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环境下编辑的角色定位

二、国际化环境下编辑的角色定位

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地球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变得相互间更加了解了。地球村现象的产生改变人们的新闻观念和宣传观念，迫使新闻传播媒介更多地关注受传者的兴趣和需要，更加注重时效性和内容上的客观性、真实性。地球村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地球村是互联网的发展;是信息网络时代的集中体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形成，而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网络技术的全面运用使地球村得以形成。

在这个大村落里面，人们的相互了解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地球村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促使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了解，则成为世界出版业的使命之一。21世纪初，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步伐加快。编辑出版工作者们迅速在得到许多机遇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比如选题策划、装帧设计、编辑方法和编辑素质等方面都要求有很大的提高。在国际化的环境下，我国的编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1.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做民族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播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于出版业而言，这绝不是一句大而空的口号，而应成为国际化背景下我们的行动指南。经济一体化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但文化却可以被同化。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有过许多的困难和曲折，但时至今日，依然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是世界文化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有人说中国是一种文化的名称而不是国家的名称，如不其然，中国人不会这样长久地存在世界之上。国有兴亡，人生苦短，但文化却在它的创造者逝去后，仍然持续其生命，并继续流传几千年。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一个编辑出版人不可小觑的重要资源，也是值得编辑出版人挖掘一生的文化宝藏。

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我国打开了久封的国门，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力图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上的各项差距。即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商务印书馆依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积累，影印古籍是张元济主政商务期间最主要的出版方向之一。晚清翰林出身的张元济，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学知识，组织学者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分古书，既为商务赢得在文化界、读书界良好的声誉，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后来者王云五则深受他的学生胡适的影响，将新式标点、分段、注释、导读等新方法运用到古书的整理中，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易读、易解的经典读本。1902年到1914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仅丛书就有53种。

传播民族文化知识不仅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也包括对当代文化的发扬。当代各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到达的高度、当代各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都需要借助书籍来保存和流传。只有沉下心来，发掘国内的各种选题，将国内市场做足做透，才是应对国际化的基础。目前有些出版社出的书，既不反映时代风貌，也与文化积累无关，单从书名看，丝毫看不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这些书在国内就没有市场，相关人员反而还埋怨国家的相关政策不成熟，阻碍了其国际化发展的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地处九省通衢的湖北，与许多“京”字辈的出版社相比，并不具有多大的地缘和人脉优势。可是，该社在前社长周百义的带领下，立足开发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出版了诸如“二月河”系列、《张居正》等优秀的历史小说，还有“九头鸟文丛”等反映时代社会风貌的文学作品。在充分做好本民族文化传播的同时，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也自然地亮点频出。2004年4月，长江文艺出版社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小说《狼图腾》给我国图书市场注入活力，销量逾100万册。2005年8月31日，英国老牌出版社企鹅出版社正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约，10万美元预付款、10%的版税，买下《狼图腾》一书的全球英文版权。在我国每项版权输出所得版税不过5000美元的情境下，此次签约具有特殊意义。据《狼图腾》的策划编辑安波舜介绍，企鹅出版社亚洲区总裁彼得·菲尔德曾经谈到过看中《狼图腾》的原因:它的全球性。彼得·菲尔德认为，《狼图腾》是一个没有文化差异的动物的故事，人与动物如何相处、如何解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等，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包含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念，这样的题材非常适合海外读者。这对图书选题的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阐释。

2.编辑应该通过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国际化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

我国出版业与国际接轨，对图书编辑人员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编辑不能只是单纯的“文字匠”，而应是兼具专业特长的专家，知识面广的杂家，和会市场经营的商家，即所谓“三家”;应是集学者、设计师、儒商于一身的由多维知识构成的复合型人才，具有“学者的头脑、专家的知识、商家的眼光、兵家的谋略”，成为“三高”即高素质、高智能、高创造力的编辑;尤其是要注意学会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并运用到编辑工作中去;还要大胆进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用现代科技改造编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要想在国际化浪潮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风格和特色，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具体到编辑这个行业，则必须重点研究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编辑人员的培养和使用机制，以及他们对编辑人员素质的要求，从而努力缩小与他们的差距，甚至迎头赶上。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努力学习，成为复合型的人才是我国编辑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复合型的人才首先表现在对出版流程的整体把握。在整个出版流程中，编辑既要懂选题也要懂得组稿，将二者有机结合，在组稿中选题，这样有利于开阔思路。编辑还要懂得所有出版环节的基本知识，这样才能将各个环节衔接起来。目前正在推广的策划编辑制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还多限于内容的策划，仅仅实现了选题和组稿的结合。

其次，编辑要让自己的知识变得驳杂。我国出版社的编辑一般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但在整个队伍中缺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方面的人才，在组稿中常常忽视与市场的联系，因而，编辑要注重锻炼把握市场的能力。在保证稿件质量的同时，强化市场意识，加强成本核算，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提高全局把握能力;敏锐地把握时代信息，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多向思维、逆向思维。多学习一些与编辑出版密切相关的新技术、新知识，同时，了解版权和外贸的相关法律知识和交流常识。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不仅是国家相关规定对编辑素质的硬性要求，也是编辑在国际化环境下必备的基本技能。

最后，编辑不仅要做理论知识的掌门人，还要锻炼自己的各项能力。编辑要有调查研究的能力，对读者情况和作者情况进行调查，要积极参加各项研究活动，提高科研能力。编辑还要有识别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文稿的认识和选择有很高的准确度，运用思维的批判性去不断创新。创新精神是编辑必备的品格，有创新能力的编辑才能保持出书特色和独特的风格。编辑应当是社会活动家，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热情的态度，不断地从社会各方面吸取有益的营养，做好中介工作，在国际化环境下开放办刊、开放出书，在竞争中相互学习。

3.编辑应该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只要有不同的文化存在，文化交流就是必然、必需的。编辑人员在文化交流中自古以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化浪潮下，这种作用应该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国在文化交流上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凭借着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文化上也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渗透和颠覆。表现在出版领域，最明显的就是我国的版权输出远远弱于版权的输入。

输出和输入共同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两极，而这两极目前是明显不平衡的。编辑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工作对象是精神文化产品，理应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目前各类大型的国际书展，如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罗国际书展、台北国际书展和BIBF等都不乏编辑人员的身影。具体而言，编辑人员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文化输入的时候要精挑细选，选择那些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产品，同时还要完成舶来文化的本土化运作。鲁迅先生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曾经撰文批判过我们对文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为后世楷模。今天，我们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批判地引进”，这既是政治和文化角度所做的考虑，又是早已实现自负盈亏的出版单位必须要算的一本经济账。首先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需要在客观分析国内外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环境后，理性地作出决策。詹姆斯·帕特森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是非常有名的畅销书作家，但在欧美创造几百万销量的《伦敦桥》在中国市场则反应平平，就是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其次，必须保证翻译质量，语言要通俗、易懂，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口味。

第二，文化输出要讲究因地制宜。我们长久以来在文化输出上存在一个问题，总是单方面、不经过任何市场调查地认为，在境外能有市场的图书选题一定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比如武术、气功、中医等，而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这就好比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出版社没有了解市场，只是凭借编辑在书斋里面构思选题一样，这种做法注定导致很多的问题。另外，境外市场本身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要了解它，出版人必须能够深入到输出国和地区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合适的选题，实现选题的本土化。比如，美国人看重经济，德国人崇尚哲学，法国人追求艺术，俄国人热爱文学等。其次，编辑人才的本土化也是非常重要的。2006年，具有外资背景的桦榭和康泰纳仕两大公司就在中国本土上演了一出高薪“挖”人的大战，引起了业界一些争议，也值得我们思考。中国外文局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出资在美国成立了长河出版社，直接雇佣美国本地员工，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我们期待中国出版业能够借政策的东风，让那些有实力的出版企业和编辑人员也加入到这类尝试中来。

第三，文化输出应该以文化融合为最重要的手段。既然强势的文化输出常常事倍功半，我们就应该改变自己的文化输出方式，走文化融合式输出的道路，即用我国文化，与输入地的相关背景相联系，产生适当的文化产品。比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选题，《道德经》、《论语》等，除了翻译出原文以外，还应该结合欧美人的实用主义理念，撰述东方古老的哲学智慧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方面的文章，才会更加受欢迎。这种文化的融合往往还体现在细节中。2005年，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对汉语教学游戏光盘《一游记》中，就对“龙”的图像设计做了改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龙是图腾的象征，威风凛凛，而欧洲人更习惯类似恐龙的造型。为了打入欧洲市场，中方在征求了广泛的意见后，将龙设计成了一个虬鬓鹿角(中国式的)大腹便便(欧洲式的)憨厚笨拙的形象。这套光盘在巴黎风靡一时，后又被制作成了英文版、德文版等，都获得了不俗的业绩。龙的形象的改变虽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在推向欧美市场的过程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