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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易”新视角

时间:2022-09-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看来,“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决定着全球贸易秩序和状态的变化。对于“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的影响,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指出,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制造业新技术的不断增加,提示着贸易变化在加速,说这是对全球贸易的“不祥之兆”,

经济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悲观判断,主要来自颇显黯淡的贸易变化曲线。货物贸易增速低于一路走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化失灵或发生逆转的观点渐成潜在主流。但正像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16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的,如果将网络经济迅猛发展以来数据和数字信息的跨境流动计算进去,情况看上去就不一样了。

数字交易及其影响力

数据和数字信息的跨境流动在几十前几乎不存在,在几年前也不为经济统计学家所关注。但现在,如同服务贸易正在与货物贸易比翼齐飞,“数字交易”和“数据交易”显示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量,以及由此引起的跨国数字支付的数量,已经影响到贸易的真实规模。“数字交易”也许有一部分与“实物交易”发生统计重叠,如同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所牵连,但其数量的增长和增长产生的影响正在超过货物贸易。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所经济学家苏珊·伦德说,过去十年,数字信息流量增长了45倍,预计今后五年还要增长9倍。“这是各经济体之间的一种突飞猛进的新型流动和关系,谁都没有真正留意过。”

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看来,“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决定着全球贸易秩序和状态的变化。所谓“数据流”,既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所包含的一切,也包含了新型服务贸易中所有的新载体的运动方式,还包含了跨境网络通信和跨境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甚至应当包括跨境电子邮件、跨境电子支付处理和一切数据信息的流动。他们认为,尽管传统的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流通看上去放慢了,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由2007年巅峰时期的53%降至2014年的39%,但全球跨境数据的流通却出现了激增。仅在2013年至2015年全球数字信息流通量就翻了一番,达到每秒290TB(兆兆字节),2016年这个数字将再增长三分之一,而这意味着,到2016年底,全球企业和个人发送的跨境数据量将达到2008年底的20倍。他们估计,2014年国际货物、服务、资金、人员和数据等的流动已经使全球GSP增加了7.8万亿美元,货物与投资各占一半,其中有2.8万亿美元完全是数据流,略高于全球商品贸易创造的2.7万亿美元。他们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流服务以及脸书和手机游戏等需要大量数据的数字产品出现,更重要的出现在企业制造的产出过程中,如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喷气发动机的燃料喷嘴,到2020年,仅美国通用电气公司3D打印的零部件就将达到10万个。

苏珊·伦德分析说:“我们中许多人对全球化的认识仍然是,巨型集装箱货轮从遥远的工厂载满制造业产品,将它们运往世界各地的市场。但我们看到的全球化已经变得非常不同,并朝着数字化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对全球贸易结构的瓦解与重新组装,预示着贸易所表达的全球化有了新的场景变化,即企业也开始部分地去中介化,将会更多地利用数字方式订购可以通过3D打印的商品,甚至只通过3D打印的设计,而不是一切都要通过集装箱运输的方式来完成跨境贸易。

“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引起的变化,不仅是全球贸易结构与方式的变化,也会引起全球制造业布局的变化,并对全球市场的疲软结论发出了疑问。全球制造业布局的变化,体现在制造业企业迁往离目标市场更近的地方开始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跨国数字服务商在目标市场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将会成为潮流。当前,全球市场的疲软不能用传统贸易周期性理论得到完美的解释,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无视这个理论苟延残喘的存在,但它在数字经济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传统贸易周期性理论以产品过剩和需求降低为分析坐标,尤其以大宗商品的跨国供给与需求为依据,这一幕的高潮已经过去,至少从主角地位沦落为配角,而真正的明星是瞬息登台的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14年的一份分析报告里就关注到相关的问题,认为全球贸易放缓,一半来自结构性因素。这个结构性因素虽然含义朦胧,并不全然指向国际贸易方式的变化,而更多地是指制造业供应链的布局变化,但支配这种供应链布局变化的数字动力俨然就在其中。后者才是颠覆全球贸易流转格局的真正推手。

麦肯锡报告分析的价值在于,他们从看似疲软的全球贸易表象中看到真正的变量在哪里,至少是在“数字交易”或“数据交易”的“替代”中。他们甚至认为,许多制成品如汽车和药品的全球消费已经超过这些商品的贸易增长,但许多中间商品如织物与电子零部件的全球贸易增长却呈现放缓迹象,这是“数字交易”或“数据交易”发展的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全球商品和资本贸易的增长停滞与数据流通的激增是相一致的,这表明21世纪的数字经济已经在瓦解分化旧的贸易格局。这无疑会带来一种新的思考:第一,要对目前的全球贸易疲软评价进行新的梳理,数字经济造成的变化大于周期性危机造成的影响。用具有一定陈旧性的模式尺度一锤定音地解释目前全球贸易的变化,进而得出全球化风光不再的结论,未必符合事实。由此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悲观可能会是一种误导。第二,对全球贸易的一成不变的统计和信息反馈体系需要按照新的运行事实恰当地修正,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知行不能够合一的“怪圈”。第三,应当按照“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的新的贸易发展趋势明确打造新的贸易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新的轨道上发展。应当看到,这种新的贸易走向,不仅有利于数字力量实力雄厚的大的跨国企业,同时有利于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人。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一些国家和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如此,伴随着贸易模式的改变,也要对影响到贸易的货币政策做出理论与实践上的调整。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货币宽松政策的相对失灵提出疑问,对全球普遍出现的“通缩”现象也迷惑不解。问题提了出来,但更重要的是再思考。“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应该会影响国际和一国内部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的变化。一般地讲,各国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体系都在发生变化,商品价格下行而服务价格上行,这是个普遍的趋势,如果依然刻舟求剑式地将旧的指标体系当作主要的经济参数,无疑会增大误判的概率,甚至会发生南辕北辙的可能。

对于“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的影响,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指出,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制造业新技术的不断增加,提示着贸易变化在加速,说这是对全球贸易的“不祥之兆”,可以理解为对传统的贸易概念是“不祥之兆”,对新的贸易流程与秩序应当是祥瑞之兆,但前提是必须加快适应与改变。但他们对“数字交易”或者“数据交易”的各国发展情况分析,似乎并不全面。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显示,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货物、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方面“超群突出,其他国家远远落在后面”。在他们的眼里,单就数据流动而言,“数据联通最强的都是发达国家,而且多数为西方国家。荷兰是欧洲互联网流量的中心,排在第一位,接下来是德国、英国、法国、瑞典、新加坡和美国”。苏珊·伦德解释说,美国在这方面实力很强,欧洲除外的每个洲消费的超过一半的数字化内容是美国生产的,美国作为全球数字化网络的中心受益匪浅,这么看贸易和互联互通,美国正在丧失全球竞争力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如果看什么决定全球化的未来,那么美国仍走到前面”。就人员流动来讲,加利福尼亚州在世界上排第四位,超过了英国与法国,而中国的广东贸易货物的进出超过了整个美国。那些落在后面的国家是哪些呢?她说,“有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印尼和印度,如果在过去十年里更开放,它们的经济规模可能比现在的规模高出50%”。还说,亚洲强国比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看起来也“沉溺于过去”,几十年来它们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方面很优秀,进出资金流量巨大,但是它们的跨境流动人员很少,“数据流量更低得出奇,这表明它们尚未为下一个全球化时代做好准备”。

互联网与平台经济

中国目前也确实不是数字化贸易走在最前列的国家,中国的跨境电商刚刚起步。中国目前是互联网大国,还不是互联网强国,但说中国“数据流量更低得出奇,这表明它们尚未为下一个全球化时代做好准备”,有些夸大其词。2015年,中国出口与网络零售均居全球之首。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3.2万亿元人民币。在2016年里,仅是阿里公司,网售额就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将会超越亚马逊。中国的跨国电子商务也正在成为外贸的新增长点,将在厚积薄发中走向成熟,目前要做的是扩大试点,放开手脚,并且在理念上充实“数字交易”的概念,扩充统计半径。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互联网用户重心正在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转移,中国现在有6.7亿左右网民,印度有3.5亿网民,2017年将超过7亿。相比之下,美国的网民为3亿多。在“数字交易”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乃至个人交易者是机会均等的,交易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旦能量全方位释放,其对外贸规模与质量的影响,将会是几何级数的爆发状态。

诚然,互联网发展至今,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也还没有发生显著影响。但埃森哲数码物联网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预测,20年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将互相连接。埃森哲的研究报告说,到2030年,物联网技术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1.8万亿美元的增量。到那时,“数字交易”以及所连接的一切产品,让“数据贸易”从形式到内容全盘发生变化。据报道,为了这种适应数字化贸易和“数据贸易”的新状态,英国已经研发成功一种并不同于比特币的数字加密货币。中国也将较快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作为工具,互联网有运用广泛和能力无限延伸的可能,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柄真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可以铸剑为犁,深耕我们共同的经济土壤。它的工具性质决定了运用中的攻防性和技术拥有者的不对称优势,因此必然派生出网络主权的概念。这是当前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甚至欧洲盟友在网络管理和保护隐私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的根源所在。但是,当我们不是把它用在近乎“邪恶”的概念上,而是运用在经济发展与全球的贸易活动中,部分的网络主权也可以平等让渡,形成“数字交易”的另一种“自贸区”。这是比现有“自贸区”功能更为强大,更能拉动传统外贸转型,真正扭转当前外贸颓势,形成多边贸易机制的途径。

美国是互联网技术的策源地。去世不久的雷·汤姆森在1971年发送了世界上的第一封电邮。美国就其技术的开创性资源来讲无可匹敌,但是,互联网虽然是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源,华盛顿的利益与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技术企业数据共享的要求并不一致,因此与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推进发生了许多错位。这是美国削弱互联网和互联网反过来可能削弱美国力量的一个结。

在中国,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发展“数字交易”的事实上的“自贸区”已经被定义为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人们记得,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高潮中,阿里公司的马云曾经大声疾呼,“一带一路”还要加上“一网”。互联网正在更加立体化地强化着“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半径,一方面使设施联通具有更高的便捷性和即时性,另一方面也使贸易畅通、资金流通、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有了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手段。互联网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也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更是世界商贸发展的“永动机”。它给制造业带来了机器人与物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的产业形态,同时创造了具有国际化功能的具体的贸易平台和全球半径的共享经济,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具体形式。这说明了,中国的“数字交易”不但不落后,更具有创新性。

“平台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尽管有人望文生义,认为平台经营模式过去就有,比如信用卡市场与收单订货市场相连接就是一个理想的双边服务平台。如果是这样理解“平台经济”,未免小看了互联网技术的塑造力。因为在前信用卡时代,现金交易与收单市场也是一种双边的市场“平台”。平台只是一个比喻,或者描述交易与消费的平等性。它的本质是无边界的互联互通的网络市场,基本形态是空间在有限中的无限,性质上不可切割,核心要求是便捷与共享分享,效果是尽力去掉横亘在市场中的不必要的中介转手因素。现在有人感叹生意不好做了,其实是方式和流程变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多余市场层次将要消失和已经消失,直接贸易正在被间接贸易所取代,传统的商业手段逐步退出市场舞台,网络造就的市场新平台,无所不能。我们说“数字交易”本身就是一个“自贸区”,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定义的。

互联网“数字交易”或“数据交易”跨境平台的这种特征,也意味着市场微观组织结构包括企业微观组织结构不再是叠床架屋的“金字塔式”,也未必是“扁平式”,应当是没有层级的双边和多边平等互利的“交互式”。

“平台经济”的出现,与互联网突破空间界限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对市场包括国际贸易市场的一场革命。在中国提出的“互联网+”中,从门户网站、网络游戏、社交网站、电子商务、网络视频到第三方支付、网络金融,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型企业大量出现,在美国,从脸书、谷歌、苹果、亚马逊到Airbnb.Uber,在中国,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到滴滴出行等等,都是“平台经济”的中坚力量。甚至,中国的家电制造巨头海尔公司也颠覆了传统模式,不仅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出现了变化,并且在全球首家推出了全开放、交互式智慧生活的“海尔U+平台”。平台企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向市场用户和各种生产要素开放,发挥了互联网快速集聚社会资源的强烈效应,成为市场新的领头羊。

从市场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经济平台,它有一定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特征,更具有超空间超时代的特征。在古丝路时代,生产者与交换者克服了自然地理障碍,构造了具有一定走向的网络状的市场贸易网,促使商流、人流和信息流交互流动,缔造了人类早期和近期的商业文明。由于传播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局限,这个超级的地理市场空间也会因为人为的和自然的局限出现盛衰交替周期,但在互联网的时代里,有限的空间开始变得无限,“一带一路”也就在历史的变化中重新放出光彩。“一带一路”所能勾勒的现代市场,不仅契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要比古代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更开阔,市场效应更显著,并且在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中,还会展现前所未有的跨国商业发展前景。我们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互联网的出现与广泛应用,给“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崭新市场平台带来无限可能的空间,“一带一路”恰逢其时地横空出世,也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远景。“一带一路”的世界发展观与市场再发现,在21世纪里与互联网技术的世纪性发明相逢,迸发出来的市场能量之大,将是可遇不可求的。

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原因,中国对“互联网+”中出现的跨境电子商务形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16年初,在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青岛、深圳、苏州十二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用新模式为外贸发展提供新支持。在综合试验区内构建包括企业、金融和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体系、智能物流体系、一站式服务体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并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商的发展,无异于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的消费打开又一扇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与通道,为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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