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角色之变

记者／王衍(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

位于纽约曼哈顿东河畔42街至46街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应该是世界上每天升降国旗耗时最久的地方——随着太阳东升西落，193面各国国旗依次在大厦门口被升起落下。这样日复一日的一幕，至今在此上演了整整70年。

今年9月适逢联合国举办70周年系列峰会，《凤凰周刊》记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深入了解这栋38层的大厦，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真实存在。

在联合国总部的三个存在

与上世纪70年代“参与不投票”的沉默角色不同，如今的中国已然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平日里，联合国及其周边会有三个明显的标志，或可诠释中国的独特存在状态。

一个外围的标志是，络绎不绝的中国游客早就成为联合国大楼门口最为常见的风景，只要穿过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就能听到熟悉的各地方言。

穿过层层安保进入大厦后，坐电梯来到28和29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称“经社部”），就能感知到中国的另一个存在——这里是中国面孔最多、地位最高的地方。

在庞大的联合国机构中，经社部作为最为重要六大支柱部门之一，负责协助世界各国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自2007年开始，管理该部门的人首次由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担任。2012年前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接任沙祖康，成为来自中国的第8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样的人事易位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越来越靠近实权地位。

“因为中国发展得好嘛，所以就让中国外交官来管经社部，”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小型演讲中透露。这个显著变化来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大力支持，作为中国支持他的“回报”。

第三个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实习生出现在联合国。此次联合国70周年系列峰会的外围，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年轻面孔，他们多数担任会议服务人员。当《凤凰周刊》记者问起哪个部门的中国实习生最多时被告知，“哪个部门都很多吧！”

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无形中被赋予很高期待。其中之一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联大会议上讲到的——联合国的挑战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时的资金不足。

9月举办的峰会上，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联合国的措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免除了一系列国家的债务。对此，潘基文还向习近平当面致谢。

但这显然满足不了联合国的胃口。10月上旬，联合国会费委员会传出消息，拟将中国2016-2018年的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分摊比例可能从现在的5.148%上升到7.92%，从第6位上升至第3位。中国方面立即反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称，反对任何在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几年来联合国内部时常出现渴望中国增加会费的声音。”一位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对《凤凰周刊》记者私下透露，“大家明明知道，中国虽然综合国力强大了，但人均水平还远远在发达国家之后。但这就是联合国啊，如此现实的国际平台。”

维和分量越来越重

除了资金，中国今年在联合国舞台上的另一个历史性转变，莫过于增派维和部队人员。

9月末，中国宣布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这样的规模无疑突破以往：按照中国官方资料显示，目前有3100多名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为和平值守；而这也是官方首次高调宣布中国参与维和的性质转变。

“中国此次的转变令人兴奋，我们确实需要增加维和的战斗力。”联合国维和任务部负责公共事务的首席执行官尼克·比恩巴克（Nick Birnback）告诉《凤凰周刊》，“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维和任务，当时派的主要是工程师，他们到了现场也不太与人交流，而是低头做自己的事。现在不同了，中国不仅派出了战斗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也变得更加活跃。”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9月在大陆官方媒体上称，“自1989年以来，中国派出3万余人次参加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梳理中国参与维和的历史不难发现，此前中国在维和人员的派遣上主要集中在工兵部队、医疗部队等非战斗部队。微妙的变化逐步发生：从向东帝汶派出维和民事警察，到派出成建制警察分队参加海地维和，再到派遣成建制安全部队参与马里维和，以及最近派遣战斗部队去南苏丹维和。

某种意义上看，中国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的行动，也被外界视为中国外交的试金石。原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维和，打破了毛时代‘不向海外派遣一兵一卒’的外交政策。”而在2014年中国维和步兵营首次走出国门，更被外界视为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突破。当时据《外交政策》杂志披露，这些皆是中国主动的意愿。

尼克认为，在目前联合国16个维和区域中，中国对南苏丹最感兴趣，“因为那里有中国的利益”。据悉，目前中国从南苏丹进口的石油占其海外进口石油总量的5%。因此也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去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而不是维护当地和平。

在记者问及联合国如何进行维和任务分配时，尼克并不避讳，“我们不排斥考虑到中国（派维和部队）去南苏丹的诉求，同时也会对其他地区有所兼顾，如果某个地区的维和人员已经足够，联合国也有权对申请国说‘不’。最终会有一个平衡的结果。”

谈到各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平等性问题时，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东燕曾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维和行动的每一个参与方都是各国精锐部队，但往往是发达国家出资多、派出的人少，发展中国家派出的人多，因而在战场上牺牲的也多。”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尼克回应说，“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拥有最先进而强大的部队，因而他们派遣的往往是最高指挥官等少数高职位的维和人员，而发展中国家派出的则是具体作战的部队。”

9月末，联合国罕见举办了由5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与的“维和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到，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有18位中国军人和警察在维和行动中牺牲。这番话也让在场的其他国家元首不胜唏嘘。

弃权票背后的大国博弈

一项事关全球问题的决议是否重要，要看它从联合国庞大组织机构中的哪个部门产生。像维和任务这样重要的事务，就来自于绝对的“中枢神经”——安理会。

相比其他没有强制力的领域和机构，联合国安理会是所有国家紧盯的平台。安理会会场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路过的人都会对它所代表的分量肃然起敬——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所称的“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的安理会决议具有强制性。

如何处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关系，是历任联合国秘书长最为“头疼”的工作之一。

“潘基文必须非常小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éphane Dujarric）笑着向《凤凰周刊》记者说，作为联合国的五大主要建立国，每个国家都会在关键时刻提醒联合国秘书长应负的职责。要知道，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大国关系而没有获得连任。“我们时常开玩笑说，联合国秘书长有时候更多是‘秘书’，而不是‘长’。”

作为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像联合国总部大厦内标志性的长城挂毯一样醒目。9月末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刚说完“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票永远代表发展中国家”这句话，立刻获得了台下一片掌声。这不仅因为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是因为这个平台上多个国家利益交锋的现实。

“尽管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中国不曾像其他四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那样占据绝对的重要性位置，但也肯定不是‘二等公民’。如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安理会的决议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俄罗斯的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高级官员尼古拉·盖尔金（Nikola Galkin）告诉《凤凰周刊》。

否决票是中国参与联合国国际事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杀手锏，这张牌所牵连的国际利益残酷而微妙。梳理中国在历史上所投的反对票，多数与俄罗斯立场一致。“尤其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态度倾向于俄罗斯，其投票或弃权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尼古拉说。

而中国的弃权票，也往往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据陈健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理会谈判桌上的气氛异常紧张。中国手里的这张票把当时的中美关系推向了喉咙眼。“那会儿中国还受着美国的经济制裁，关系很紧张；但最后中国仍投了弃权票，给美国开了绿灯。随后美国马上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中美关系破冰。”

如此这般重要的权力，自然是各国眼中的肥肉。巴西、德国、日本、印度因此组成“四国集团”，多年来一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今年联合国70周年的系列峰会上，上述四国国家元首再次重申了此诉求。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不想让自己在安理会的权力被其他国家稀释，另一方面最在意的当然是日本。”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李铁成告诉《凤凰周刊》，多年来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态度鲜明。2005年安南时代对联合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方案差一点在一次审议后被通过，“当时有近2/3的国家通过了投票，关键时刻中国开始一一做工作，甚至准备动用手中的一票否决权。好在最终（改革）没有进行。”

再激烈的冲突也是平常事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遭遇的博弈，还远不止这些。“只要涉及到台湾问题，中国一定是跳脚的。”尼古拉回忆说。据悉，中国自1993年以来多次挫败台湾当局收买少数国家向联大提交的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提案，以此维护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严肃性。

人权问题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在联合国“斗得最狠的”。据李铁成回忆，“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上，关于中国的人权议题每年都会被提出要不要讨论，这时中国都会努力地在法律程序上把这个动议打掉。因此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真正的讨论。”

不过，再激烈的冲突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都是平常事。“各国代表会为了一个议题没日没夜地辩论。很多问题，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看法。”经社部政策协调部部长约普·突尼森（Joop Theunissen）谈及此处满脸苦笑。他告诉《凤凰周刊》，一旦出现争议，自己和部门同事们就需要通宵达旦地“陪同”各国代表进行谈判。

“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了当今国际体系。”不久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媒体上称，“中国对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中国也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

2014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现场。

这也多少反映在二战后的联合国舞台上。沙祖康曾公开指责“联合国重安全轻发展”，而这种意见近二十年来在中方的外交态度中十分常见。

对此，陈健和吴红波并不赞同。他们提到，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也接受了来自联合国的发展援助。“从2000年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到今年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还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只是在舆论的呈现上，发展问题不像安理会的决议那样显眼。”

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至今，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合国舞台上呼吁过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变与调整。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和2009年，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今年9月，习近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为了储存成千上万的会议要点，联合国的图书馆每年都会如期出版《联合国年鉴》。在这本厚重的书籍内，上述所有关于“中国”的点滴都会记录在案。若干年后，再打开这本年鉴时，或许能回忆起中国参与构建国际秩序之路。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

2015年4月7日，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后续分队的130名官兵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启程，前往南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