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截瘫者的心理健康及心理援助

灾区截瘫者的心理健康及心理援助_四川地震灾区民众心理健康与心理援助的研究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造成无数原本身体健康的人一瞬间失去了健全的身体，让一些强健的人终生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成了截瘫者（灾残人员）。2009年，四川省残联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7月30日，汶川大地震共造成5756人致残。

地震截瘫者因突然遭受灾难的创伤，由一个健康人变成肢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心理打击很大，感到孤独无助，多表现为恐惧、焦虑、绝望、情绪低落、否定现实，患者处于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在截瘫者的治疗过程中，截瘫者自护能力低下，大多数患者需要在家庭成员的照顾下进行基本生活活动，这使截瘫者多有冲动、依赖、脾气暴躁、人际敏感等表现。

截瘫者不仅自身经历了突然而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躯体功能甚至行为、认知等都会发生改变，生活自理能力有所下降，而且其家庭也因其受伤而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精神等多重压力，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家庭角色和家庭分工随之发生明显改变，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规律被打乱，家庭从此背负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及高额医疗费用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因此，为了更好地帮助截瘫者重获健康的心理，加强对截瘫者的心理援助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灾后截瘫者的心理援助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进行。

一、灾区截瘫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地震灾难除了给灾残人员造成了躯体创伤，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灾残人员的心理形成巨大的落差，强烈的外界刺激会引起受灾人员的情绪变化，引发焦虑、抑郁等症状。同天生残疾的人员相比，因灾致残人员遭受了对灾难的恐惧等心理创伤。同一般受灾人员相比，因灾致残人员面临着更严重的心理伤害，除了要面对失去家园、痛失亲人等感情伤害这种巨大的灾难心理创伤，还要面对自己所遭受的身体创伤、生活难以自理等一般残疾人的弱势自卑感。

地震截瘫者具有受灾人与残疾人的双重特征，他们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也比一般受灾人群和残疾人群更为复杂、多样。在构建针对地震截瘫者的社会救助体系时，必须根据地震截瘫者的特征，建立一个既有短期灾难救助、又有稳定长效的基本社会救助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

二、调查报告　汶川大地震截瘫患者的社会支持与心身健康的研究

（一）调查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地震灾区截瘫者的调查，了解地震后截瘫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他们的工作、生活、婚姻、家庭、精神症状、社会救助现状等，并且对地震截瘫者的社会支持与心身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截瘫者社会救助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对截瘫者现状的分析了解，更有效地发动社会力量给他们以帮助、关心。

通过对地震灾区截瘫者的系统调查，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政府、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健康情况和工作、家庭、生活等问题，能够为国家对截瘫者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依据。

（二）调查内容

我们通过访谈法了解截瘫者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以及国家、社会对截瘫者实施社会救助的满意度。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症状自评量表，通过对截瘫者的进一步问卷调查，了解其社会支持现状及精神症状方面的情况。

（三）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2012年9月，我们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法，选取“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北川）截瘫者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45份，回收135份，有效回收率为93．10%。剔除内容不完整问卷，共得有效问卷127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94．01%。我们调研的地区包括北川新县城、北川老县城、擂鼓镇等；调研对象中，男58人，女69人，被试平均年龄为49．03岁。具体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详见表6－9。

表6－9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2．调查量表

（1）症状自评量表（SCL－90）^[13]

症状自评量表由德若伽提斯（L R．Derogatis）编制（1975）。此量表在国外已被广泛应用，在国内也已应用于临床研究，特别是精神卫生领域已广为应用。此表包括90个项目，其中包含9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此外，还有7个项目未归入任何因子。本量表采用5级评分项目（从0～4级），按照事情发生的心理感受程度进行5级评分：从无为0，轻度为1，中度为2，相当重为3，严重为4。如事情未发生则按从无（0）统计。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97，重测信度大于0．7，每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大于0．36，显著性水平达到0．0001。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4]

本量表由肖水源于1986年设计，1990年又根据使用情况进行了小规模修订。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以来，《社会支持量表》已在国内20多项研究中应用，并被译为日文用于一项国际协作研究。SSRS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这3个维度。整个量表中1～4、8～10这7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1～4），第5、6、7条目的计分方式略有不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重测总分一致性R＝0．92（R＜0．01），各条目一致性R（1～10）在0．89±0．94之间。

3．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四）调查结果

1．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1）汶川地震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比较

表6－10为汶川地震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比较的结果。经t检验发现，地震灾区截瘫者的9个因子得分与国内常模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p＜0．01），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国内常模，被试在各方面的症状表现均为中等水平。

表6－10　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M±SD）

（2）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结果与国内常模比较

表6－11为地震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本研究被试的社会支持总平均得分为（32．79±6．48），客观支持平均得分为（7．39±2．78），主观支持平均得分为18．36±4．35，对支持的利用度平均得分为7．03±1．88。经t检验发现，地震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国内常模，并与其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

表6－11　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评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M±SD）

2．地震灾区截瘫者在人口学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1）地震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的统计与分析

对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面貌、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就业情况和不同年龄的地震截瘫者在症状自评量表上进行了差异检验，发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就业情况和不同年龄的截瘫者在症状自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6－12呈现了有显著差异的数据，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截瘫者在症状自评量表的敌对和其他两因子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政治面貌的截瘫者在人际关系因子上得分差异性显著（p＜0．01）。

（2）地震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的统计与分析

对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面貌、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就业情况和不同年龄的地震截瘫者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上进行了差异检验，发现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政治面貌和不同年龄的截瘫者在症状自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6－13呈现了有显著差异的数据，结果显示：不同就业情况下的截瘫者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客观支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有就业的截瘫者在客观支持上得分明显高于未就业的截瘫者。

表6－13　地震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的一般状况分析（M±SD）

3．地震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对截瘫者的社会支持与症状自评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6－14。从表中可以看出：地震灾区截瘫者精神症状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其中，躯体化与对支持的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强迫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人际敏感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抑郁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敌对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对支持的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恐怖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偏执与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他与客观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症状自评总分与客观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6－14　社会支持与精神症状的相关分析

4．地震灾区截瘫者症状自评与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地震灾区截瘫者社会支持对症状自评的不同影响，在前面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以症状自评量表的各因子为因变量，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维度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6－15。从表6－15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度与躯体化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80，t＝－2．29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强迫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79，t＝3．04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人际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22，t＝2．59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53，t＝2．10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度与敌对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77，t＝－2．430），而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敌对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75，t＝2．419）；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恐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88，t＝3．11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偏执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639，t＝3．656），而社会支持总分与偏执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52，t＝－2．587）；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其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61，t＝2．271），而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其他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40，t＝－2．140）；截瘫者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SCL－90总分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20，t＝2．744），而社会支持中的对支持的利用度与SCL－90总分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49，t＝－2．278）。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均对焦虑、精神病性两因子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具体情况见表6－15。

表6－15　社会支持与精神症状的回归分析

续表6－15

（五）讨论

1．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症状自评的总体状况分析

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良好，这一结果与贾福军^[15]等人的地震截瘫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偏低的结论相反。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的精神症状较好，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都处于良好状态，患者的心理卫生水平较高。但本研究结果与马煊^[16]等人研究得出的在各类疾病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常模的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本次调研的汶川地震灾区的截瘫患者多为青壮年，他们的身体状况较好，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恢复。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虽然他们的生活、工作陷入困境，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前，自己的感觉、运动、自主功能不可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身体健康方面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转而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这可能是因为汶川地震发生后，大量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和心理专家队伍入驻灾区，为灾民们提供心理援助，对截瘫患者帮助很大。据统计，仅2008年涌向灾区的心理志愿者就达2000余人，四川省科技厅派出13支专家队伍实施心理援助；截至2010年底，中科院共组织了2100多人次投入到地震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工作^[17]。

汶川地震灾区女性截瘫患者比男性截瘫患者症状自评分值低，说明女性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男性喜欢独自处理问题而非外露情绪有关。而程虹娟等（2005）^[18]研究表明，女生的支持人数、满意度、信息支持、物质支持和情绪支持显著高于男生。

汶川地震灾区团员截瘫患者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党员截瘫患者、群众截瘫患者。这可能是由于党员截瘫患者思想觉悟较高，自我心理控制能力较强。有研究发现，团员的意识比较薄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对自身期望值过高而与现实的冲突造成心理失落，个人的心理极易失衡^[19]，这可能是导致团员截瘫患者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党员截瘫患者、群众截瘫患者的原因之一。

2．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社会支持的总体状况分析

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社会支持的整体状况偏低，这一结果与刘长美等人的外伤性截瘫患者整体生存质量较差、社会支持较低的结论一致^[20]。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21]。社会支持是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的重要资源，通过社会支持，患者可获得信息和经济支持，分享他人的建议和想法，从而感到愉悦和满足，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心理满足感，从而改善生命质量。患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生命质量也越高^[22]。从调查的实际情况分析，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首先，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已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各界提供的物质援助不一定能满足灾区群众的生活需要，而截瘫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力度不强。其次，地震发生后，截瘫患者的心理创伤较严重，当他们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往往缺乏求助途径和求助意识，不擅长利用社会支持来解决问题，缺乏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习惯。总之，为了提高地震灾区截瘫患者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我们应该从实际需求出发，在解决其生活、医疗问题的同时，帮助与鼓励截瘫患者就业，使其生活逐渐自理，重树生活信心；在其身心进行康复的同时，开展文体活动，通过心理辅导机构帮助其学会自主调节心理，达到心身同步健康。

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中，就业的截瘫患者的客观支持得分显著高于未就业的截瘫患者。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尚需时日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单位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失，职工对单位的依赖尚未完全解除。在遇到困难时，大多数患者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单位，对于截瘫这样需要巨额救治资金的病症，加之劳动能力的丧失，职工几乎不可能仅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渡过难关，有就业的截瘫患者就可以借助单位的参与解决问题^[23]。

3．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症状自评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分析

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症状自评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表明：客观支持与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恐怖、偏执、其他7个因子及症状自评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程度越高，截瘫患者的这几个因子及总体状况所具有的躯体表现越差，精神病症中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存在的问题表现越多。这可能是由于地震发生后，截瘫患者失去了自理能力，面临永久卧床的可能以及由此引发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其家人、朋友、同事以及社会各团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这使他们感觉到被视为了弱势群体。截瘫患者一方面渴望得到关怀和帮助，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同情和怜悯，害怕被人轻视。对截瘫患者的客观支持可能会诱发其自卑心理。肖水源认为，有些人虽然可以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24]。因此，在对截瘫患者进行社会援助时，应多采用赞许、鼓励的方法，以增强患者的自信心，正确引导患者勇敢地接纳社会支持，珍惜来自社会、他人的帮助。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与患者分享自己的建议和想法，鼓励患者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利于患者充分地利用社会支持，从而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25]。心理健康因素与社会支持因素相关分析，在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其结果显示两者呈负相关^[26]，这一结论与本书中对支持的利用度与躯体化、敌对、偏执3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p＜0．05）的结果相一致。这一结果说明，对支持的利用度具有减轻躯体化、敌对、偏执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汶川地震截瘫患者焦虑和精神病性影响较小，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是很密切，整体解释度很低，最高才23．8，说明预测力不高。这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至于具体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介变量是什么，以及相互间是如何作用的，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出现这种结果可能与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症状自评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及截瘫患者领悟社会的能力有关。Nal Tera等人（1986）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得到的社会支持的信念^[27]。由此可见，本研究中截瘫患者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同时也说明了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对截瘫患者的心身健康更有意义。多数学者认为，主观体验到的支持比客观的现实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被感知到的现实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28]。

（六）结论

第一，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症状自评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与国内常模均存在显著差异，其得分明显低于国内常模。

第二，汶川地震灾区不同性别截瘫患者在症状自评量表的敌对、其他因子上差异显著，不同政治面貌的截瘫患者在人际关系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第三，汶川地震灾区不同就业情况下的截瘫患者在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上得分差异显著。

第四，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症状自评量表中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恐怖、偏执、其他、症状自评量表总分与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差异显著。

第五，汶川地震灾区截瘫患者的主观支持对症状自评量表无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对症状自评量表中的焦虑与精神病性两因子预测作用不显著。

三、截瘫者心理援助的建议

（一）心理援助要配合截瘫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在截瘫者的治疗和康复阶段，要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辅导，配合生理上的治疗和康复，达到身心的平衡与健康，可以运用以下疗法。

1．支持疗法

高度重视和同情患者的痛苦，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通过日常的交流，帮助患者克服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遇到的伤痛和痛苦，帮助其树立能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2．自我防御疗法

截瘫患者往往容易出现否认、压抑、移置、认同等自我防御的表现。研究证明，积极的防御机制能给疾病治疗带来一定的帮助，而消极的防御有碍疾病治疗的效果。因此，要帮助患者认识到积极自我防御与消极自我防御的区别，以及积极自我防御对治疗和完成康复训练的重要性，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归因方式和积极的认知方式。

3．疏泄疗法

帮助患者寻找适合自己的宣泄方式，将心中积郁的苦闷或矛盾冲突倾诉出来，然后再给予引导，让患者自己理解其思想与情绪反应的不恰当之处，以减轻或消除其心理压力，方能使患者更积极地配合治疗，有利于其身心的康复。

（二）帮助截瘫者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一方面，可以建立同辈小组，请截瘫者加入同辈群体，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帮助患者解决心理问题。可选择积极配合治疗、肢体功能改善良好及情绪状态稳定的截瘫患者，作为小组的榜样或典型。通过同辈交流和学习等方法，帮助心理问题较严重的患者克服心理障碍，重拾信心。另一方面，将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患者的朋友或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形成小组。社会工作者作为中介，协调小组成员的关系，共同帮助患者，使患者感受到关心与尊重、温暖和鼓励，从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三）为截瘫者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鼓励截瘫者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一方面可以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帮助其身心恢复；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收入，改善经济状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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