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变革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

深井英喜

序　言

有关全球化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消极论认为全球化导致了日本社会两极化（等级社会化）进一步加深，进而引发了日本社会严重的贫困问题。本文也是着眼于其消极面展开论述。

迄今所进行的诸般议论，多数认为：由于全球化，导致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也加深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并且作为应对之策，提出应实行“同工同酬”、“体面劳动”和“最低收入保障”。可是，多数的议论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当前日本劳动力市场流动化是围绕着资本积累而在劳资间所产生的力量对比的问题。本文并不反对这些论点，只是感到上述诸种论点有些过于乐观。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揭示，构成2000年以后的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的主要原因不仅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长体制及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也滋生了围绕资本积累而在劳资间产生的阶级对立的问题。

一、日本经济的增长结构、分配结构的变化

通过对各种指标的观测，不难发现，日本经济结构以2000年为分水岭，前后呈现出特征性变化。从图1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日企的收益和分配的变化。

图1　企业的收益和分配

资料来源：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

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便陷入了被称之为“失去的10年”的长期经济低迷期。然而，进入21世纪，从2002年2月到2007年10月，日本经济却迎来了“战后最长景气”。

这从图1的企业经常收益数据中不难看出。2006年法人企业（所有产业、总规模）的经常收益总额，作为战后最长景气的高峰，已远远超过泡沫经济时期的峰值。

星屋·永田（2007）曾指出，1980年以后日本经济成长的要因与2002年前后的日本经济成长要因是不同的。^[1]由是观之，2002年以前，日本经济主要靠“持续增加资本积累降低投资收益力”来实现增长。与此相对，2002年以后的景气增长则被认为是“不依赖资本积累，而是通过（提高产生力）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增长源动力的转变。也就是说，带来战后最长景气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其说是得益于资本的积累，毋宁说是投资效率（资本产出率）提高的结果。

这个从图1的总资产收益率（ReturrnOn Asset：ROA）即可得见。企业的收益率ROA，自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伴随着景气变动而波动，从长期趋势来看有下降倾向。伴随经济走向成熟，投资效率势必走低，这通常被认为是先进工业国家的通病。的确，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2002年以后的ROA绝不可谓之高，但是在持续上升。

如是观之，2002年以后的日本经济，比起资本积累，更是得益于资本生产率提升的拉动。作为战后最长景气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国民“真切地感受到经济的成长”。在当前的日本景气扩大的宏观面上，企业利润的增加通过工资等形式使家庭收入也随之增加；在分配面上，劳动者们也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可是，伴随2002年以后景气的扩大，“等级社会”、“穷忙族”等也成为热点词汇而备受关注。像这样，尽管企业经营利润增加了，可是劳动者们却并没能感到生活水平提高。

图2-1和2-2同样采用了图1的“企业法人统计”。数据显示了企业经常收益、股东分红、董事薪金、职工工资等^[2]分配的变化。2002年以后，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分红金的急剧上升。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以相互持股来安定股东为基础的被称为“日本式经营”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日企所规划能够获得积极投资的一个立足于中长期的经营战略。藉此，日本不仅克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因日元汇率升高而导致的出口市场的疲软，“日本式经营”也在20世纪80年代赢得世界赞誉。由于相互持股下的大股东其目的并不是从所持有的股票中获得收益，所以各企业也就没有必要提高红利，相反各企业却在减持红利，并将其转化为了投资资本。

如图2-1及2-2所示，日本经济另一特征是，董事薪金等根据企业规模的不同也存在差异。以资产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为例，自2002年开始，董事薪金等同分红金一样有上升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大企业中职工工资等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略微下降的趋势，董事薪金与职工工资等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

进一步，去掉职工工资等附加值来探求一下劳动分配率，会看到2002年以后的一个变化。由于日本的薪金底层结构固化，所以景气扩大时期劳动分配率低下，而景气低迷期却上升。即使是战后最长景气时期，劳动分配率依然低下。如图3所示，2002年以后，特别是大企业，其劳动分配率显著低下。虽然从整个行业看，劳动分配率在2005年多少呈现出一时的上升，但在2007年，同大企业一样却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3]

图2-1　干部及职工工资与分红变化图（企业全体）（1980=1）

图2-2　干部及职工工资与分红变化图（大企业）（1980=1）

如果从分配结构看2002年以后的景气扩大，其特征是：由景气扩大而产生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分配多是向分红金和董事薪金等一方倾斜。正如现今的景气扩大局面一样，正在向无视劳动者阶层的分配结构转换。更甚者，从企业内部的准备金可见，20世纪90年代在陷入景气低迷期时，大企业不约而同地都在积极增加其内部准备金（图3）。由此可见，如果对2002年以后的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做一总结的话，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结论。第一，重视企业员工价值的理念在弱化，更倾向于重视股东的利益。第二，尤其是大企业，变得更加重视自身内部准备金也就是自有资本的积累。

图3　劳动分配率与内部留存变化图

二、全球化与日企所处环境的变化

综上可见，“日本式经营”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转变被认为是影响日本经济变革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就是向重视股东价值、优先实现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企业体制转换。

引起日企自体这种转换的要因之一是作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即金融的全球化。当时，政府通过一揽子金融规制缓和政策，促使国内金融资产由储蓄转向投资，同时也鼓励外国投资商（海外投资家）进入日本市场。如前所述，在一直以“日本式经营”为中心的20世纪90年代，以主银行制度为基础，通过企业间相互持股而最终形成了稳定的股东层。可是，平成时期经济的萧条却导致银行产生大量不良债权，结果引起时人对该制度的质疑。以此为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企业法人、都市银行及地方银行的持股率开始有所下降，取而代之，通过施行一种称为信托银行和海外投资商的信托业务为依托主体来提高持股率。（图4）。进入21世纪，日本股份信托银行和海外投资商的持股率总体已超过35%，2008年至今约43%。

图4　各部门持股比例变化图

投资商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获得高回报。换言之，对投资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从股权中获得收益或者通过买卖股票获得资本收益。由于投资商对企业形成的这种压力，导致企业必须向优先考虑股东利益的方向转变。^[4]

另外，由于金融规制缓和，企业收购和兼并（M&A）盛行一时。在日本，企业年兼并数在20世纪90年代还不到1000件，可是到了2000年却激增到1635件，2004年超过2000件，而2005年更是达到2700件之多。^[5]作为应对M&A之策，各企业在维持本公司高股票价格的同时，为了诱导小股民不会因企业并购而抛购股票，开始采取提高股金分红等重视股东利益的策略。^[6]

“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是在美英实现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意在确保继纽约和伦敦之后日本的次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为适应日本金融市场或可谓之“全球化标准”而实施的。^[7]藉此，日企特别是大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实现了由一贯重视股东价值的“日本式经营”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转变。概言之，就是在企业经营上，向重视企业收益率，即重视企业资产的利用率的经营方略转变。

图5　不同规模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图（1980年=1）

如图1所示，日企的ROA2002年以后由下降转为上升。实际上，从OECD的数据观之，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1985—1989年为3.29%（同比美、英、法、俄、伊、加，日本位列第七）；1990—1994年为0.60%（同列第七位）；1995—1999年为0.46%（同列第七位）；而2000—2004年为1.65%（位列第二）。可见，进入21世纪后，与国际相比，日本经济持续好转^[8]，已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滞涨期。可是，从各企业规模观之，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却呈现出不均衡的恢复态势。尽管2002年以后资本过10亿日元的大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从整个行业观之，2002年以后是持续微减的，直到2005年才转为提高（图5）。概言之，可以说中小型规模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2002年以后也是呈下降趋势。

依据星屋·永田的推算，2001年以后，影响劳动生产率上扬的要因并不是由于资本装备率即投资的扩大，相反，这还是负效应（参考229页注释1）。他认为2000年以后日本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得益于投资效率的改善。但是，如图6所示，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高的资产过10亿日元的大企业，却出现了正规编制的职工人数没有明显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下降趋势。因此，综合观之可以得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因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投资效益的改善，而是由于正规劳动力投入量持续减少，相对使得固有资本利用率持续提高的结果。换言之，是由于ROA=净利润率（税后净收入/营业总收入）×总资产利用率（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的提高而实现的。

图6　不同规模企业从业人数变化（1980=1）

图7　大型企业的ROA构成要素的分析（1980年=1）

资料来源：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

图7是对资本过10亿日元的大型企业的ROA构成要素的分析。2000年以后ROA的上升是得益于销售额的高利润率的增长的拉动而并不是总资本周转率。而拉动销售额高利润率增长的又是得益于2002年以后迅速好转的营业利润。据有关人士推测，如图3所示，这一时期日企的劳动力分配率急速下滑，正是削减劳动力成本来换取营业利润改善的结果。

三、后工业化与削减劳动力成本

有关论述日本劳动力市场流动化的文章已有很多，本文因字数所限，只能略谈一二。引起日本劳动力市场流动化的经济性要因，其一是由于国际贸易规则的扩大，使得国际分工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二是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IT革命）所带来的“熟练技术的瓦解”。

本文认为，21世纪是日本经济结构的一个大转化期。诚然，失业率的只高不降、还有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化，对日本经济结构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给日本经济结构转换带来根本性影响还是中国正式加入的国际市场体制。

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始于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也是在这个时期随之扩大。可是，对外国企业来说，在有中国特色贸易惯例的中国进行商务，委实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促进直接投资等行为受到抑制。但是，中国为了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在1999年3月对宪法作了修改，随后于2001年12月又加入WTO，这些举措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正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市场开放的道路。受此鼓舞，从2002年开始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迅猛增加。其结果，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特别是在沿海地区集聚了大批以加工装配型产业为主的生产基地。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20世纪90年代，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由中国廉价劳动力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食品和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可是2002年以后，作为最终制成品的装配产业在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权重提高，特别是与信息相关的电脑等办公器材的进口量激增，与此相反，日本向中国增加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含有精密技术的以电子产品的生产资料、部件为主的最终产品（佐佐木·古贺2003）。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由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的扩大，从日本流入中国的雇员中，电器、机械制造业的技工成为了雇佣主体，而这些人也是构成日本中间阶层的雇佣人员。

其次是关于IT革命。IT革命在生产技术上带来的变革是计算机运算处理能力的高度化和通信速度的高速化。

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能力的高度化使得不需要脑体力劳动者，便可推动特定业务实现程序化。人类通过长期劳作积累经验而掌握的纯熟技术结果被计算机程序化了，这也导致特定行业雇佣人员变得非正规化。

另外，信息通信速度的高速化促进了产业布局的优化配置。制造业的装配工程的外部化自不待言。例如，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国，通过因特网，在中国就可协调和处理日本本土企业中白领的工作。

面对如此变化，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的正规招聘开始偏向于招收一些具备沟通能力的非专业性的交际型（管理业务和营业）人才和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专业型（技术工作和研究开发工作）人才。并且，特定业务和不懂技术的交际型服务行业的人员雇佣标准也变得非正规化。这样便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构造，造成了被称为“等级社会”的社会的不平等化、贫困化，这也使得企业特别是员工国际化的大型企业削减劳动力成本成为可能。

结　语

本文认为，2000年以后的日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如果采取以牺牲国内劳动力市场来确保收益率的话，那么日本社会如今所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加严峻。第一，战后日本最长的经济景气是靠控制人工费而不是靠技术革新实现的，而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在谋求通过削减劳动力成本来维持和改善资本收益率的经济结构下，寄希望于建立凯恩斯主义型经济社会来调和劳动者加薪（提高生活水平）同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的日本经济结构中隐藏着使劳资间的利害关系变得尖锐对立的高危险性。

多数经济学家总喜欢把全球化竞争下甚至包括家庭收入在内的经济的成长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股东关心的是企业的ROA；经营者希冀的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经济中，尽其所能压低劳动力成本来维持不断满足股东价值的经营能力。

另外，如果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力而抑制劳动力成本的话，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意在降低劳动者失业成本、限制经营者决定权的政策，而这又会引起激烈地反抗吧。

参考文献

［1］［日］星屋和彦、永田久美子：《企业行为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利益分配》，财务省、PR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07A-03），2007。

［2］［日］佐佐木仁、古贺优子：《对中国进出口的扩大及变化》，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编《经济点评》7月2003-03。

［3］罗纳德·多尔：《建立谁的公司？》，（岩波新书）Glyn，A.（2006）Capitalism Unleash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日本语版：横川、伊藤译《疯狂的资本主义》，钻石出版社）Nelson，J.（1995）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Sage Publications。

（作者：三重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经济学科副教授；吴限译）

【注释】

[1]这些分析通常是把作为产生附加价值源泉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资本装备率和投资效率，然后分析各自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即，劳动生产率（Y/L）=资本装备率（K/L）×投资效率（Y/K）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2]职工工资等是用来提高职工收入、职工报酬、福利和生活；董事薪金等是用来提高董事工资、董事报酬。

[3]2005年劳动分配率的提高被认为是依赖进口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果。由于中小企业难以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计入产品价格中，所以这一时期效益普遍下降，最终财富也没有增加。详见《平成二十一年度劳动经济白皮书》。

[4]1997年以后，日本由于引进了美国型新自由主义的公司治理制度，因此紧接着就颁布了企业关系等制度改正法。星屋·永田（2007）以年表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另需特别指出的是，多尔教授对此则持相反观点。

[5]资料参考日本专业的并购咨询股份有限公司RECOF公司。

[6]根据《平成十八年度的经济白皮书》统计，企业所重视的利益相关者中，股东占8成，主银行占4成，职工接近7成。

[7]日本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译者按）官方主页上登载这样的说明：为了有效的利用储蓄，日本金融系统“有必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应有之作用”，“致力于再造一个与NY、伦敦并肩之国际金融市场”（http://www.fsa.go.jp/p_mof/big-bang/bbl.htm:2009年8月22日）。

[8]资料：OECD Labor Force Stat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