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变大国外交战略，不仅是对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再判断的结果，也是决策层对中国国际角色再定位的结果。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历史形态的差别。”[57]邓小平在考虑如何处理与大国的外交关系时正是从中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正确地判定国家的战略利益，除了准确地判断全球战略形势，还要准确地估计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和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恰当的与国情、国力相适应、匹配的角色。在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的实力和作用估计过高，自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国际共运的旗手、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与苏、美为敌，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建立自己理想的秩序。一度由于扮演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力的国际角色，导致与大国的关系十分紧张，影响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重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和地位，一方面，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因此与大国的关系不能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中国虽然穷，但也是有分量的发展中大国，因此不能附庸于大国，要有独立的政策。一句话，中国要扮演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际角色。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是穷，一个是块头大。块头大，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对这个分量不要轻视，特别是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们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增加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名不副实，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这点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58]据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中国不要在外交上比别的国家过分积极。其后他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我们的国力不强，不能无所不为，否则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应埋头苦干，把国内的事情搞好，这对世界就是很大的贡献。但我们也要有所作为。[59]
第一，在中苏美三角战略关系中，中国虽然力量最弱，但作用独特，分量不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认为，国际上存在中美苏三角关系，这个关系会对国际形势起很大作用。理由有四个：一是中国的块头很大、人口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二是中国比两个超级大国弱，但还是有一定力量的，并且这个力量也不是太小的；三是中国所代表的是第三世界，并不仅是它自己一个国家；四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而且已经成为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由于美苏既对话又对抗，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紧张关系所引起的矛盾。[60]80年代初，宦乡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报告的意见是，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苏美对峙仍旧，都有点想借用我，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61]从以后中国对美、对苏外交政策的变化看，基本上采纳了宦乡的意见。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62]
第二，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伸张公道与正义，但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大国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政策主张也就可能互相矛盾、冲突。中国认识到，从发展水平看，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和主张有共同之处，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大国，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实力更强大，但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地位代表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对抗。与大国对抗不利于维护、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63]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64]
第三，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扛国际共运的大旗，不做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搞“大家庭”。60年代，中国大批苏联修正主义，企图代之而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对立的一个“极”，甚至想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65]如此，苏联、美国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80年代后，在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问题上，邓小平主张不论战，不指手画脚，不输出革命，不要求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在具体政策上，中共也不再具体帮助许多国家共产党闹革命。这样，从根本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信任。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66]198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也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67]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结盟关系、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为敌的关系。1984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中国外长吴学谦会谈。葛罗米柯想把中苏关系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声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想夺取对社会主义的优势，想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东方，消灭社会主义，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威胁。吴学谦未予理会。[68]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69]
因此，中国改变结盟战略，是总结了结盟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进行再思考、再确定的结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