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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时间:2022-09-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我认为,有必要唤起国人对于我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根据这种说法开出的“处方”,则是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额薪酬收入,如限制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薪酬不得超过本单位员工平均薪酬的五倍,对个人所得征收高额累进税等。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

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1]

(2006年6月)

我认为,有必要唤起国人对于我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促使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揭示出来。但仅仅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在后一方面,我同意易纲教授的意见,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只能把问题弄得越来越乱,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1995年,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34的高水平。接着,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只是到2000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9。由于没有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

最近两年出现一种解释,说我国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太强调效率,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缘故。据说由于市场化改革太强调效率,以致平等受损。我对这种说法是很怀疑的。根据这种说法开出的“处方”,则是调整对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额薪酬收入,如限制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薪酬不得超过本单位员工平均薪酬的五倍,对个人所得征收高额累进税等。这就更是文不对题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的正确方针。不过,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提法背后隐含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平等和效率总是存在可以互相代换的负相关关系,是有问题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换的理论,一般认为是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这本书。所谓权衡(trade-off),是指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代换关系,即负相关关系。但是,从那本书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肯讲的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结果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讲的不是结果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是机会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对于有天生能力缺陷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会的救助。至于机会的不平等,则对于效率只有负面的影响,而不会有正面的影响。反过来说,机会不平等的消除却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而绝不是负相关的。实现机会平等只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相反。所以,认为目前收入差别过大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问题。

考虑到这两种不平等对效率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对另一个问题作出估量,即: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有多少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造成的?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

应当承认,由于腐败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估量腐败的规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有些很好的研究比如李实教授根据公开资料算出,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是由城乡差别造成的;而城乡差别又受多种复杂原因,包括易纲教授刚才说的物价标准不一样等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估量腐败因素在基尼系数里面所占的份额有多大。我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本教科书里面引用过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提供的一个数字。他说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了0.49。[2]0.07个百分点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外一个佐证,是1988—1992年间几位经济学家对我国租金总额对GDP的比率的计算。据国务院研究室胡和立的计算,1987—1988年全国租金总额对GDP的比率是20%—40%。中南财经大学万安培估算,在1992年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寻租狂潮中,全国租金总额竟然达到6243.7亿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32.3%。[3]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在劳伦斯曲线图的45度线下的阴影部分再加上20%—40%GDP的不均分配,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会是多大!

从日常感受来说,现在社会中的腐败活动随处可见,严重程度也骇人听闻。纪念复旦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碰到内地很穷的一个省份的大学校长。他告诉我,那里最近几年最发财的一种“买卖”是基层政府官员出卖小煤矿的开采权,用“入干股”等办法收取贿赂。很低级别的官员卖一个小煤窑就收入几千万。这类腐败收入加在一起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另外一个就是垄断部门,垄断部门的收入非常高,这是机会不平等,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能力有不同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以上判断是对的,我们现在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就应当是把腐败制止住,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要实现市场化。不实现市场化,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寻租的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没有了这种行政干预和权力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所以,寻租问题只有靠实现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才能解决。

我同意樊纲教授刚才讲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起码世界银行所说应当由政府负责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来。首先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目前全国有三个省实现了全民低保)。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另外一件,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是呼吁尽快把这两件事情办成。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2006年6月2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的发言。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7月5日。

[2]吴敬琏(2004):《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1999):《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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