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电视新闻评论员的社会语境

众所周知，要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就必须将之放入一定的时空背景之中，而就新闻评论以及新闻评论员这一社会现象来说，同样如此。回溯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不论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政论风潮，还是民国时期的时评热潮，都和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有着直接的关联。

因此，当我们今天谈到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时，仍然不能回避对中国社会语境变迁的分析。可以说，社会语境的变迁与新闻评论的发展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甚至可以说，从一个社会新闻评论的繁荣状态，可以一窥社会语境的开放与自由程度。新闻所处的社会语境，与其发生时的社会价值、时代背景和发展方向都密不可分。如若脱离社会语境，孤立地看待新闻，虽然对单条新闻的分析没有影响，但是对新闻评论来说却是危险的，因为它仅仅对电视新闻评论作实时性的判断，却忽略了其社会价值。

(一)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转型是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源自改革者的世俗理性的觉醒，改革设计者世俗理性的觉醒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里程碑。^[1]世俗理性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用功利最大化的原则作为行动与否的标准，而这正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经验理性，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原则的“先验理性”具有根本性的区别。“经验理性”使人们摆脱了教条、信仰与迷信对于人们行为的干预。最深刻的体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提出。只要世俗理性开始起决定性作用，其首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因此继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中国当代改革，逐渐将以往压抑的经济、文化、社会能力释放出来。在经济方面，以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被打破了，各种经济资源都在市场的配置作用之下，物尽其用。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这种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社会转型，在社会领域体现为由原来“全能型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全能型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支配与调控，社会的自主性降到最低水平，而社会中的个体与机构都是国家生产流水线上的零部件。这种高度单一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很差，社会结构极为固化。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松动，实现了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也日益明显，不过，在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受益是不尽相同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以职业为分类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把中国社会群体分为十大阶层。^[2]在这些群体中，既有特殊的获益群体，亦有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和社会底层。不过随着政治改革进程的深入，当今中国的利益格局变迁非常迅猛，尤其是政府对社会分配体制的改革，使社会阶层正处在分化、解组与重新组合之中，但还未形成稳定的形态。

社会结构变化带来多元化的社会阶层，也使得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文化领域的改革使得社会的开放程度更为深入，形成了不同文化并存的状况。非主流的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只要不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威胁，也都获得了自主性与合法的空间。同时，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也从整齐划一转向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也导致了各个阶层或个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二)新媒介技术对电视新闻评论提出挑战

新媒介不仅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科技产物，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动的重要指针。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环境，新环境影响公众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播媒介得以兼容并衍生出诸多新媒体。在同一时空内，不同媒介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促成了当下传媒格局的变化，甚至传媒业态的不同层面还出现了边界模糊现象。媒介生态学观点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已造成传媒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这体现在媒介内容生产、媒介传播网络构建、媒介终端系统组成以及媒介组织系统和媒介规制系统等方面。新媒体的崛起与广泛运用使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信息的生产、加工、传递空前发达。这使得人们获取信息、接收信息的方式更为多样。这对电视舆论的引导产生了巨大影响。舆论是社会大众对公开事件或社会现象表达的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一种软性社会控制力量。舆论引导是大众媒体进行舆论管制的方式，是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合理的舆论引导有利于社会整合及良性发展。

首先，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电视舆论受众被分流。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舆论受众正在得到重新培养。电视评论的舆论引导力变得更加不确定。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的出现，扩大了受众的选择权。在绝对数量、年龄构成、消费能力方面都占优势的年轻受众更愿意选择时空不受限制的新媒体进行新闻搜索与意见信息阅读。互联网的主流媒体特征逐渐显现，这减少了电视原有的舆论受众的绝对数量，削弱了电视舆论引导的效力。虽然，新媒体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和全国超过12亿用户的电视媒体抗衡，但是新媒体的受众与电视受众重合率极高，再加上新媒体开放、多元的特点，具有官方色彩的电视传媒舆论的引导效力被逐渐消解。

其次，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带来的媒体融合趋势，影响着舆论传播机制的变化。电视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媒介融合进程，衍生出多元的新媒体接收终端。传统电视已转变成以地面无线、有线电缆、卫星、互联网、移动通讯网五种方式为传输渠道，以电视机、电脑、手机以及各种电子阅读器、接收屏幕为终端的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形态。人们除了在家中看电视外，还可以看楼宇电视、广场大屏幕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接收方式更为便捷灵活，舆论引导平台更富层次感。更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电视媒体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增添了电视机终端的媒介功能，“点对面”的传播模式进一步向“点对点”靠近。这意味着舆论引导应该更加个性化、人性化。通过移动互联接收的电视传播模式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全方位传播格局。加之数字技术的交互特性，为舆论引导带来了直接的信息反馈可能，改变了电视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面。原来的舆论引导客体——电视受众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使得电视新闻评论需要进一步思考意见信息传播中“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当然，电视作为基于社会赋权的、官方主导的专业性新闻媒体，其舆论引导的中心地位一时难以复制。但电视新闻人应该未雨绸缪，在探寻电视媒体自身发展方向的同时，更多地思考电视舆论引导形式的改进。

(三)电视新闻评论的重要性

首先，电视新闻评论是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一直以来，传统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信息机构，传递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传承了传统文化。相比西方的商业化电视媒体，我国的电视媒体具有新闻的权威性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由于电视新闻评论兼顾新闻性与政治性，能够旗帜鲜明地宣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能发挥媒介的社会守望功能，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大事要事、普通民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通过剖析现象、认清本质、揭示矛盾、表达态度，将媒体的政治立场与社会道德相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坚持正确的电视新闻评论就是坚持主流媒体的旗帜和灵魂。

其次，电视新闻评论是社会舆论引导的有力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以及新的传播媒介的普及，我国的舆论环境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特征，各种观点自由传播，各种意见争相交锋，并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舆论空间裂变成四种形态:一是国家传统媒体舆论空间，二是社会传统媒体舆论空间，三是国家新媒体传播舆论空间，四是社会新媒体传播舆论空间。^[3]而舆论空间的多样化，更是促进了社会舆论进一步多元化且形式多变。在这众声嘈杂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作用凸显出来。电视传媒注重网络空间舆论的发生与发展，对重大事件或热点发出评论，向网民传播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可以与新闻报道相互呼应，进一步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从而引导舆论走向正确、稳健的轨道。

再次，电视新闻评论集中体现了传统媒体的理性表达。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络上的“声音”五花八门，正确的意见随时都可能被淹没在意见的“海洋”中;同时，一些谣言却大行其道，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中，权威性和公信力构成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核心竞争力，与其他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更多地被社会公众关注并信任，大家更愿意将其视作“主流媒体”。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分析新闻事件的背景内涵，解读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直接理性地向社会公众传达主流意识，彰显媒体话语权，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得更实、更广、更远。

最后，电视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互竞争的阵地。当前，我们已经由“传播”时代进入“解读”时代，当国内外的大事要事发生之时，媒体在追求“第一落点”“第一时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第一解读”“第一观点”的挖掘，争夺“第一解释权”，从而努力打造“有观点的媒体”“有态度的媒体”。毋庸置疑，未来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的竞争将由原来的新闻时效竞争转向观点的竞争，由独家新闻竞争转向观点独到性、思辨深刻性的竞争。电视新闻评论作为观点竞争的主要载体，必须实施差异化战略，通过塑造富有个性的评论风格，树立独特的新闻评论品牌，才能在新闻竞争、“观点大战”中赢得先机。

我们这样认为，自2009年以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开启了以新闻评论为标志的新闻改革，这从根本上涉及了媒体举什么样的旗帜、心里装着谁、为谁说话、怎样说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