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成功实施对外文化交流，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有力协作和配合。要在新形势下增进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经济上的竞争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在充分调动国内智库、媒体、公众等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培育包括国外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第三意义世界力量，发挥其文化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现代国际政治的形成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定而揭开历史序幕的，由此也奠定了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基础。可以说，长期以来，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几乎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
包括外交在内的国内国际政治完全由国家独家把持，“舍此别无分店”的垄断状况，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等非官方的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的日益增强，而受到了严重挑战。世界政治从此出现了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多权力中心国际体系过渡的趋势。也就是说，一切政治事务由主权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一手独占的特权，遭到了世界权力分布“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的强大挑战。当前，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向全球化，建立了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治理机构和各种区域性的治理机构，在世界各国以政府机构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得到加强，并与国际社会在政治影响上形成互动之势的同时，另一类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即非政府组织（NGOs），包括国际社会中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亦飞快地生长起来，它主要包括体育机构、医疗卫生组织、工会组织、党派联盟、政治组织、环卫组织、研究机构、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及各种专业协会与组织等。这其中又以非政府组织最具代表性。非政府组织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2年在其决议中对非政府组织下的定义是：“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均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迅速壮大时期。目前，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多达4万个，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国家不再是主宰国际事务的唯一角色。参与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国家议会、私营公司、大众媒体、大学、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认为自己是人类大家庭一部分的每个男人和女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被视为国际体系内最根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出现及其在国际政治中主体资格的认定，打破了一直由国家独享国际体系行为体的局面。国际体系内从此有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分。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为国际政治发展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正如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指出的：“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39]在当代，非政府组织不仅对传统“国家中心论”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形成冲击，而且在动员社会舆论，表达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增进国际社会的交流和了解，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涌现和崛起，意味着任何政府在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时，都必须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见解，以获得更多公众的支持。由此，彻底改变了主权国家主导国内国际一切公共事务的一统天下格局，打破了外交为国家垄断的局面，迫使政治家和外交决策层不得不与其他社会行为体分享某些外交权力，从而使外交工作逐步走向公开化、透明化和大众化，同时也使得国际政治和外交工作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国家外交政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非政府力量同政府、企业一样，成为推动世界政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正如奥巴马的顶级技术顾问和希拉里的高级创新顾问亚历克·罗斯所说：“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的交流这种模式。”[40]
（二）借助第三管道，推销中华优秀文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日趋增多并日渐活跃，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关系发展固然要积极吸引国内人民的广泛参与，但也要更多地利用在华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留学生、访华学者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为中国作注解，以矫正视听。这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宣传、演说相比起中国人来其准确性和说服力往往能得到人们更多的信赖。奈曾说：“美国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人不是美国人，而是了解美国优劣的当地代言人。”[41]此话可谓一语中的。
1.国外非政府性组织
非政府主体是指“除统治集团中的执政集团外的一切力量，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统治集团、统治阶级中的非执政力量，是指一切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企业、学校、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等”[42]。非政府主体具有力量宏大、群众基础雄厚等优势。在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非政府主体不但对国家政府外交决策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还能够利用传统的组织手段和新的通信技术来充分发挥其世界影响力。新形势下，中国不仅要加强同政府主体的文化交往，还要大力发展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主体如政党、议会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同这些文化主体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友谊合作，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2.海外留学生
留学生的交流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马修·弗雷泽曾这样评述美国的留学生交流：“软实力也包括有助于输出美国模式的艺术交流和学术机构的安排——比如巡回展览和学者交流项目。如果外国学生在美国攻读学业，他们学成回国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深深经历了美国价值观、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的浸染。”[43]
自新中国成立开始，留学生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就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10年有来自194个国家的26.5万余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别在全国620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留学生即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者，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播者。加强留学生教育和交流既可以推动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又能促进国家公共外交，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在外国留学生中间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大力培养“知华派”，让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能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使他们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员。
为此，国家要把培养海外留学生上升到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加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力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有意识地借助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力量，通过更紧密更深层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培养“知华”的外国留学生。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海外留学生数量多、分布广的优势，推进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3.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身份特殊，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优势。一方面，他们一般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社交圈子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比较客观、理性，不易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更客观、公正，更具信服力，更易影响主流社会，甚至影响所在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他们不仅在促进政府间开展文化交流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促进更广泛的民间文化互动方面能够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例如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费正清，之所以在美国、中国乃至世界家喻户晓，固然与其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列入20世纪最伟大的书《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有关，但更重要的恰如有些学者所说，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武林高手常言借力发功可“四两拨千斤”。充分发挥这些国际友好人士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开发这些“软资源”和“软资本”，对全面展示中国的文化风貌，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4.海外侨胞
华侨华人长期生活在海外，海外华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宗教信仰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同文同种”是华人的共识，海外华文教育被视为“留根工程”和“海外希望工程”。[44]由于他们了解中国，其观点也较为客观公正，所以海外侨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播者，是在海外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和促进国际理解的最好的“民间大使”。正如有学者所说：“与住在国民众联系广泛，熟悉中外文化，熟悉海外文化市场的运作模式和发展趋势，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具有独特优势，担负着重要使命。海外侨胞把我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真实地展示出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积极正面的形象。”[45]
因此，中国必须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联系与合作，依托和发挥海外侨胞的平台、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华文媒体向华侨和侨居国人民大力宣传和介绍中华文化，使住在国政府和人民更加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在与当地主流文化的不断交融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为有数据表明，目前海外华文媒体在绝对数量和分布广度上并不弱于英文媒体。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体有500多种，其中固定出版的日报有100多家，华语广播电台70多家。若能利用他们的力量和管道，吸引他们参与到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列中来，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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