入点，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所承载的世界体系重构为线索，继续探讨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但是日本即便摆脱历史上被屡屡诟病的“脱亚入欧”“华夷之辨”“大东亚共荣”等论调就能够轻装“入海”重新调适与亚洲、与中国的关系吗？难道在这一过程中“海洋”不会像曾经的“东亚”一样再度被符号化，又被建构成理念性的、想象的“海洋亚洲”？正是基于上述疑问，笔者同时也作为白石隆《海洋帝国》一书的译者希望通过该书的译介过程进一步阐明当今甚嚣尘上的“海洋亚洲”论调的实质。

一、从“大陆亚洲”到“海洋亚洲”——东南亚之地域化研究

本书作者白石隆在后记中表达了撰写此书的初衷源于东南亚研究的非地域化特征。“东南亚”作为内涵不稳、语义空疏的词语是二战后诞生的新词，作为冷战格局下的产物仅止于美国亚洲战略的一种“概念装置”，此前并没有真正形成固有的含义指向，而所谓的东南亚研究专家也仅仅从事该地域的国别史研究。为此，作者试图把这一地域视为一个稳定的结构体，探究其产生、发展、成熟甚至消亡的历史过程，也就是把“东南亚”作为地域研究对象并进行历史化研究，如作者所言：“本书的旨趣在于，以两个‘非公式帝国’的形成为中心，勾勒‘海洋亚洲’这一地域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样貌，并试图在这一过程中为东南亚近代国家的宏观比较史以及日本—东南亚的关系加以定位。”^[4]

无论是作者对目前东南亚研究现状不满，还是身为东南亚研究专家却因名不副实而忧心忡忡，将东南亚地域问题化的真正用意仍在于对“海洋亚洲”的建构。东南亚地域位于东西方文明的海上交汇中心，19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亚洲”所遵循的“华夷秩序”崩塌，作为这一秩序的基础“朝贡贸易”体系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英国主导的新地域秩序——“海洋亚洲”。英国控制了槟城（Penang）、新加坡、香港、厦门、上海等港市据点，并将这些“点”连接成“线”作为势力影响范围的基轴，以海峡殖民地为核心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海上亚洲，由此形成了“非公式帝国”，推行自由贸易主义制度，近代国家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这一秩序中不无曲折地诞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建构以自由贸易制度和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为标榜的“海洋亚洲”的过程中，始终围绕一个根本问题——东南亚地域的前近代性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更确切地说，作者试图努力说明在东南亚地域化过程中，也就是“海洋亚洲”这一近代性地域秩序的建构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一步一步克服、解构东南亚地域固有的地域秩序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历经19世纪的“自由贸易帝国计划”、20世纪前半期的“文明化计划”以及战后美国的“自由亚洲计划”三个阶段，使东南亚各国成长为真正的近代民族国家并被纳入近代国际秩序体系。那么东南亚的“前近代性”具体指什么，作者极其隐讳地把矛头再次指向了中国，即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各地形成的华侨关系网。

以19世纪英国建立起来的海峡殖民地国为例，它只有通过自由港贸易或者胡椒、槟榔的栽培种植筹措用于自身发展的资金，但是自由贸易制度下自由港本身不能征收关税，所以政府只能依靠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栽培赚取资金。但是这种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资本、劳力和市场常常被“三合会”“义兴会”等中国移民秘密结社组织所控制。这样一来，海峡殖民地政府与当地的中国人及秘密组织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从中捞取大量垄断性税收，不断壮大起来。作者认为“19世纪东南亚建立的英国自由贸易帝国具有表层和内层两大原理，表里连动，共同作用于海峡殖民地国家。……自由贸易属于表层原理，但说到底仍然是税收垄断和鸦片贸易供养这个国家机构。”^[5]但是从自由贸易主义原理来看，华侨关系网由于极端垄断性和人际关系的不透明性等问题终不免导致矛盾的激化，近代国家的建设也势必要在这一看似悖论但却有效的原理支配下蹒跚前行。如果说英国海峡殖民地国家的肌理张布着中国人的关系网，那么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隐没在了当地官僚、行脚商人、流氓、赌徒、娼妓等爪哇人与中国人混杂的合法世界与非法世界之间的灰色地带中。爪哇贵族、官僚与中国人建立了同盟关系，负责鸦片税收的中国人控制了爪哇的经济。还有问题更加复杂的菲律宾，由于当地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梅斯提索”的存在导致了菲律宾政府与日渐成为大宗土地所有者的人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激化。

综上所述，作者在追溯东南亚各国的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指出了“海洋亚洲”范围内东南亚各地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和自由贸易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不无偏见地暗示出东南亚前近代性的主要因素在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问题，使当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有先天不良的基因。这样一来，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自然呈现出来：为了推动东南亚地域的近代化发展进程使之真正步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彻底构建形成“海洋亚洲”地域秩序，该如何处理东南亚各国的内政外交？作者从第一章“莱佛士爵士的梦”开始洋洋洒洒足足花费了七章，条分缕析地追溯东南亚各国的近代化历史，实际上目的正在于引出克服东南亚前近代性所蕴含的“现代危机”的力量——日本在东南亚地域秩序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讨论。

二、从“曼陀罗”到“利维坦”——东南亚之历史化研究

如果说本书的框架之一是采用地域化研究视角将东南亚各国的近代化发展特征加以宏观比较性的描述，那么本书的另一个框架则是采用历时性历史化视角追溯东南亚地域秩序形成的历史过程，其主线则是东南亚各国从殖民地到民族独立直到近代国家建设，其参照对象设定为日本。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我在此书中试图从地壳变动的观点思考东亚地域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换言之，政治学者以五十年、历史学者以五百年的时间跨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而我想将东亚的近代视为一个完整的时间单位，用一百五十年乃至二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考察其形成过程并借以讨论东亚地域秩序问题。”^[6]所谓“二百年的时间跨度”也正是东南亚地域秩序从英国自由贸易帝国到美国“自由亚洲”战略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移植到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过程。

作者援引美国东南亚史研究专家奥利弗·沃特^[7] 的“曼陀罗”体系论，认为在历史上东南亚就是一个以港口和人口聚居地构成的分散的多中心地域。在这样的港口和人口聚居地出现了拥有“神力”的人物成为“王者”，建立了马来世界的小王国。此后在众多的“王者”中出现了拥有非凡“神力”的“大王”，向众“王者”们发号施令，就此形成了“帝国”。这种东南亚固有的国家形态称之为“曼陀罗”体系，即“王者们所构成的环”。这一体系的特点在于，第一，近代国家是以国境来定义的，与此相对，“曼陀罗”体系是以中心来定义的。“大王”就像一块磁石发出磁力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磁场，而磁场当然有自己的秩序，同理，以“大王”为中心，各地的“王”与“王”之间也构成了一定的秩序，这就是“曼陀罗”体系。因此，在“曼陀罗”体系中不存在国境，当然也就没有内政和外交之分。“曼陀罗”的大小范围根据“大王”的统摄力决定：如果统摄力强，那么“曼陀罗”的范围就会不断扩大；如果统摄力变弱，这一范围就会相应地收缩。一旦“大王”的统摄力消失了，“曼陀罗”体系也就随之崩溃。第二，支撑“曼陀罗”体系的“大王”“王”和“家臣”的关系被融入亲族、婚姻等社会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王”建立各自的“王国”，“大王”发号施令于各国的“王”。这里所说的“王国”与作为统治机构的近代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

英国在加里曼丹镇压海盗的情景

另外，“曼陀罗”体系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在东南亚海域占据海上交通要塞、河道要冲位置、曾经将巨港（巴邻冯）作为首都的室利佛逝王国(Kerajaan Sriwijaya)，以及作为连接东印度贸易和中国、印度、中东地区的远距离贸易的中转地而繁荣起来的马六甲，被称作“海洋曼陀罗”；另一类是以中部爪哇内陆地区即现在的日惹、苏拉卡尔塔地区为中心的马塔兰王国，以上缅甸曼德勒地区为中心的贡榜王国（Konbaung Dynasty，1752—1885）等，这些地区是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人口聚居地，通过人力资源的调配、使用而繁荣起来，被称作“大陆曼陀罗”。东南亚史专家奥利弗·沃特注意到两个“曼陀罗”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称之为“东南亚历史的脉动”。历史上东南亚最大的市场是中国，中国历代王朝通常在兴盛期实行朝贡贸易，随着王朝实力的衰弱而逐渐出现私人贸易活跃倾向。例如，14世纪元末明初，私人贸易极为活跃，从郑和远征开始作为主体的朝贡贸易到了16世纪，随着明朝的衰落，私人贸易再度活跃起来。在私人贸易活动中，商人自由地往来于东南亚各地港口之间。而朝贡贸易则不同，只有被中国政府认可的朝贡国才可以被许可与中国进行贸易，私人贸易只是作为朝贡贸易的补充而存在。在贸易活动中起实际作用的是中国商人，他们以朝贡国的港口为据点进行对中贸易，久而久之这些商人改变了衣着打扮，变成爪哇人、暹罗人，成为“王”的家臣。拥有这些港口的“王国”的“王”们操控了中国人的关系网，而“大王”使周边的“王”归驯于自己的统治，“海洋曼陀罗”由此形成了。15世纪在明朝鼎盛时期出现了例如泰国大城、马来半岛、现在属于南泰国的帕坦（ Patan）、马六甲、东爪哇北海岸的格雷西（Gresik）和淡目（Demak）组成的“海洋曼陀罗”。但是，在中国王朝衰落、私人贸易活跃时期，中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往来于东南亚各港口之间，这样一来，任何港口都不能独占对中贸易，“海洋曼陀罗”也就随之瓦解了。随着英国自由贸易帝国的建立，这个混沌的时代也终结了，近代由此发端，东南亚“历史的脉动”在这一过程中被遗忘，“利维坦”最终替代了“曼陀罗”。

毋宁说“曼陀罗”体系正是阻碍东南亚近代化进程的固有因素，也是东南亚各国始终摆脱不掉的“前近代性基因”。为解构这一前近代性的政治体系和国家形态，西方殖民主义除了在经济上采取自由贸易主义外，在文化上建构起“民族／国家”概念，以促成东南亚地域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最具代表性的是“复合型社会”的建设和“文明化计划”的施行。作者以19世纪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新加坡都市规划”和一个当地“马来人”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具体认同过程为例具体解释了“复合型社会”的形成。所谓“复合型社会”（plural society）^[8]是英国政治经济学者佛里沃^[9]的定义，在一个近代国家中言语、文化、宗教、思想、风俗各不相同的社区虽然共存但并没有交集，各社区居民除了在市场上相会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共通的社会意志。通俗地说就是，以空洞的民族概念为基础制成了一幅社会地图，并通过近代国家的行政力量使之变成社会现实，并随之产生新的政治形态。比如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面对“华侨问题”“梅斯提索问题”，其根源正在于此——东南亚近代民族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是人为地、外在地被建构起来的。

近代民族国家被成功建构之后，接下来就是对曾经“野性”的、“游荡”的国民进行规训，“精英化教育”“警察监督”以及“自我规约”构成了“文明化计划”的主要内容，近代政治也就由此产生了。作者引用日本美国政治外交史研究专家古矢旬^[10] 的一段话精到地概括出了“文明化计划”的历史意义：“当主体意识和基于传统习惯的劳动者个体的规定性被完全去除后，人就像可以替换的机械零件一样运转、劳作，这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换言之，所谓的‘福特计划’是指拥有中产阶级的理性和自我规训，并且具有能够应对机械化的合理性，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能够切实地完成对整个产业社会的贡献，这样的劳动者就是新人类的典范。遵循这一典范创造出新人类，这就是福特的人类改造计划。这一计划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并不像19世纪所构想的把劳动者在空间上加以区分、隔离，分配到乌托邦式的社区或‘企业城’中，而是在生产、消费的不同领域同时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刺激和鼓励，从内面‘改造’他们，并据此将人和集体从历史的魔咒中解放出来。”^[11]

三、“美国第一，日本第二”——东南亚地域秩序的重建

在本书中作者不断地使用“蹒跚的利维坦”来形容历经自由贸易主义、文明化计划、国家开发主义而建构形成的东南亚近代各国，一方面强调东南亚地域秩序的前近代性遗留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探索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新地域秩序重建。19世纪的英国在东南亚建构的自由贸易帝国解体、20世纪前半叶东南亚各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纷纷走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面临着地域秩序的重建。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因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亚洲地域秩序面临了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应对冷战格局；第二，如何促进亚洲经济复兴。作者适时地抛出了问题的关键——日本在亚洲秩序重建和经济复兴中的地位如何，这决定了美国的亚太战略的有效性和未来亚洲地域秩序的稳定性如何。

首先，作者确认了美国在亚洲新地域秩序重建中的主导作用。他自况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非公式帝国”的战略要点，正像19世纪英国在亚洲建设自由贸易帝国把新加坡作为战略要点一样。他认为美国在亚洲需要的是“亚洲工厂”和“军需基地”，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只有日本，但前提是日本不能再次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结构性优位。这就是新亚洲地域秩序构建的根本战略。因此，要在政治上建构日美同盟关系，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将日本的军事力量编入美国主导的安保体系；在经济上构建日本、东南亚、美国三角贸易体系。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和东南亚经济开发双管齐下，美国为促进其经济合作提供美元支持，倡导日本与东南亚进行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至此，东南亚对于日本而言才真正具有实质意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从韩国、日本、经由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带的“海洋亚洲”领域以美国主导的安保体系，以日本、美国、东南亚构成的三角贸易体系为基础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新地域秩序。由此可见，作者在此所言及的“海洋亚洲”仍然是冷战格局下的思想产物，主要针对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

其次，主张日本与东南亚构成了亚洲地域秩序的两极，日本通过经济合作、地域统合、日美合作互助等行动准则，也就是通过推行“经济增长型政治”与亚洲保持连带感，日本就是以这种形式与亚洲联结在一起的。如作者所言，“日本所希望的是，现存地域秩序的稳定和在这一地域秩序下扩大日本的行动自由，而不是形成一种束缚日本行动自由的地域主义”。^[12]由此可见，作者将日本从亚洲中独立出来，仍然延续着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的“脱亚”还是“入亚”的论调，一百年后的今天无非是用“海洋亚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取代了当年日本所构想的西方文明，而用“大陆亚洲”指代以农本主义为代表的落后的东方文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明言：“我们的目标指向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的调和、亚洲地域秩序的稳定，并且通过扩大、深化经济、文化、知识、技术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改变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从而使日本的行动自由得以扩大，并使之成为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地域秩序中创建这样的机制：扩大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而推进亚洲地域化进程，最终实现‘亚洲的日本’，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13]这里所谓“亚洲的日本”貌似是“入亚”的主张，但是通过以上对“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亚洲新地域秩序建构过程的梳理和论述，显而易见，作者一方面想极力区别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20世纪美国的“国家开发主义”在东南亚建构的“帝国”色彩浓重的亚洲政策，另一方面又企图为“亚洲”穿上“经济发展”“富裕社会”的文明外衣，通过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寻求日本在亚洲的行动自由。

结语——精致的日本国家主义论

本书如标题所示讨论的是“海洋帝国”，即以东南亚海域为中心介绍东南亚地域秩序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始终围绕东南亚地域前近代性的核心要素——华侨关系网详细论述了这一要素对“海洋亚洲”的自由贸易主义和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阻碍，最终引导出日本作为独立于亚洲之外的、在经济上奉行经济互助合作、政治上奉行日美同盟关系的近代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维护亚洲地域秩序稳定，促使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日本“入亚”夙愿。

一百年来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费尽心机地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亚洲主义理论，我国日本学研究专家严绍先生评价说，盛行于当下的“日本海洋文明论”其实就是“脱亚入欧论”的第三代产品。^[14]这一评价有力地揭示了川胜平太等日本学者倡导的“海洋文明论”的实质，但本书的论述角度和结构异常“精致”，形式上洋洋洒洒追溯了东南亚地域秩序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过程，内里却隐现着日中两国在亚洲的定位问题。作者借道“海域贸易”打通了日本与东南亚的连接，主张19世纪中国移民在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给东南亚地域造成的难以克服的前近代性影响，从而对比20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倡导建设“富裕社会”，主张日本经“海”入“亚”的有效性和可能性。与此同时，鉴于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和难以抹去日本法西斯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战争创伤记忆，反复强调亚洲地域秩序的统合力和稳定性，确保“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行动准则，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战略体系中扩大日本在亚洲行动的自由度。笔者认为白石隆的“海洋帝国”论是更为精致的日本国家主义论调，在形式上有意模糊自身的政治立场，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以“现代化”“现代性”为指归的亚洲论述理念和方式。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创新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日本‘东亚’叙事话语建构”（批准号：14ZS126）阶段性研究成果。

[2]齐珮（1978—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与文化。

[3]孙歌：《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4]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出版社，2000年，第203、204页。

[5]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6]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出版社，序言第3、4页。

[7]奥利弗·沃特（Oliver W.Wolters，1915—2000），1982年出版的著作《从东南亚看历史、文化、地域》提出了近代以前东南亚的国家形态为“曼陀罗”体系的观点。

[8]复合社会（plural society），在同一政治单位内并存了两个以上要素或社会体制，但并不相互混合、融合的社会，佛里沃称之为“复合社会”。

[9]佛里沃（J.S.Furnivall，1878—1960），英国缅甸史研究专家，在东南亚殖民地研究代表作《荷兰领东印度复合经济研究》（Nethe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1939年）中提出了 殖民地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并提出了用以说明东南亚地区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关系的新概念“复合社会”（plural society）

[10]古矢旬（Furuyajyun，1947— ），日本政治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2007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2012年荣退。现为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北海商科大学商学科教授。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外交史。代表性著作有《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改革之路》（岩波书店，2009年）、《美利坚——过去和现在之间》（岩波新书，2004年）等。

[11]古矢旬：『アメリカニズム、その歴史と展開』，『20世紀システムⅠ構想と形成』，东大社科研究所。

[12]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13]白石隆著：《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东京：中央公论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14]严绍：《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载《日本学论坛》，2005年Z1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