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世事之变迁

所罗门说这世间并无新事。^[1]甚至像柏拉图以为所有知识都不过是回忆^[2]一样，所罗门亦认为任何新事都不过是被人遗忘之往事。^[3]由此看来，勒忒河^[4]不仅流在冥国，而且也淌在人间。有位深奥的占星学家^[5]曾说，天地间只有两种东西恒久不变，一种是相互间永远不即不离、保持等距的恒星，一种是永远严守时刻的周日运动^[6]，除这二者之外，世间万物都转瞬即逝。毋庸置疑，万事万物都一直在不断变化，从未停息。但这世上有两块巨大的裹尸布，它们能把过去的一切都埋入忘川，这两块裹尸布就是洪水和地震。至于大火与大旱，它们虽可造成毁灭，但不会使人类绝种。法厄同驾太阳车不过就跑了一天。^[7]以利亚时代那场大旱虽延续三年，但却只限于一域，结果人们仍熬过了旱荒。^[8]至于在西印度^[9]常见的由雷电引起的大火，其燃烧范围也总是有限。这里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虽说在毁灭性的洪水和地震中也有人逃生，但幸存者往往都是些无知无识的山民，他们不可能对过去作任何记载，结果就和无人幸存一样，所有往事都被湮没在遗忘之中。若对西印度人详加考察就会发现，与旧大陆的各民族相比较，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个更新的人种，或者说是一个更年轻的民族。而更有可能的是，虽说埃及的祭师曾告诉梭伦大西岛之沉没是由于一场地震^[10]，但曾经发生在西印度的毁灭性灾难却并非是地震，而是一场特大的洪水，因为在那些地区地震很少发生。而且从另一方面看，西印度有许多浩荡的大河，与之相比，欧、亚、非三洲的河流不过是小溪。另外他们的安第斯山也远比我们欧洲的山脉更高。因此可以想象，那里残存的人类正是凭借高山才得以在那场特大洪水中获救。至于马基雅弗利的看法笔者倒不以为然。他认为往事被人类遗忘主要是因为宗教相争，并诬蔑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倾其全力消灭多神教之古迹古俗。^[11]但笔者以为宗教狂热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也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譬如紧随格列高利之后的萨比尼安教皇就曾复兴多神教的风俗习惯。^[12]

第十重天^[13]的变化不宜由本文来讨论。但如果这世界能延续世人所想象的那么久，那柏拉图所说的“大年”^[14]也许倒真会起什么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并非是使每个具体的人死而复生，而是使整个世界周而复始（有人以为天体对世间细小纤微的事也有精确的影响，但这只是想象，并非实情）。彗星对世间大事无疑也具有影响力和作用力，但世人只是对其运行轨道进行注视和观察，而忽略了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各种不同的影响，即忽略了通过观测不同彗星的亮度、颜色、光线变化以及出现在天上的位置或持续时间，从而得知何种彗星可带来何种影响。

我曾听说过一件有趣的事，而我不想让此事不被人稍加注意就完全丢开。据说有人在低地国家^[15]（我不知道在哪个地区）观察到，那里每隔三十五年就会出现一次相同的年景和气候，如严霜、多雨、大旱、暖冬和凉夏等等。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复初”。我之所以想提及这件事，是因为我回顾过去时亦发现有相似现象。

现在且让笔者抛开自然界之变迁，转而谈谈人世间的变化。人世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宗教派别的更迭，因为宗教对人心的控制就好比轨道对行星的支配。真正的教会建立在那块磐石之上，^[16]其余的教会则颠簸于时间的汪洋。所以笔者在此只谈谈新教派产生的原因，并就此提供一点建议，以期人类微弱的识别力能制止如此巨大的变更。

当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教会因内部倾轧而四分五裂，当教徒们的神圣感已衰弱殆尽，其行为作风也开始有辱教门，而且这种情形又发生在一个愚昧无知的野蛮时代，那世人便可担心会出现一种新的宗教，尤其是再遇有什么张狂怪异之人自封为新教领袖的时候。当年穆罕默德宣布其律法时就正处于一个具有上述所有特点的时代。但新教派若不具有以下两种特性，世人对其就不必担心，因为它不可能广为传播。这两种特性之一是要取代或反对已确立的权威，须知最得民心的行为莫过于此；其二是允许教徒过一种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生活，因为纯理论的异端邪说（如古时的阿里乌派^[17]和当今的阿米尼乌斯派^[18]）虽然也能极大地蛊惑人心，但却无力造成政局的重大变化，除非他们借助于政治活动。新教派之树立有三种方式：一是借用神迹和奇迹，二是依靠雄辩而明智的布道，三则是凭借武力。至于以身殉教，笔者将其归入奇迹一类，因为殉教之行为似乎超越了人性的力量。而且我还可以把至善至美的圣洁生活也归入奇迹。无可置疑，要防止宗派分裂和新教出现，教会只有革除陈规陋习，调和小的争端，实行温和政策，放弃血腥迫害，对异教发起人运用说服和提升的办法加以争取，而不用暴力和仇恨的手段将其激怒。

战争之变化可谓无穷无尽，不知凡几，但主要的变化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发生战争的地域，二是作战使用的武器，三是运用的战略战术。古代的战争似乎多是由东向西，因为充当侵略者的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都是东方民族。高卢人当然是西方人，但我们从古籍中得知他们只进行过两次侵略，一次是侵入加拉西亚，^[19]另一次是进犯罗马。^[20]不过东方和西方在天上并无明确的坐标，^[21]故古人对后来的战争不再有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的明确记载。但南北两方的方位有明确坐标，所以世人确切地知道少有或不曾有远在南方的民族入侵北方，而相反的情况倒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世界之北部事实上是个更好战的地区，这也许是因为那个地区的星象^[22]，也许是因为北方有广阔的陆地（而据世人所知，南方则几乎全是汪洋），要不然就是因为那个更为明显的原因，即北方地区的寒冷，而那种寒冷使当地居民无须训练便可在身强力壮和勇猛无畏方面无与伦比。^[23]

当一个大国或帝国开始分崩离析、风雨飘摇的时候，世人便知肯定会有战争，因为那些庞大的帝国在强盛之时，往往都削弱或取消了它们所征服的各民族国家的武装，整个帝国的防御都依靠统一的帝国军队，所以当帝国衰微时，帝国大家庭的各民族国家也随之没落，成为外族人掠夺的对象。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情形就是如此。^[24]查理大帝之后的查理曼帝国也是这样，每只鸟都夺得一片羽毛^[25]。而要是西班牙帝国一旦分裂，其结局也不会例外。多个王国之结盟与合并也同样会导致战争，因为当某个国家变得过于强盛时，它就会成为一场必然要泛滥的洪水。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已见于罗马、土耳其、西班牙和其他帝国。当这个世界的未开化民族占绝对少数，而且当他们多为不知其谋生手段便不愿结婚成家或生儿育女者时（当今除鞑靼地方^[26]外世界各地的蛮族差不多是这种情形），这个世界并无人口泛滥的危险。但若有人口众多的民族继续繁衍生息而不筹划其国计民生，那他们每隔一两代人就必然要将其人口之一部分迁往他处，而古代北方民族曾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这种迁徙，即根据抽签来决定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应该离乡背井去自谋生路。^[27]当一个尚武的国家日薄西山之时，它也肯定会招来战争，因为这种国家在武力上走下坡路时往往会在经济上变得很富有，所以早已成了别人想啃的肥肉，而它们军事上的衰微必然会鼓励他国对其用兵。

说到武器的使用，这几乎无章可循且不大为世人所注意，然而笔者仍发现，连武器之使用也有其变化与轮回。可以肯定的是，世人已知印度人在奥克斯拉斯城之战中曾使用过火炮，即那种被马其顿人称为雷电或魔火的武器。^[28]而众所周知，中国人使用火炮大约已有两千年历史。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有以下变化趋势：一是要能攻击远处目标，以减少使用者的危险，这种变化已见于大炮与滑膛枪的出现；二是攻击力要强，在这方面大炮已超越了各种攻城槌和古代的所有发明；三是要使用方便，即要容易携带，容易操纵并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使用等等。

至于战略战术的变化，起初人们作战很依赖军队的数量，战争主要是靠兵力和士气取胜。那时候他们往往是选定日子对阵厮杀，在公平的战斗中决出胜负。可以说当时他们还不懂排兵布阵。后来他们慢慢懂得了兵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并逐渐学会了抢占有利地形和迂回包抄、声东击西等战术，而且指挥部署的能力也大为提高。

一个国家年轻时往往武事最盛，到壮年时其学术则会繁荣，然后会有一段文武并兴的时期，最后便步入文竭武衰的残年，但此时其工艺技术和商业贸易则最为发达。学术也自有其幼稚的童年期，接着才有风华正茂的青春期，然后是厚积薄发的壮年期，最后便步入每况愈下的暮年晚景。然而这轮回变迁之世事不宜多看，以免那无常的巨轮令我们头晕。至于无常的巨轮是如何旋转，那不过是一整套妄语虚言，故不宜由本文来加以解说。

[1] 《旧约·传道书》第1章9节云：“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之传道者即大卫王的儿子、耶路撒冷之王所罗门）

[2] 参见柏拉图《对话集·斐多篇》。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人降生尘世前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但降生尘世后灵魂被肉体禁锢，人便失去了自由和知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就得闭目塞听，用精神的力量唤起对理念世界的固有记忆。

[3] 《旧约·传道书》第1章11节云：“从前之事今世无人记得，将来之事将来的后世亦不会记得。”

[4] 勒忒河乃希腊神话中冥国之忘川，入冥国之鬼魂饮一口忘川水就会忘却人间和世事。

[5] 西方学者多认为这位“占星学家”可能指意大利哲学家泰莱西奥（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因其《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juxta propria principia）第1卷10章中有相似之说。另培根对泰莱西奥推崇备至，称其为“第一个现代人”（first of the moderns）。

[6] 周日运动（diurnal motion）乃天体在天球上每一恒星日内绕天轴由东向西旋转一周的运动。这实际上是地球自西向东绕轴自转的反映。

[7] 据希腊神话传说，法厄同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后与阿波罗混为一体者）之子，他曾私驾其父的太阳车狂奔，险些使整个世界着火焚烧，幸宙斯见状用雷将其击毙，遂免大难。

[8] 事见《旧约·列王纪上》第17章—18章。

[9] 当时世人用“西印度”称新发现的美洲。

[10] 关于梭伦在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和小亚等地）的10年游历，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都有所记载。关于“大西岛”沉没一说可参阅本书《论预言》末段及其注释。

[11] 参见马基雅弗利《论李维》第2章5节。

[12] 萨比尼安教皇在位时（604年—606年）曾出现过多神教之复兴。

[13] 参见本书《论叛乱与骚动》第4段相关注释。

[14] 参见柏拉图《对话集·蒂默亚篇》。古代西人视所有天体在完成其所有公转之后重归世界开始时它们所处的起点那一年为“大年”（great year），并认为世界从这一年又重新开始。赫拉克利特认为一个大年的周期为80000年，但一般人认为是7777年。现代天文学仍沿用“大年”这个术语，但指春分点沿黄道运动一整周的周期，约为25800年。

[15] 16世纪以前指尼德兰地区，后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

[16] “真正的教会”指基督教会，“磐石”之说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

[17] 阿里乌派是早期基督教一“异端”教派，其领袖阿里乌（Arius，约250—336）拒不接受“耶稣（圣子）与上帝（圣父）同性（同体）”之正统信条，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该教派还反对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深得下层人民拥护。

[18] 阿米尼乌斯派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一“异端”教派，其领袖阿米尼乌斯（Arminius，1560—1609）为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他坚决反对加尔文的“先定论”（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和来生是否得救都是在其生前由上帝决定的）。

[19] 加拉西亚（Galatia）乃古时小亚细亚一地区（在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279年高卢人侵入该地区并建立加拉西亚王国，该国于公元前25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20] 公元前390年，波河流域的高卢人长驱直入，直逼罗马，战败的罗马人不得不退守卡匹托尔山凭藉神庙的庇护进行抵抗。关于这次战事有段史学家们不弃的传说：当罗马人向高卢人交赎城的黄金时，有人抱怨高卢人在秤上做了手脚，于是高卢人的首领布伦努斯（Brennus）将其佩剑又压上砝码并厉声吼道：“战败者活该！”（Vaevictis！）

[21] 意即东方和西方不像北方那样有北极星作为坐标（East and west are not marked in the heavens by a particular star in the way that north is fixed by the polar star）。

[22] 英国学者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2）在其《大成集》（Opus Majus）中持这种观点。

[23] 此段中所说的南方和北方是以欧洲为中心而言，更准确地说是以西南欧为中心。在中世纪前半期，较文明的西南欧人并不把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视为自己的同类。关于这种地域和人种上的分野以及战争总来自北方的原因可参阅刘村译《北欧海盗史》之引言及部分章节（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4] 对风雨飘摇中的罗马帝国进行“掠夺”的外族人有西哥特人（公元410年攻占曾千年不陷的罗马城，使之匍匐在“蛮族”的脚下）、汪达尔人（先入西班牙和法国，后于439年攻占迦太基）和匈奴人（443年进兵君士坦丁堡，东罗马战败求和，向匈奴人交纳岁币）等。

[25] “夺得一片羽毛的鸟”也许指后来将帝国一分为三的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也许指夺得地中海西部控制权的阿拉伯人、夺得多瑙河流域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和夺得法国西北部滨海地区的诺曼人等。

[26] 这是个较模糊的地理概念，中世纪时指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大片地区。

[27] 相传最初从北方迁徙（或曰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就是用抽签的方法从他们的部落中选出的。

[28] 公元327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大军曾占领过印度西北部。但关于印度人使用火炮一说似乎并无正典记载。据说菲洛斯特拉托斯所著《阿波罗尼乌斯传》言及印度人用火炮事，但阿波罗尼乌斯在当时（公元1世纪）就被世人视为术士（Magician），其言不足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