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评论员的言论公信力不同

台湾地区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由于台湾地区新闻制度的允许，他们经常采用一些未经证实、捕风捉影的信息，甚至有一些电视新闻评论员把栏目当作所谓“爆料”的平台。在以收视率为王的台湾地区电视体系当中，台湾地区电视观众的期待感和娱乐性无疑为台湾电视新闻评论栏目滋生“爆料”风潮提供了一块沃土。虽然其中有不少“爆料”是评论员长期跟踪而得到的确实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事件的发展，对社会公义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比如号称台湾地区“爆料天王”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邱毅，就曾经在台湾地区某个知名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中提供一张照片，让轰动一时的高捷弊案的调查有了关键性的进展，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成为台湾地区某些电视新闻评论员有意识地误导社会舆论的利器，不仅伤害了台湾社会的公义，也折损了台湾地区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在大众中的公信力。但不可否认，“爆料文化”也是台湾地区电视新闻评论栏目拥有超高收视率和长期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大陆的电视传媒来说，一直以来都要求以严谨、真实、客观、公正为准绳。大陆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对自己所要引用的素材和对新闻事件的分析，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要求。因此，大陆的电视新闻评论员更多的是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独到的观点分析见长，而少有用不经证实的“爆料”来哗众取宠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大陆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缺乏台湾地区同类型栏目的“爆点”和“惊喜”，虽不能充分满足电视观众的猎奇心理，却充分保证了大陆电视新闻评论员在社会大众中的公信力。而香港地区的新闻评论员富于理性思辨，加上传媒的商业化性质，决定了他们主要是以评论员的个人魅力与传媒品牌来获得受众的认同。因此，其言论公信力不及大陆的电视传媒，却因极具主体性、个人化特征受到受众的追捧。同时，香港与台湾地区的新闻评论节目因为商业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娱乐化。正如钟大年所言:“与国内电视新闻评论主体的评论风格相比较，众多的港台电视评论节目让我们感受到当前华语新闻在基于受众心理和收视率的考量下，正在走向评论综艺化的趋势，即资讯+娱乐的特点。”^[27]比如，在香港地区的一些时事新闻评论节目中，评论员擅长用通俗易懂甚至调侃的话语进行点评，窦文涛的《铿锵三人行》就是典型，随意但不随性，是评论综艺化的表现;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大闷锅》则完全以娱乐为目的，没有严肃的议题，只有轻松搞笑。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认为，由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条件，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新闻评论员在构成、目的与言论公信力方面都存有一定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三者之间无法被彼此取代。但是，三者之间的确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方面，取长补短，在保证评论员的观点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摸索出一条语言生活化、形象个性化、分析专家化、观点平民化的道路。比如，凤凰卫视的新闻评论员机制设置时间比央视长，经验相对丰富，评论员班底相对固定，并且已经形成观众群和明星评论员效应，很多评论员因为凤凰卫视而成名，树立权威，在业界邀约不断。央视的新闻评论员背景各异，也有丰富的媒体经历，但不同的是央视评论员的媒体经验大多来自内地，凤凰卫视评论员的媒体经验大多来自港台地区等媒体，不同体制下的行业背景造就了不同的评论风格。大陆人才聚集，央视的新闻资源库也很丰富，这为央视评论员的未来发展奠定了优越的基础。央视的评论员机制设立才4年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而且节目形式也有待创新，更多新鲜的模式有待挖掘。凤凰卫视的评论员机制设立时间虽然长，但是存在节目形式同质化的现象，需要的除了评论员的评论能力外，还有节目形式的变通，二者合力才能创造更多有新闻价值的节目。而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常常连线普通民众，对时事进行评价，这种亲民的模式也可以让民间话语在大众媒体上得到表达。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电视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进而创新。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4页。

[3]转引自查有梁:《什么是模式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90页。

[4]转引自查有梁:《什么是模式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90页。

[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6]参见汪基德:《论教育传播模式的建构与分类》，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52页。

[7]具体来说，“本土化”是指新闻评论员来自本地，如江苏城市频道《新闻夜宴》的评论员都来自江苏本地。“候鸟式”模式是指电视台邀请外地的新闻评论员来做节目，如江西卫视《深度观察》、上海电视台《海上夜谈》、天津电视台《观点强中强》等。“驻京办”模式是指一些电视台因新闻评论员或嘉宾资源缺乏等问题，将很多节目拿到评论员资源丰富的北京来制作。

[8]参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9]钟大年等:《香港内地传媒比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10]转引自钱庆义:《电视新闻传播的新卖点——兼议凤凰卫视的新闻评论节目形态》，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4年11月。

[11]杨华:《杨锦麟这家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12]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3]这种“无国界”，我们可将其看作是地理上的无国界和概念上的有国界的结合。

[14]《刘长乐:品牌文化锻造强势传媒》，来源于凤凰网，参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6/36358/2814567．html。

[15]转引自王淑兰、颜彦:《明星主持与频道品牌化——凤凰模式分析》，载《新闻知识》，2007年第8期，第14页。

[16]转引自人民网，秋乡:《访“凤凰卫视”专职电视评论员何亮亮》，原载《今传媒》。

[17]戴辉娟:《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8]转引自林倖妃:《谁掌握发言权?政论节目主要来宾身份》，载《天下杂志》，2009年第7期。

[19]江子芽:《李涛会把台湾带到哪里去?》，载《财讯》，2001年第236期，第150～154页。

[20]邹振东:《类型与特点——析台湾的电视谈话节目》，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4期，第76页。

[21]参见:Livingstone＆Lunt(1994)．Talk on Television: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Debat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2]转引自林锐锐:《台湾电视政论谈话节目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页。

[23]师永刚:《解密凤凰——凤凰卫视时事开讲影响力》，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4]本节内容参考李丰的《台湾电视新闻评论栏目模式是否适用于大陆同类栏目》，载《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20期。

[25]师永刚:《解密凤凰》，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26]曹景行等:《电视新闻评论员:职业素养与媒体权威的融合》，载《电视研究》，2010年第1期。

[27]钟大年:《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